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兄弟姐妹一起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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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能打個電話嗎？”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樣的要求。

“不行，和你說過多少遍了，聽不懂中國話嗎？”看守所的員警對我惡狠狠地說。

“就算我是殺人嫌犯，也不會沒有和外界通訊的自由吧。何況我是冤枉的。”我抗聲說。

“等北京警方來人把你押走，你和他們去提要求。在這之前，我們這裡可不能出什麼岔子。”

“我不會亂打電話的，就是讓朋友幫著照顧一下父母，讓家裡安心。”我急著說，被困在這裡，要是連電話都沒得打，可真是求助無門了。看看眼前這年紀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樣子，我又試探著補了句:“您什麼煙，我讓家裡給您帶條來？”這警察“嗤”了一聲，道:“這算什麼，我還圖你的煙？”說著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點頭，說:“這樣吧，你填張申請表，要打給誰，準備說些什麼內容。我看看再說。”這是在廣州的一個看守所裡。

我從海防艇上下來的時候又是一個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車，如果不是特意問了句，還不知道身處何地呢。

我對廣州的印象並不是很好，相比上海，這裡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車站更是出名的混亂，幾次來廣州出差，都提著一顆心。沒想到這次來，卻沒了提防別人的資格。

“喏。”紙和筆從門上開的窗裡遞進來。

“好好想想該怎麼寫。”他用不知什麼東西鐺鐺敲著鐵門，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腦袋。

看樣子最多隻能打一個電話，我曾想過打給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這事情和他們說不明白，徒增他們的擔憂，對於解決我目前的困境，他們是幫不上忙的。

思來想去，靠得住並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應物一個人。

我在紙上寫了我和梁應物的多年同學關係，他的大學講師身份，以及託他照應父母的大致通話內容。

梁應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會寫出來。普通的警察，是不可能清楚他所服務的x機構是個怎樣的系統的。

由於我最終要被押解去北京，所以他們還未給我換上囚服，穿的還是原先的衣物。我把褲袋裡的一張百元票取出來，進一折二的申請表裡。我想這就是那小警察的言外之意吧，就是不知這點能不能讓他點頭。

我的錢包連同行李都被警方封存，這點錢忘了是哪一次打牌從李建手上贏來的，因為不多就順手進了褲袋裡。

我把紙筆遞還出去，然後聽見他把折起的紙打開。

沒有一點動靜，他彷彿沒看見那張人民幣，一聲不響的慢慢走開了。

“是我，是我，那多！”電話接通的那刻，兩來的驚心動魄齊湧上頭，身處這步田地，一時百集，不語。

百元遞出不到半小時，我就被領到了給嫌犯打電話的專機旁。我想，這電話應該是有‮聽監‬的吧。

“別超過五分鐘。”那警察說了一句，往旁邊讓了讓，卻並不準備迴避。

一電話線連起的是兩個世界。

我鎮定了一下情緒，然後把此刻自己的處境告訴了電話那邊的梁應物。

饒是梁應物鋼絲一般的神經，聽到我此刻居然是個殺人嫌犯，被關在廣州，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驚。

我只有短短五分鐘，所以沒法和他講詳細的情況，直接告訴了他死者是誰，以及突然出現在我手裡的匕首。

在我用急促的語速說到應是有人把匕首輕巧地給我，但實際上週圍又看不到人時，梁應物只是安靜地聽，並沒有過的反應。

倒是旁邊的警察輕聲冷笑，在他看來，我用這好不容易爭取來的五分鐘，和朋友說什麼憑空出現的匕首，顯然可笑之極。我說的和先前申請的顯然有所不同，此時他倒也不來管我。

梁應物所在的x機構專事研究各類異常現象，我經歷的事一般人會覺得荒謬，可他卻不會認為我在胡言亂語，反而會認真對待。

我讓梁應物去安撫一下我父母，先別趕著來廣州或北京，該怎麼說他看著辦。

估算著快到時間，我又想起一個人，對梁應物說:“上海市公安局特事處的郭棟和我有些情，你和他說一下我的情形，看看他有沒辦法。”在警察的示意下，我匆匆結束通話，梁應物最後說了三個字:你放心。

其實肯定沒有什麼規章條例說我打電話不能超過五分鐘，但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進了監獄也得乖乖勞動縫手套，管你外面什麼身份，這一畝三分地警察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