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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規定當時的刑罰限於笞、杖、徒、、死五種，從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這五種刑罰，客觀來說，在封建社會這些刑罰並不算重。這也是朱元璋考慮到前朝的刑罰過重而做出的一種改進。

但朱元璋並不是個按規矩出牌的人，在對付貪官汙吏和反對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絕不是這幾招。

在他實施的刑罰中，最有名的莫過於凌遲，把人綁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術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據說最高紀錄是割三千多刀，把都割完了人還沒死。

除此外，還有所謂腸（顧名思義）、刷洗（用開水澆人，然後用鐵刷子刷）、秤桿（用鐵鉤把人吊起風乾）、閹割、挖膝蓋等等。

然而在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藝術前，官員們仍然前腐後繼，活像一群敢死隊，扇航岫擁刈叩街煸暗男嘆呦隆？

自明朝開國以來，貪汙不斷，朱元璋殺不盡殺，據統計，因貪汙受賄被殺死的官員有幾萬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在當時當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經很不錯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說一聲阿彌陀坲。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為什麼這些人飽讀詩書，以所謂"朝聞道，夕可死"為人生信條，卻在當官之後成了"朝獲派，夕腐敗"。

他想破腦袋也不明白，但怎麼對付這些人他是清楚的，殺！可是殺完一批，又來一批，朱元璋急眼了，於是他頒佈了更嚴厲的法令:"我想殺貪官汙吏，沒有想到早上殺完，晚上你們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後貪汙受賄的，不必以六十兩為限，全部殺掉！"可就是這樣也沒能止住，官員反倒是越來越少，於是在當時的史料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滑稽的記錄:該年同批發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為進士監生，一年後，殺六人。

似乎這個數字並不多，別急，後面還有:戴死罪、徒罪辦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這三百多人一個沒漏，再說說這個戴死罪、徒罪。

什麼叫戴死罪、徒罪辦事呢，這可是明朝的一個奇特景觀。很多犯罪的人過堂，上到衙門才發現當官的也戴著鐐銬，和自己一模一樣，後面還有人監視。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脫脫就是個犯人。

這種情況的出現就是因為官員被殺的太多，沒有人幹活了，朱元璋雖然勤勞，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員。於是他創造了這樣一個戴死罪、徒罪辦事的制度，具體作方法是，官員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幾十板子，就在官員給傷口塗藥，估計自己小命不保的時候，牢裡突然來了個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罰官員拉出去，到馬車上，送到各個衙門去處理公務。

想死？便宜了你，活還沒幹完呢！

結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員給下面跪著的犯人判死罪，然後自己再到朱元璋那裡去領死。

活幹完了，要殺要剮您看著辦吧。

該殺的殺吧，該徒刑、放的也執行吧，別再折騰了。

[122]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氣肅貪的，但效果並不是太好，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開國時期，官吏是比較廉潔的，而洪武年間出現如此大範圍的官員因貪汙被殺，是很不正常的。

應該說，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執行出現了問題，官員貪汙的主因固然是他們自己不法行為，但官員待遇過低，朱元璋肅貪手法過於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下面要講述的兩個案件就很能說明一些問題。這就是被稱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應該說這確實是一個冤案，然而其影響之廣，範圍之大，實在罕見。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案件發生的時間，據《刑法志》記載，此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據此案當事人的記載，真實發案時間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這一問題尚未得到確認，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說法。

案件的緣由是這樣的，明朝規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賬目，而地方賬目必須跟戶部審核後完全相符，這一年的地方財政計劃才能完成。如果對不上，即使只是一個數字，賬目就必須重新填造，更讓人為難的是所有重修賬冊必須要蓋上原衙門的印章才算有效。

這個規定在現在看來似乎不難執行，但在當時可就難了。

要知道，當時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鐵路，各府各縣必須派使者帶著賬冊去京城。這些使者的首要條件是身體好，因為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沒有汽車火車讓你坐，你得騎馬、坐船、再騎馬，某些時候你可能還要搞些登山運動。

比如你是廣西某地的官員，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兩個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發，到京城起碼也是早三月了。滿頭大汗跑去戶部，一核對，錯了一個數字。

行了，啥也別說了，兄弟你打馬回去吧，我等你。

於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騎馬，再坐船，回去改了賬冊，蓋了公章。我去也！

這就是四個月過去了，轉眼已是夏天，趕到京城，又見面了。

兄弟你終於來了，我等你好久了，接著來吧這位運氣不好，核對後發現還是有地方錯了，啥也別說了，還是回去吧，下次過來記得穿多點衣服啊，這邊冬天冷！

於是又趕回去，趕回來，這回核對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別回去了，在這過年吧，計劃又該重新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