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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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臺北人》，是一本深具複雜的作品。此書由十四個短篇小說構成，寫作技巧各篇不同，長短也相異，每篇都能獨立存在，而稱得上是一的短篇小說。但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聯成一體，則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說之幅面變廣，使我們看到社會之“眾生相”更重要的，由於主題命意之一再重複，與互相陪襯輔佐，使我們能更進一步深入瞭解作品之含義，並使我們得以一窺隱藏在作品內的作者之人生觀與宇宙觀。

先就《臺北人》的表面觀之，我們發現這十四個短篇裡，主要角有兩大共同點:一、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都是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灣這一小島的。離開大陸時，他們或是年輕人，或是壯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後在臺灣，他們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這兩個共同點，便是將十四篇串聯在一起的表層鎖鏈。

然而，除此二點相共外，《臺北人》之人物，可以說囊括了臺北都市社會之各階層:從年邁拔的儒將樸公（《梁父》）到退休了的女僕順恩嫂（《思舊賦》），從上社會的竇夫人（《遊園驚夢》）到下社會的“總司令”（《孤戀花》）。有知識分子，如《冬夜》之餘欽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橋榮記》之老闆娘；有幫傭工人，如《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有軍隊裡的人，如《歲除》之賴鳴升；有社界名女，如尹雪豔；有低級舞女，如金大班。這些“大”人物“中”人物與“小”人物，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們貧富懸殊，行業各異，但沒有一個不揹負著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而這份“過去”這份“記憶”或多或少與中華民國成立到遷臺的那段“憂患重重的時代”有直接的關係。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論》一文中提到:“《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說得不錯:民國成立之後的重要歷史事件，我們好像都可在《臺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五四運動（《冬夜》），北伐（《歲除》、《梁父》），抗（《歲除》、《秋思》），國共內戰（《一把青》）。而最後一篇《國葬》中之李浩然將軍，則集中華民國之史蹟於一身:桓桓上將。時維鷹揚。致身革命。韜略堂堂。

北伐雲從，帷幄疆場。同仇抗。籌筆贊襄。

在此“祭文”中沒提到，而我們從文中追敘之對話裡得知的，是李將軍最後與共軍作戰，退到廣東，原擬背水一戰，挽回頹勢，不料一敗塗地，而使十幾萬廣東子弟盡喪的無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對身不支的事實不肯降服的傲氣，又是多麼的令人心慟！

誠如顏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時空意識，社會意識極強的作家，《臺北人》確實以寫實手法，捕捉了各階級各行業的大陸人在來臺後二十年間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說《臺北人》止於寫實，止於眾生相之嘲諷，而喻之為以改革社會為最終目的的維多利亞時期之小說，我覺得卻是完全忽略了《臺北人》的底意。

潛藏在《臺北人》表層面下的義涵，即《臺北人》之主題，是非常複雜的。企圖探討，並進一步窺測作者對人生對宇宙的看法，是件相當困難而冒險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雖然《臺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將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認為當代中國極有才氣與成就的短篇小說作家，卻好像還沒一個文學評論者，認真分析過這一問題，我說這項工作困難，是因《臺北人》充滿含義，充滿意象，這裡一閃，那裡一爍，像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遺下遍處“印象”卻彷彿不能讓人用文字捉捕。現在，我願接受這項“挑釁”嘗試捕捉，探討《臺北人》的主題命意，並予以系統化，條理化。我擬在個人理解範圍內，憑著《臺北人》之內涵，嘗試界定白先勇對人生的看法，並勾繪他視野中的世界之輪廓。

我願將《臺北人》的主題命意分三節來討論，即“今昔之比”

“靈之爭”與“生死之謎”實際上，這種分法相當武斷，不很恰當，因為這三個主題，互相關聯，互相環抱，其實是一體，共同構成串聯這十四個短篇的內層鎖鏈。我這樣劃分，完全是為了討論比較方便。

今昔之比我們讀《臺北人》，不論一篇一篇出來看，或將十四篇視為一體來欣賞，我們必都受到“今”與“昔”之強烈對比，白先勇在書前引錄的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點出了《臺北人》這一主題，傳達出作者不勝今昔之愴然，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說，《臺北人》一書只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過去”一個是“現在”籠統而言，《臺北人》中之“過去”代表青、純潔、銳、秩序、傳統、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現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慾，體、失敗、委瑣、絕望、醜、現實與死亡。

“過去”是中國舊式單純、講究秩序、以人情為主的農業社會；“現在”是複雜的，以利害關係為重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工商業社會。（作者之社會觀）“過去”是大氣派的，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神文化:“現在”是失去靈，斤斤計較於物質得失的西洋機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觀）“過去”是純潔靈活的青。

“現在”是遭受時間汙染腐蝕而趨於朽爛的身。（作者之個人觀）貫穿《臺北人》各篇的今昔對比之主題，或多或少，或顯或隱，都可從上列國家、社會、文化、個人這四觀點來闡釋。而潛於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則源於作者對國家興衰、社會劇變之慨，對面臨危機的傳統中國文化之鄉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對人類生命之“有限”對人類永遠無法長葆青，停止時間的萬古悵恨。

難怪《臺北人》之主要角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們光榮的或難忘的過去，不但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有關，不但與傳統社會文化有關，最本的，與他們個人之青年華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如樸公或李浩然將軍，創立轟轟烈烈的史蹟，固然在他們年青時，或壯年時，其他小人物如盧先生（《花橋榮記》）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所珍貴而不能擺脫的過去，亦與他們的“青”攸關:盧先生少年時與羅家姑娘的戀愛，王雄對他年少時在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之不自覺的懷念。（他們的悲劇，當然，在表面上，也是實際上，導源於民國之戰亂）。這些小人物的“過去”異於樸公、李將軍，在別人眼中，毫無歷史價值，但對他們本人，卻同樣是生命的全部意義。

《臺北人》中的許多人物，不但“不能”擺脫過去，更令人憐憫的，他們“不肯”放棄過去，他們死命攀住“現在仍是過去”的幻覺，企圖在“抓回了過去”的自欺中，尋得生活的意義，如此，我們在《臺北人》諸篇中，到處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實質迥異的佈設與場景，這種“外表”與“實質”之間的差異，是《臺北人》一書中最主要的反諷（irony），卻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讀者油然生起惻憐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稱這些中國大陸人為“臺北人”就是很有含義的。這些大陸人，撤退來臺多年，客居臺北，看起來像臺北人，其實並不是。臺北的花橋榮記，雖然同樣是小食店，卻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金大班最後摟著跳舞的青年，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靦腆羞赦的男學生，卻不是當年她痴戀過的月如，《一把青》的敘述者遷居臺北後，所住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干”尹雪豔從來“不肯”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但她的公館明明在臺北，而非上海。《歲除》的賴鳴升，在追憶往國軍之光榮戰跡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卻不是“臺兒莊”之炮火沖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孤戀花》之娟娟，是五寶，又非五寶。《秋思》之華夫人，花園裡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卻非抗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裡餘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漫神的餘欽磊，卻是個一心想去美國大學念物理的男學生。竇夫人的遊園宴會，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酒的情景。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而她自己，年華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將軍夫人。

白先勇對這些大陸人之“不肯”放棄過去，雖然有一點嘲諷的味道，但我認為卻是同情遠超過批評，憐憫遠超過譏誚。所以。我覺得，顏元叔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說白先勇“是一位嘲諷作家”容易引起誤解；而他說白先勇“冷酷分析…一個已經枯萎腐蝕而不自知的社會”這“冷酷”二字，實在用辭不當。當然，白先勇並不似顏先生所說，只處理上社會（白先勇筆下的下社會，真正“下”得驚人）。但就是在處理上社會時，他對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對現實，懷著一種憐惜，一種同情，有時甚至一種敬仰之意。譬如《梁父》。我覺得，白先勇雖然刻畫出樸公與現實脫節的生活面貌，他對樸公卻是肅然起敬的。葉維廉先生在《怎能為倒影造像》一文中，論白先勇的小說，寫道:《梁父》裡的革命元老，叱吒風雲的樸公，現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員對弈不到一個鐘就“垂著頭，已經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氣完全消失了，而且還斤斤計較王孟養（另一革命元老）後事的禮俗，而且信:合於樸公那一代的格調已不知不覺的被淹沒…

我細讀《梁父》，卻和葉維廉有些不同的受。如果我沒錯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達的，是樸公擇善固執、堅持傳統的孤傲與尊嚴。從一開頭，白先勇描寫樸公之外貌，戴紫貂劑冒，穿黑緞長袍“身材碩大，走動起來，前銀髯，臨風飄然…臉上的神卻是十分的莊凝”就使我們看到樸公的高貴氣質與凜然之威嚴。而樸公事實上之“脫離現實”恰好給予這篇小說適度之反諷，卻不傷害作者對主角的同情與敬意。樸公與雷委員對弈“矇然睡去”之前，卻先將雷委員的一角“打圍起來，勒死了”而他被喚醒後，知道身體不支，卻不肯輕易放棄，他說: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改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寫樸公住宅院子裡的景:“…蘭花已經盛開過了，一些枯褐的莖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可是那些葉子卻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盛開過的蘭花與殘苞，顯然影樸公老朽的身。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的葉子，應該就是樸公用以創建民國的那種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神吧！

《臺北人》中之人物，我們大約可分為三類:一、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過去”的人。

《臺北人》之主要角，多半屬於這一型，明顯的如尹雪豔、賴鳴升、順恩嫂、樸公、盧先生、華夫人、“教主”、錢夫人、秦義方等人。不明顯而以變型行態表徵的，如《一把青》之朱青與《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這兩人都“停滯”在他們的生活慘變（朱青之喪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本鬼）發生之前，於是朱青變得“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夥子”；而王雄對麗兒之痴戀，卻是他不自覺中對過去那好吃懶做，長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尋。

白先勇冷靜刻畫這些不能或不肯面對現實的人之與現世脫節，並明示或暗示他們必將敗亡。但他對這類型的人，給予最多的同情與悲憫。

二、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

《臺北人》角中，能不完全放棄過去而接受現實的，有劉營長夫婦《歲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師孃”《花橋榮記》之老闆娘，《冬夜》這餘欽磊與吳國柱等。他們也各有一段難忘的過去，但被現實所，而放棄大部分過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憶。如此，負擔既減輕，他們乃有餘力挑起“現實”的擔子，雖然有時絆腳，至少還能慢步在現實世界中前行。這些角對於自己被迫捨棄“過去”之事實，自覺程度各有不同，像“師孃”就沒有自覺之悵恨，但餘欽磊與吳柱國，卻對自己為了生存不得不採的態度，懷著一種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之惆悵。這份無限的傷，反映在《冬夜》之結語中:臺北的冬夜愈來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卻仍舊綿綿不絕的下著。

白先勇對於這類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筆觸傳達出發自他本人內心之無限慨:要在我們現今世界活下去，我們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對“過去”的偶然回顧吧！

三、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

《臺北人》中的這型人物，又可分二類，其一是年輕的一輩，也就是出生在臺灣，或幼年時就來到臺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他們是沒有“”沒有“過去”的中國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彥，《歲除》中的驪珠和俞欣，即屬於此類，他們因為沒能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對於前一輩人的觸與行為，他們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遠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離。

另一類是“斬斷過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萬呂如珠，《梁父》之王家驥，就屬此類。他們之斬斷過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樣，由於“回顧”過於痛苦（朱青其實沒能真正斬斷），卻是因為他們的“理”（rationality），促使他們全面接受現實，併為了加速腳步，趕上時代，毫不顧惜完全丟棄了“傳統之包袱”惟獨對於這種為了“今”而完全拋棄“昔”的人，白先勇有那麼一點兒責備的味道。但是責備之中，又混雜著瞭解，好像不得不承認他們有道理:“當然，當然，分析起來，還是你對。”也可以說，白先勇的“頭腦”贊成他們的作風。但他的“心”卻顯然與抱住“過去”的眾生同在。

讓我們比較一下《臺北人》中兩個都是從外國回來的中年人:《梁父》之王家驥，和《思舊賦》之李家少爺，前者顯然是個很有理，完全洋化，拋棄了中國傳統的人。他的父親王盂養（革命元老）去世，他從美國回來辦喪事，卻對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非常不耐煩，也不瞭解，把治喪委員會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給駁了回來”王家驥捨棄了傳統，失去了中國人的神，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卻能成功，跟上時代，不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