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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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的發展，實在出人意表。第一、常州在李鴻章部下郭松林、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李鴻章及常勝軍戈登合力猛攻之下，於四月初六十復；接著久守鎮江的馮子材進克丹陽。大家都以為這兩支軍隊會師以後，一定乘勝西趨，直撲金陵，為曾國荃助攻。哪知李鴻章儘管朝旨催促，卻以傷亡過重，亟須整補為名，按兵不動。這是為左宗棠、胡雪巖所預料到的，李鴻章不願分曾國荃一心想獨到的大功，有意作態。

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夢囈的“詔令”說“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過了兩天“天王”服毒自盡，實現了他“上天堂”的諾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歲兒，名叫“洪天貴福”；稱號喚做“幼天王”消息外傳，都知道曾國荃成大功在即，頗有人高杜少陵的“青作伴好還鄉”作亂後重整家園之計。而京裡重臣、京外督撫，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國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國十餘年的積聚，盡萃於“天王府”足可用來裁遣將士，恢復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於江南及湘軍，但應解的協餉，可以不解，就等於增加了本地的收入。象左宗棠就是打著一把如意算盤，認為曾國荃一克金陵，廣東便將覆成浙江的餉源。他曾跟胡雪巖談過，到那時候，要專摺奏，派他到廣東去會辦釐捐。胡雪巖口頭一諾無辭，其實不當它一回事；在他看來，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掃左宗棠的興，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在李鴻章所撥借的炮隊協攻之下，曾國荃所部在五月底攻佔了“龍膊子”其地在江寧城外東北的鐘山之巔，居高臨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無策了。曾國荃用兵，獨得一“韌”字；苦苦圍困到這般地步，要韌出頭了，更不肯絲毫怠慢，下令各營，由四面收束，直往裡，近城下，晝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無時或已的炮聲，遮掩他掘地道的聲響。

金陵圍了兩年，曾國荃從朝陽門到鍾門，挖過三下多處地道，有時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隨死隨埋，叢葬其中；有時是為長所發覺，煙燻水澆，死者論百計。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內的士兵，忽然發現一枝長矛刺了下來；其實是長行軍休息，隨意將矛一，而官軍輕躁沒腦筋，使勁將那枝矛往下拉，長始而大駭，繼而大喜，掘地痛擊，功敗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貴州人，也是曾國荃部下高級將領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為孤立其間，不能不格外賣力，免得遭受排擠。曾國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銜記名總兵，派他經理營務處。此時再挖地道，由他與記名提督河南歸德鎮總兵李臣典共同負責。

從六月初八開始，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炸藥，可以作最後的攻擊了。曾國荃問部下諸將:哪一營“頭敵”；哪一營“二敵”？

諸將默無一言。便按官職大小，個別徵詢。官階最高的是蕭孚泗，已經補上福建陸路提督，他依舊沉默；便只好問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願打頭陣，但要朱洪章撥一兩千兵給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來當頭。”事情便這樣定局，還立了軍令狀，畏縮不前者斬！

六月十六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藥。地道中的炸藥有三萬斤之多，進口之處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極的竹伸入地道，內用布包炸藥填，作為引線；引線點燃以後，但聞地底隱隱如雷聲，卻不爆發，天空中的驕陽，水爍金一般，炸藥決無不燃之理；萬千將士揮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這樣過了一個鐘頭之久，地底連那隱隱雷聲都消失了。

過去亦常有不能引發炸藥的事情；這一次看起來又是陡勞無功。各營將士，無不失望，正準備先撤退一批部隊，分班休息時；突然間，霹靂之聲大作，彷彿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門的一段城牆，約有二十多丈長，隨煙直上，聳得老高，成為聞所未聞的奇觀。

這有個說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徵發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功夫，方始完工，周圍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週四十餘里、西安城週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與高之外，最大的特是堅，城以花崗石為基，特為燒製的巨磚為牆；磚與磚之間，用石灰泡糯米漿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漿水塗敷，所以在城外隨便指一處敲擊，都會顯出白印。五百年來刀槍不入，水火不侵的城牆，畢竟還敵不過西洋的炸藥；只是被炸以後，磚磚相砌，過於堅牢，所以才會造成二十餘丈長的整段城牆，飛入空中的奇觀。後來知道，這段城牆飛出一里多外，裂成數段落地，打死了數百人之多。在當時，朱洪章奮身向前，左手執旗，右手刀，大呼上城。於是九門皆破，有所謂“先登九將”除朱洪章、李臣典、蕭孚泗以外，還有記名總兵武明良、熊登、伍維壽、提督張詩、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記名道員彭毓橘。捷報到京，自然要大賞功臣。據說文宗在，曾有諾言:平洪楊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後，異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沒有。因此，親貴中頗有人反對實現文宗的諾言；形成難題。最後是慈安太后出了個主意，將一個王爵，析而為四，曾國藩功勞最大，封侯；其是曾國荃，封伯；接下來是一個子爵、一個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蕭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為不服。論破城當之功。他實在應該第一，首先登城，生擒偽勇王洪仁達，佔領“天王府”而曾國荃奏報敘功時，卻以李臣典居首；據說，當朱洪章佔領“天王府”看守到黃昏時分，李臣典領兵馳到，自道“奏九帥之命接防”於是“天王府”歸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光天化之下“天王府”無緣無故起火，燒得光。事後曾國荃奏報，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顆偽璽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李臣典敘功居首的奧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將”中甚至不如孚泗還落得一個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無論提督總兵缺出，儘先提奏；並賞穿黃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雖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一口氣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帥”理論。曾國荃大概早有防備，應付之道甚絕，他說:“我亦認為你應居首功。但敘功的奏摺，是由我老兄拜發；聽說是他的幕友李某搗鬼。”說著，從靴頁子裡拔出一把雪亮的雪子，倒持著遞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個姓李的。”朱洪章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黃梁一夢，錫爵之恩；黃馬褂、雙眼花翎之榮，竟不克親承寵命；恩旨到時，已經一命嗚呼。據曾國荃奏報，說他攻城時“傷及，氣脈阻滯”因而於七月初二不治出缺。卻又有人說，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玉子女，任所取攜；李臣典一夜之間，御十數女子，溽暑不謹，得了“夾陰傷寒”一命嗚呼！當然，這是私下的傳說；反正死因如出於第之間，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蕭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當城破無可為計時，李秀成在亂軍中帶著一個親信書僮，出通濟門往東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過茅山，經溧陽、長興到湖州，與由杭州遁走的長會合。

走到一處叫方山的地方，撞見八個樵夫，其中有人認識他，卻確不定，便冒叫一聲:“忠王！”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識破，便長跪相求:“哪位領路帶我到湖州，我送三萬銀子酬謝。”說著，他與他的書僮都將袖子抹了上去；但見四條手臂上，戴滿了金鐲子；另外有一匹馬，馱著一隻箱子，看上去並不大，可是壓得馬的都彎了，可以想見其中裝的是金銀珠寶。這八個樵夫見此光景，大起貪心，一方面想侵李秀成的錢財，一方面還想報功領賞。於是這八個人將李秀成主僕騙入山下的“澗西村”公推一個姓陶的去向官軍報信；目的地是駐紮太平門外的李臣典營中，因為姓陶的有個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託他轉報，比較妥當。

姓陶的經過鐘山，又飢又渴；想起這裡是蕭孚泗的防區，營中有個伙伕，因為供應柴草的關係而識，不妨到他那裡歇腳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閒談之間，透了生擒李秀成的經過。這個伙伕便轉告親兵；親兵轉報蕭孚泗，姓陶的便註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囑咐，將姓陶的好酒好款待；蕭孚泗自攜親兵二十多人，烈下疾馳到澗西村，將李秀成手到擒來；價值十餘萬銀子的金銀珠寶，亦歸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斬訖，藉以滅口；不過蕭孚泗總算還有良心，沒有殺那個伙伕，給了他五顆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馬，暗示他連夜“開小差”走得越遠越好。

蕭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國荃到後來才知道真相，吩咐賞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兩銀子。結果為親兵沒大半，只拿出去一個“大元寶”——五十兩銀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為蕭孚泗憑一己之力所生擒，這份功勞，就真值得一個男爵了。因為“天京”雖破“幼天王”未獲，只說已死在亂軍之中，對朝廷似難代。幸好有個李秀成，論實際，其人之重要又過於“幼天王”足可彌補元兇下落不明之失。

其時曾國藩已由安慶專船到江寧，撫循將士，賑濟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處置李秀成，委派道員龐際雲、知府李鴻裔會審，這李鴻裔，就是曾國荃向朱洪章所說“搗鬼”的“李某”從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審問的時間少，李秀成在囚籠寫“親供”的時候多；每天約寫七千字，總計約七、八萬言。卻為曾國藩大刪大改、所存不過三分之一；方始奏報。

中談到城破後，洪秀全兩個兒子的下落，說是“獨帶幼主一人，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與騎坐。”

“三更之後，舍死領頭衝鋒，帶幼主衝由九帥攻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衝出關外，所過營，疊疊層層、壕滿壘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個分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進，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中殺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這段供詞，與曾國藩奏報“幼逆已死於亂軍之中”有桴鼓相應之妙；不道巧成拙，反顯刪改之跡——“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國藩封侯的同時，又有恩旨賞賚東南各路統兵大帥及封疆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貝勒；湖廣總督官文，賜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江蘇巡撫李鴻章一等伯爵；陝甘總督楊嶽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加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浙江提督鮑超，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西安將軍都興阿、江寧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世職。

東南大員，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撫沈葆楨，上諭中特為代:“俟浙贛肅清後再行加恩。”這雖是勵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難堪；尤其是李鴻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氣。往深一層去想，曾國藩節制五省軍務，江西、浙江亦在其列；這兩省既未肅清，就是曾國藩責任未了，何以獨蒙上賞？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氣惱的是，江寧潰敗的長，只有往東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帶，本來打得很順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壓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國荃定於何時破城，進兵圍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讓左宗宗知道，先期派兵填缺口，伏路攔截，又何致於讓潰敗的長，如山倒堤崩般湧過來？然則曾軍只顧自己爭功，竟是“以鄰為壑”了！

朝中當國的恭王，以及上獲信任，下受尊重，確能公忠體國，為旗中賢者的軍機大臣文祥，卻不知東南將帥之間，存著如此深刻的矛盾；緊接著大賞功臣的恩詔之下，又有一道督責極嚴的上諭，讓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諭中說:“江寧克復，群醜就殲，無逸出之賊”這幾句話，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報克復江寧的戰功，不知如何鋪張揚厲，誇大其詞？因此對於後面:“著李鴻章將王永勝等軍，調長興，協防湖郡；左宗棠當督率各軍，會合蘇師，迅將湖州、安吉之賊，全行殄滅，克復堅城，勿令一賊上竄”的要求，越起反。

“你看，”他對胡雪巖說:“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還斷了別人的建功之路。照字裡看，大功已經告成，浙江可以指肅清；湖州長如，攻起來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來，也討不了好。因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說江寧的‘群醜就殲，無逸出之賊’；朝廷一定以為我們虛報軍功。你想，可恨不可恨？”胡雪巖當然只有勸，但泛泛其詞，不能發生作用；而諜報一個接一個，盡是長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廣德，竄入浙江境界，越過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後來了一個消息，是難民之中傳出來的；飛報到杭州，左宗棠一看，興奮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