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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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工作》〔1〕前記〔2〕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後，即努力於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3〕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4〕。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為“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著深的傳統的影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誤以為革命近於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雲: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5〕說:“對於我們的今，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6〕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青年衛軍》〔7〕的編輯室裡集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8〕“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

“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準備著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的歡喜了〔9〕。”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卻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後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內容和技術，傑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為閒散的“同路人”所獨佔。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現實一同進行，漸從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裡培進斯基的《一週間》〔10〕，綏拉菲摩維支的《鐵》〔11〕，革拉特珂夫的《士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且已移植到中國，為我們所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為蘇聯文壇上的重要收穫。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鬥，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為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著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後，則是戰鬥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出發的。雖然因為作家們的眼界擴張，以及從直接鬥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為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也愈加佔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為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的敵人，夢想著無關於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

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於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著的戰爭裡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於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14〕。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是毫不足怪的。”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瞭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跡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後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裡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十篇之中，首先的兩篇，還是“同路人”的，後八篇中的兩篇〔15〕，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是極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於作者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也都寫在《後記》裡，和《豎琴》一樣。

臨末，我並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

〔1〕《一天的工作》魯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列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內收畢力涅克的《苦蓬》、綏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鐵的靜寂》、聶維洛夫的《我要活》、瑪拉式庚的《工人》、綏拉菲摩維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爾瑪諾夫的《革命的英雄們》、唆羅訶夫的《父親》、班菲洛夫和伊連珂夫合寫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等作品十篇。其中綏拉菲摩維支的兩篇為文尹（楊之華）譯。《苦蓬》、《肥料》和《我要活》三篇在收入單行本前，曾分別發表於《東方雜誌》半月刊、《北斗》月刊和《文學月報》。

〔2〕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單行本，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3〕無產者教化團即“無產階級文化協會”蘇聯早期文化組織，成立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後，全國各大城市都設有分部，並出版定期刊物《無產者文化》、《汽笛》等。在理論和實踐上，他們都犯有錯誤，一九二o年列寧曾給予批評。一九三二年解散。

〔4〕作家的大會指一九二o年五月“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在莫斯科舉行的作家大會，出席者有代表二十五個城市的作家一百五十人。

〔5〕英古羅夫（c.cfbutj）《在崗位上》派的文藝評論家。

這裡引用的他的話，見於他作的《論損失》一文，載《在崗位上》雜誌創刊號（一九二三年）上。

〔6〕阿靈比亞即奧林匹斯，希臘北部的高山，希臘神話中諸神的住所，古希臘人視為神山。

〔7〕《青年衛軍》即《青年近衛軍》，文學藝術和通俗科學雜誌，俄共青年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二年創刊於莫斯科，與同年十月成立的文學團體“青年近衛軍”社有密切關係。一九二三年三月“青年近衛軍”社與“十月”社、“工人之”社同參加“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協會”〔8〕“十月團”即“十月”社，蘇聯早期的文學團體，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核心人物有原屬“鍛冶場”社的馬雷希金“青年近衛軍”社的培賽勉斯基“工人之”社的索柯洛夫和未參加團體的裡別進斯基等。

〔9〕柏拉圖一的歡喜指幻想或理想的快樂。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古希臘哲學家，著有《理想國》、《饗宴篇》等。

〔10〕裡培進斯基（1898—1959）通譯裡別進斯基，蘇聯作家。《一週間》，描寫內戰時期鬥爭的小說，有蔣光慈譯本，一九三o年一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11〕綏拉菲摩維支（1863—1949）蘇聯作家。早期作品描寫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一九o五年革命後，轉而以工人革命鬥爭為主題。《鐵》，描寫紅軍游擊隊與敵人鬥爭的長篇小說，發表於一九二四年，有曹靖華譯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三閒書屋出版，魯迅寫有《編校後記》，現收入《集外集拾遺》。

〔12〕革拉特珂夫（1883—1958）蘇聯作家，早年參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放，十月革命後參加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士土》（現譯《水泥》），描寫國內戰爭結束後工人階級為恢復生產而鬥爭的長篇小說，發表於一九二五年，有董紹明、蔡詠裳合譯本，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13〕《哈蒲》伊凡諾夫發表於一九二五年的小說，描寫在西伯利亞獵狐的故事。

〔14〕蘇聯作家的聯盟指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一九三二年，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後解散，成立“蘇聯作家協會”〔15〕這裡所說“首先的兩篇”指《苦蓬》和《肥料》；“後八篇中的兩篇”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後記〔1〕畢力涅克（boris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於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的家庭裡。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

“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歷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隨筆或雜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並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只有嫌惡和絕望。他於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o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到裡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復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2〕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於隨筆模樣，將傳說，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於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seifullina）生於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於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里尼亞》（中國有穆木天〔3〕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菸袋》中。）《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爭，而前者終於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於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於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

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於一個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裡的鄉下去，在農民裡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後，這才瞭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本鄉下的土話了，於是只得也求教於生長在本鄉下的m君〔4〕，勉強譯出，而於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於原作的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