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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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話是不是說英國廣播公司聽信了謊言，受了新加坡最高當局的矇騙？”

“啊，我的好朋友，英國廣播公司是一個宣傳渠道。人家利用你。我到這裡來就是為了這個。我希望你有什麼辦法叫馬來亞司令部動起來。”謝普似笑非笑地把手杖在手掌上輕叩著。

“菲爾說你是個剛強勇敢的人，還說了這一類誇獎的話。帝國在搖搖墜，塔茨伯利。那不是報紙上的宣傳。那是軍事上的事實。”塔茨伯利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沉靜的、具有強烈說服力而身上溼淋淋的軍官。

“好吧。早上九點鐘左右，你能再到這兒來一次嗎？”他動地在室內一瘸一拐地走著。

“我準備通宵把這篇報道趕出來。然後我要你把稿子核實一下。”

“當真嗎？九點鐘？太好啦！我樂於幫忙。”

“可是你必須掩護丹頓，”魯爾進來說。

“哪怕人家用燒紅的夾鉗來拉出你的鳥丸。”謝普走了。魯爾問是否可以讓他留下來在扶手椅裡打個盹。他準備天一亮就上醫院。

“聽著肥溼衣服脫掉，掛起來。你去洗個澡，”塔茨伯利說。

“我屋子裡有一張空，洗過澡就去睡吧。”

“那太謝啦。我渾身都發臭啦。在得拉我們步行著從泥水塘裡穿過去。我得從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條水蛭。這些小小的怕人的髒東西！”

“你手上怎麼啦？”帕米拉問。

“看來很怕人。”

“唉，那是在得拉被二個白痴般的軍醫用柳葉刀成這樣的。”魯爾可憐巴巴地、擔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

“但願別叫我丟了這隻手才好。也許已經有點兒血中毒了，帕姆。我全身都在發抖呢。”帕米拉笑了一笑。儘管魯爾天不怕、地不怕，這個人卻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為自己得了什麼病。塔茨伯利問道:“你的飛機呢，菲爾？”

“在馬六甲飛機場。我們在那兒搭上一輛軍用卡車。他們不肯給我的飛機添汽油。丹頓和我是從擯榔嶼飛到那兒的。在擯榔嶼，我們還得守住飛機，趕開那些人，韜基，我是指白種人。事實上，是陸軍部隊的軍官！”帕米拉在浴盆裡放了水，給他放上乾淨巾，可是一看，他已經和衣睡了。她脫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發出沼澤地的臭氣），替他把蚊帳在四邊好。她翻動他的身子的時候，他還說著夢話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直到目前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過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紀，喜歡油腔滑調地‮情調‬，叫人討厭。可是眼前這個疲力竭、頭髮蓬亂的白皮膚大個子，穿著溫漉漉的汗衫小褲，一無遮掩，睡在那兒，卻更象是當年在巴黎時候的菲爾。魯爾。娶了個俄國老婆，還有其他一切，都說明他至少是不同尋常的！在巴黎的時候，他（不修邊幅，真叫人到寒酸）總是使人覺得很有趣。

“在鬧什麼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

“坐到打字機邊來，咱們幹活吧”他邁著沉重的步伐踱來踱去，揮動著雙臂，口述了一篇廣播稿——《和一個失敗主義者的對話》。他這樣報道；在高爾夫球俱樂部裡，他曾經跟一個已退役的陸軍上校談過一次話，他是一個危言聳聽的老頑固。丹頓。謝普的看法結果由這一個吹求疵的老頭兒的嘴裡講出來了。塔茨伯利指出，失敗主義往往會喚起這一類惡夢；而這篇報道也顯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的一面。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線是存在的，邊戰邊退的行動完全是按照計劃執行的，新加坡島的北岸已經佈置好了圈套，刀槍林立，將是來犯者的葬身之地。以上這一段小曲無非證明在新加坡要仍然享有言論自由“民主”在馬來亞仍保持著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畢之後，帕米拉拉開燈火管制用的窗簾。東方已經出了魚白。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策略，是不是？”她的爸爸看到她並不對這篇文章表示意見，就這樣問道。

“把情況捅出去了，可是叫他們沒法找我的岔。”她眼睛，說道:“這篇東西一拿出去，你永遠也脫身不了啦。”

“我們走著瞧吧。這會兒我得抓緊時間，睡一個小時覺。”謝普少校打扮得整潔多了，戴著一頂編織著木髓的鋼盔，正好九點來到。他用鉛筆在打字稿上匆匆地作了幾處小修改，尖著嗓子嚷道:“我說，你的記憶力真強，沒有說的，塔茨伯利。”

“幹這一行不是一年兩年了。”

“很好，這是一篇呱呱叫的報道。寫得太妙了。祝賀你！希望能產生影響。我將在北部收聽它的廣播。菲爾陪著我到這兒來，叫我太高興了。”帕米拉把稿子送到了新聞檢查處，就上街買東西去了。只見鋪子裡擠滿了進進出出的顧客，這些鋪子多半是中國人開設的，常用品的備貨仍然十分充足，價格比倫敦低廉多了——婦女的綢內衣啊，首飾啊，美的食品啊，酒啊，小山羊皮手套啊，以及雅緻的鞋子和錢包等。可是現在幾乎家家鋪子都掛著同樣的佈告，上面是用印刷體新近寫成的紅字樣（有些象出於東南亞人的手筆:“一律現金易——概不賒賬。”

“你回來了嗎，帕姆？”塔茨伯利聽得她正把買來的東西扔在地圖桌上，喊道。

“是我。有消息嗎？”

“有啊。政府辦公廳把我叫了去。”他從自己的房間裡出來，剛剃了鬍子，臉上紅光光的，穿著一身白亞麻布衣褲，帽子歪戴著，象個蕩子，眼睛裡出兩道兇光。

“柏林老文章又來啦！”

“菲爾到底醒來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