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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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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員下來的朋友很多人都當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許遜,許遜是一個;還有魏人,魏人你進認識吧?也是市局的。”

“我說,咱別老聊好不好?等正事辦完了你要想聊咱們再聊聊到什麼時候都可以。剛談會兒就開聊,剛談會兒就開聊——不好。”

“好好,談正經的,你們說你們說。”

“你說你一回來就上了班,到那個藥店。你一直在那個藥店上班嗎?”警察往回翻著記錄作問。

“是啊,除了休息。後來,三年後我退職不幹了。咱們當過兵的人,闖蕩慣了,老悶在一個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著靜不下來。你們剛當兵回來是不是也特不習慣?老百姓的子天天一樣,原來著的也能給捂蔫了。噢,你們當警察一定能好點,驚險,天天血光刀影。”據我們瞭解,你班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突然一個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剛才後面說的那些話不要記了,他說的那些與這件事無關的話都不用記。

“為首的警察對那兩個正在同時做著記錄的警察說。”你去哪兒啦?

“他問我。

“我去哪兒了?我哪也沒去。我走過嗎?”

“你走過。你那個藥店為此還給你延期個月轉正的處分。”

“我想起來了。我那七天去廣州了,向一個朋友借了筆錢去廣州販衣服了。這事高晉、許遜他們全知道。我帶回來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們那兒賣,後來全讓他們送‘罪名’了。這事我做的不對,販衣服算犯法吧?

“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販衣服,賠了本。我問的是你參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兒了?”

“想不起來了。”我說“實在想不起來了。我那會兒心情不好,懷才不遇,經常不欠上班,哪兒也不欠,滿大街溜達,所謂踟躅街頭。”

“好好想想,這很重要。”警察站起來踱步,拿起我書桌上的大理石筆筒端詳,又把目光落在積滿菸蒂的大理石菸缸和旁邊的兩把大理石鎮尺。

“我慢慢想可以嗎?時間過去這麼久,我又沒幹過驚天動地的事可以作為一個個里程碑。”

“你欠過雲南嗎?”警察問我。

“沒有,可我一直特想欠,聽說那兒的少數民族洗澡讓人看,姑娘一輩子不找丈夫,淌可兒‘罪名’,不犯錯誤,比咱漢族居區灑多了…這些大理石玩藝兒是別人送的。”

“誰?誰送的?”

“高洋。”警察的六隻眼睛頓時象通了電的燈光一樣亮了起來。

“喲喲喲,怎麼啦?”

“這些東西他什麼時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飯前還是之後?”

“肯定是前啦,那次飯後我再沒見過他。送我東西的子我記不清了。除了這些玩藝兒他還送我一把長刀,號稱那鞘是包銀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處亂吹,後來碰上一個首飾廠的告訴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鐵皮。什麼雲南姑娘大白天在河裡洗澡,一雙臭膠鞋換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說的。”

“那刀在哪兒?”

“你們可不能沒收,那不算兇器是工藝品。”

“我們不沒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說話算話。”我去臥房下拿出一把銀的長刀給警察們看。

“這柄把的做工夠細的吧。”我告訴他們鞘身上鑲嵌的不是寶石而是彩玻璃“這是那些小返魚目混珠的伎倆。我出長刀,刀身光澤黯淡,鏤刻著花卉和淺槽,刀刃並不鋒利。我舞將起來,作出種種劈刺的雄壯動作。

警察們散開,喊“放下,快放下。”我笑嘻嘻地說:“放心,我就是真殺你們也不會用這種刀,這種刀都是樣子貨,鋼很次。”

“不是怕你殺我們,是怕你傷著自己。”警察小心地圍擾過來,從我手裡接過刀仔細端詳。

“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麼回事?”一個警察問。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錛的,知道了吧,這刀劈甘蔗都錛刀。”

“甘蔗?哪兒的甘蔗?”警察們看著我,一臉狐疑的警覺。

“說著玩呢。”我說“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樹,手裡拿把刀總想砍點什麼。”

“你瞧,這塊烏黑印漬不是血?”一個警察小聲地對另一個警察說。

“雞血。”我對警察說“我用這把刀砍過老鄉的雞,象本兵進村那樣,特好玩。”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縮回手把刀入鞘給另一個警察:“這刀我們要帶走。”

“說好光看看,怎麼,說話不算話?以後我還信不信你們?”

“不是沒收。”警察向我保證“看完我們會還給你。”

“不夠意思,太不夠意思了。”警察結束對我的盤問時,天已經拂曉,天邊出魚肚白。

我們都累壞了,了一屋子煙燻得大家都淚汪汪的象親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後來集中問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裡幹了什麼,我賭發誓說實在想不起來不是耍花槍。警察也灰了心,答應給我時間細想,過幾天再來找我,讓我把復員後到工作前這段時間都幹了什麼,見過什麼人,去過哪裡都寫下來,到時候他們來取。我對他們說,這夠寫成一本長篇小說還有餘,水帳也得記三大本子。

“你可別給我演義。”警察告誡我“我們找你可不是尋開心培養文學新人,胡寫只能是你自己倒黴。”後來我餓了,去廚房給自己下雞蛋麵條並問呵欠連天收拾東西的警察們要不要也“來上一碗”警察們說啦,我們該走了。我說別烙氣,反正你們回欠也是吃飯睡覺幹不了別的,一夜都混過來了早睡晚睡也就那麼回事了。

“要是你們怕我下框或腐蝕你們那就算了。”

“你要這麼說那我們就只好吃了。”領頭警察笑著說。

“就是。”我說沒聽說過用雞蛋麵條當糖衣炮彈的。警察們重新坐下,我煮好麵條格外給三位碗裡多放了些香油。我們圍坐一團踢裡吐嚕吃麵條時氣氛相當融洽。警察吃得唉聲嘆氣——香的,吃罷還給我上了菸。他們問我沒工作錢從哪兒來?我說我也不知道,反正總能有錢。

“可別幹違法的事。”一個警察好心地規勸我“不是正路來的錢你就下肚也早晚得吐出來。”我說我這輩子沒幹過違法的事,老實待,樹葉掉下怕砸頭,只知一味行善,遠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說那時年輕“少不更事”再說現今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許的。”警察說我胡說,我說您別跟我認真。警察又問我當年一夥人花天酒地的錢從哪兒來的,我們那點復員費“不夠三天踢騰的。”我說當年我們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錢。

“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嗎?”我說沒有,他家祖祖輩輩是內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輩實在活不下欠,賣了壯丁,先當國軍又當偽軍最後當了八路軍;倒是有個叔叔被本人抓過勞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窯,別的,連“豬仔”也沒福當過。

“那他哪來的錢?”

“管他。”我笑著說“偷來的搶來的騙來的愛怎麼來的怎麼來的,我們只管花。

警察們走時天已經亮了,院裡有些早起的老頭在跑步打極拳圍著樹轉原地搖頭擺尾瞎抖落,我把警察們送到吉普車旁親親熱熱地和他們握手特別。他們仁都把姓告訴了我,一個姓趙一個姓錢一個姓孫。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們。”

“瞧,一碗麵條吃出病來了吧。”

“嚇的,跟你們說著玩呢,咱公安局有哥們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