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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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預料到作為這偉特葯廠的總代理，需要投資這個我能力負擔以外的數字。”

“金信暉的遺產還沒有到手嗎？”唐襄年問。

“我只佔其中的三分之一，還得有一個百分比屬於健如母女的。”每提到此事，我就覺著濃郁的委屈和恥辱，因而要回一回氣才能繼續說下去:“除非我可以打贏官司，把小叔子的監護權取到手，那麼，我控制了金家的三分之二產業，就比較容易調動資金，即使多的是不動產，也可以向銀行進行按揭。”

“勝訴的機會如何？”我搖頭，不願意想起羅本堂律師的忠告。

唐襄年說:“先等著大偉的答覆再算，他回到美國總部彙報之後，很快就會把合約寄來，你是否簽下去，其時再做定議。不過，方心如，我很誠懇地告訴你，這是一個發達的大好機會，真正是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問題在你。”我並沒有迴避唐襄年的目光。

我知道問題在我。

“待我的官司大定了，知道了結果，再去考慮其他問題吧！”我是這樣說。

唐襄年答:“官司贏了輸了，情況都是大同小異，你必須得到利必通銀行的支持，才能做得成這單大生意。贏了，銀行要求你注資的基本金額可以拿得出來。輸了，你連起碼的本錢也缺乏，要多籌一筆現款，如此而已。”我完全明白唐襄年的意思。銀行如果肯支持生意金額的百分之八十已經相當理想了，其餘百分之二十自然是必須的本錢。換言之，我即使有那百分之二十的本錢，也須安排其餘的借貸，把握何在？無非都在唐襄年個人身上。

要永隆行提出什麼幫忙與保證，在今是困難重重的。

客觀上，永隆行未有強勁的銀行關係；主觀上，太多永隆行的股東，也就是我那些直系親屬，不會願意幫助我去創業，這是肯定的了。

筆此，問題在我。

我肯不肯付出代價？

不肯。

當我走出了唐襄年的辦公大樓，獨自在中環的街道上踱步時，我仍是意志堅決的。

唐襄年說只要晨早起來洗一個熱水澡，忘記昨夜星辰，無人知曉，就能重新為人。這個意念是驚人的，我無法接受。

我固然不愛唐襄年。

他也不見得愛我。

愛一個人，一定期望與之長相廝守。

我只不過是他的一份好奇、好、刺、娛樂、發洩。我並不甘心成為玩物，不可以，這是極之有損尊嚴之事。

人沒有了尊嚴，還怎麼活得下去？

整件事就這樣告一段落吧！

偉特葯廠的一個發財夢自今天起甦醒就算了。

滿城都生機，我還會有燦爛的明天，何必急著把自己拋售？

明天，一定會更好。

我有這個信心。

然而，很可惜，有時，自信與成功劃不上對等符號。

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一總親人站在法庭做供時，說出來的話。

方健如的供詞說:“我曾經對大姐提出過重抗議，認為由一個女傭帶著三個孩子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尤其是我和大姐都要在永隆行上班，晚上還有一些非去不可的應酬，本無法分心分神在照顧兒女上頭，因而，我堅持要四嬸一個人帶詠詩，而大姐仍然只依賴牛嫂去照料三個小孩子及金耀暉。”這暗喻的惡毒還比不上我另一位妹子方惜如，她在回答律師的問題時，挖空心思去冤枉我、誣害我，那種心腸的狠絕，令我有當場吐血的衝動。

律師問她:“你有沒有留意方心如跟金耀暉的相處與關係？”方惜如答:“有的。他們相處得非常好。大姐跟這小叔子的相處時間甚至比她的那幾個親生兒還要多。”

“方心如在廣州是不是已經習慣跟金耀暉有親密的相處？”律師又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