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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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黑爾和我與其他許多人爬上一輛美國大卡車的後面。奧黑爾沒撈到什麼戰利品。其他人幾乎都有。我的戰利品是德國空軍使用的一把正規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邊。我在本書中稱之為保羅·拉扎羅的那個發狂的小個子美國人大約有一夸脫鑽石、綠寶石、紅寶石等等。這些東西是他從德累斯頓地窯裡死人身上取下來的。

就這麼回事。

一個傻頭傻腦的英國人，牙齒掉光了，把他的戰利品全收在一隻帆布揹包裡。這隻揹包就放在我的腳背上。他不時地眯著眼睛看看揹包，並扭著他細而瘦的脖子，轉動眼珠，想發現有誰向他的揹包投來貪婪的目光。他還用布包拍打我的腳背。

我以為他是無意的。但是我錯了。他總得向誰顯示一下他揹包裡的東西，而他認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與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開了揹包。其中有巴黎鐵塔的石膏模型，上面塗了金，裡面還有一隻鍾。

“這玩藝兒真好。”他說。

飛機把我們送到法國的休養營地，那兒的巧克力、麥酒、冷凍牛及其它富有營養的食物把我們養得像個胖娃娃。然後我們被遣送回國，我還要了一個漂亮姑娘，她也養得像個胖娃娃。

我們還有了小孩。

他們現在都長大了，我也成了一個許多往事縈懷，愛帕瑪牌香菸的老頭。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工作單位是木材廠。

有時在深夜裡，我子上後，我想打電話給我從前的女朋友。

“電話員，不知道你能否告訴我某某太太的電話號碼。我想她住在什麼什麼地方。”

“先生，對不起。名單上沒有。”

“謝謝，電話員。找不到沒關係，謝謝。”於足我放出狗或者說放狗進來，談上幾句。我讓它知道我喜歡它，它也讓我知道它喜歡我。它對玫瑰花和芥子氣的臭味並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對狗說“你知道嗎？你蠻好。”有時我打開無線電收聽波士頓或紐約的談話節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錄製的音樂會使我討厭。

我或遲或早地上，子便問我已經什麼時候了。她總是想知道時間。有時我不知道，就說:“我說不上來。”也有時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戰後我一度上過芝加哥大學，是人類學系的學生。那時他們教我們，說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絕對的不同。他們現在教的可能還是這一套。

他們還教導說，可笑的人、討厭的人、壞人或荒謬的人是沒有的。我父親去世前不久對我說:“你知道，你寫的小說全沒有壞蛋。”我告訴他，這是我戰後從大學裡學到的道理之一。

我為了成為人類學家一面在校學習，一面在外邊兼職，每週掙二十八美元。我擔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的警察通訊員。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班，我一連工作了十六個小時。我們受到該城所有報紙的支持，如美聯社、合眾社等等。我們報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執安湖沿岸救生查緝隊等有關情況。我們通過芝加哥地下氣壓傳信管與支持我們的機構保持聯繫。

通訊員在電話裡把報道告訴戴著耳機的記錄員，記錄員便把它打在蠟紙上，經過油印，這些報道便被進銅和絨製成的筒子裡，這些筒子又被氣管所沒。最厲害的通訊員和記錄員是婦女，她們頂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報道就是在電話裡講給這麼一個厲害女人聽的。

報道的是一個年輕的退伍軍人。他找到一個工作，在一座辦公大樓裡開老式電梯，一樓通電梯的門上有鐵的飾邊。鐵製的常藤在孔裡穿進穿出，一鐵的枝條上棲息著兩隻鐵製的情鳥。

這位退伍軍人打算把電梯開往地下室，他關起門來往下開，但是他的結婚戒指被門口的飾邊鉤住了。他被掛在空中，而電梯繼續往下降，於是電梯的頂棚把他砸得稀爛。就這麼回事。

我在電梯裡彙報了這個情況，準備打蠟紙的那個女人問我:“他子怎麼說呢？”

“她還不知道哩，”我說“事情剛發生。”

“給她打個電話，看她怎麼說。”

“什麼？”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恩上尉。說有不幸的消息。把這事告訴她，看她說什麼。”我照辦了:她說什麼是可想而知的。有個嬰兒，如此等等。

我回辦公室後，那女記錄員本人想了解情況，又問我那傢伙被砸爛時是什麼樣子。

我向她講了。

“你到噁心嗎？”她問。她正吃著三個火槍手牌的糖。

“哦，不，南希，”我說“戰爭期間我見過許多比這還慘的事兒。”那時人們就認為我在寫一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了。當時美國不大知道這次空襲。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它比——譬如說——廣島的轟炸還厲害得多連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沒怎麼公開。

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我偶爾向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談到我所看到的這次空襲，談到我要寫的這本書。他是一個稱之為“社會思想委員會”之類組織的會員。他向我談起集中營，談起德國人用猶太死人身上的脂肪製造肥皂和蠟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