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閲讀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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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這種衝力，使北中國歸於統一。不過等到北中國統一時，北魏已連綿不斷地從事五十四年戰爭，開國時所有的鋭部隊和羣眾中崛起的將領，大部分都已消耗。而且從北一虛苦寒局面膨脹到華北平原的龐大領域，統治階級已深滿意，安於南北對峙的現狀。所以一連四次對南宋帝國的攻擊，在質上都是防衞的，並沒有統一全中國的偉大志向。

本世紀（五）七十年代，第七任皇帝拓拔宏即位，他是北魏帝國第一個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當然受的是純漢化的教育，因為鮮卑沒有文字。這使拓拔宏對漢民族文化，盲目崇拜，認為漢民族一切都是進步的、好的，而他自己鮮卑民族一切都是落伍的、壞的。崇拜一旦由理智的尊敬升級到情的信仰，他就自顧形慚，拒絕承認漢民族有缺點而鮮卑民族有優點。因之，拓拔宏決心使他的民族全盤接受漢民族的文明。——拓拔宏對漢民族文化的崇拜，如痴如狂。南齊帝國使節蕭琛、範雲，晉見拓拔宏時，拓拔宏跟兩人談論很久，然後對羣臣説:“南朝多好臣。”大臣李元凱氣的發抖，高聲回答:“南朝多好臣，一年一換皇帝。北朝無好臣，百年一換皇帝。”得拓拔宏面紅耳赤。

全盤漢化，第一步是遷都，從鮮卑人居多數的平城（山西大同）遷到南方六百公里外漢民族居多數的洛陽。這是一件大事，拓拔宏在推行漢化運動中是孤立的，只有他的弟弟拓拔勰親王，在他迫下不得不幫助他。遷都大事，拓拔宏明知道無法獲得支持，於是，他乞靈於詐術。四九三年，他動員南征，宣稱要進攻剛剛成立十五年的南齊帝國。親統三十萬大軍，從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出發。北魏此時距開國已一百零七年，漫長的歲月使暮氣已深，貴族們已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早習慣於生活的享樂，本忘了南方還有敵人，更沒有擴張國土的雄心，對這項突如其來的軍事行動，內心充滿畏懼。好不容易抵達洛陽，又遇連綿大雨，士氣更為低落。拓拔宏卻恰恰選擇降雨最大的一天，披甲上馬，命繼續前進。親王大臣們圍上來，苦苦請求取消這次進擊。拓拔宏最初拒絕，後來表示讓步，但是，他説:“我們大張旗鼓，南下征討，卻如此不明不白的結束，向國人如何代。一定要休兵的話，不如遷都洛陽，也可自圓其説。”親王大臣反對遷都，但更反對南征。兩害取其輕，他們勉強同意遷都。

拓拔宏所以把遷都放在全盤漢化的第一步，一方面固然為了加速收漢文化，更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心理的，他不願僅僅作夷狄的君主，還要作中國人的君主。要想作中國人的君主，就必須把政府設在中國正統國都所在地。

國都既定之後，接着是一系列的漢化措施:一、止穿鮮卑傳統衣服，改穿漢裝。

二、規定漢語為帝國的法定國語，止説鮮卑話。年齡超過三十歲的人，學習不易，准許繼續使用鮮卑話，但三十歲以下的人，必須使用漢語。

三、取消鮮卑姓，改為漢姓。拓拔宏自己改姓“元”（我們以後稱他為元宏）其他如“勿扭於”改姓“於”、“獨孤”改姓“劉”

“丘穆陵”改姓“穆”

“步六孤”改姓“陸”凡一百一十八姓，都由複音節改為單音節或雙音節。

四、從平城（山西大同）遷都洛陽的人，就成為洛陽人，死亡之後，就葬在洛陽，不準歸葬平城。對一個崇拜祖先的民族，祖先墳墓是重要的向心力。

五、鼓勵鮮卑人跟漢人通婚。

這五項措施，證明鮮卑民族仍有蓬的生命潛力來收高級文化，只有僵硬待斃的民族，才用種種藉口，拒抗改變。但是下面的兩項措施，元宏卻作了錯誤的選擇:第一元宏把王胡十九國時代中受到徹底破壞的士大夫門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復，並使它跟政治制度結合。在本來等級疏闊的鮮卑人的社會結構中，生硬的製造出新的門第。鮮卑貴族姓氏，稱為“國姓”最尊貴的有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共稱“八姓”漢民族則以郡為單位，每郡選定作官人數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稱為“郡姓”最尊貴的有范陽（河北涿州）盧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滎陽（河南滎陽）鄭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隴西（甘肅隴西）李姓，共稱“五姓”廣大的被統治的平民，則屬於“庶姓”國姓郡姓有國姓郡姓的門第，這門第代代相傳，成為世家。世家子弟們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官職，永遠被他們掌握。庶姓既沒有門第，更建立不起來世家，天生的是被統治階級，縱有極大的學識和才能，也只能當低級職員，不能升遷。有頭腦的一些大臣曾為此跟元宏爭論，但元宏堅持原則；政府用人，只問門第，不問才能。而門第世家，又分為六等:第一等:膏粱門第。三世中有過三個宰相（三公）第二等，華腴門第。三世中有過三個院級首長（尚書令、中書令、尚書僕）第三等，甲姓門第。三世中有過重要部部長（尚書）第四等，乙姓門第。三世中有過次要部部長（九卿）和州長（刺史）第五等，丙姓門第。三世中有過顧問官或國務官員（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第六等，丁姓門第。三世中有過副部長級官員（吏部員外郎）每一等級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標準和保障。像副部長級位置，必須由第一等膏樑子弟或第二等華腴子弟擔任。州政府秘書長（長史）和郡政府秘書官（主簿）必須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擔任，身為平民的庶姓人士，絕對無份。

第二元宏把漢民族儒家學派的主要髓——禮教，全部接受。鮮卑來自荒漠，有遊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當然比較簡單，但是直率親切，樸實可愛。元宏以從農業社會貴族階層孕育出來的意識形態的禮教眼光觀察，自然認為簡單就是落後，直率就是野，親切就是失禮。元宏非常欣賞儒家學派的繁文褥節，所以首先改變他的宮廷和政府的組織結構，皇帝和官員們的威嚴與俱增，皇帝與親王大臣的關係，隨着宮廷制度的建立，而越來越疏遠。親王大臣跟部屬，下級官員跟人民，也漸隔絕。於是統治階層的生活，不可避免的趨糜爛。其次是婚喪儀式，也跟着複雜不堪，鮮卑人從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職。漢化之後，他就必須辭職，回家守喪三年。除非他是一個大地主，否則就會立刻陷於飢餓。所以大部分官員必須瘋狂貪污，積蓄足夠的財富，以備父母死亡後度六年的失業子。

這兩項是中國文化最糟的部分，元宏卻當成寶貝。在本世紀（五）還看不出，到了下世紀（六）他的帝國就要付出代價。

八奇異的寄生集團當北朝士大夫的門第世家制度，獲得重建時，南朝這個本就沒有受過打擊的制度，正在蒸蒸上。

南朝諸國繼承了晉帝國政權，同時也繼承了晉帝國的社會結構。由九品中正而盛的門第世家，隨着大批亡客，於上世紀（四）移殖到江南。但並不是所有的門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狀，像何、杜諸姓，晉政府南遷後就默默無聞，因為門第世家建築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結合產品，一旦無官無地，門第世家也就消滅。亡客中的豪族，稱為“僑姓”江南土著中的豪族，稱為“吳姓”僑姓中以王、謝、袁、蕭最為尊貴。吳姓中以顧、陸、朱、張最為尊貴。政權既然握在僑姓之手，吳姓地位當然比僑姓要低。

門第世家制度，在歷代帝王大力支持下，趨嚴格和密。一姓之中，還要再分等級，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蘇南京）烏衣巷的一支，尊貴中尤其尊貴，誠所謂“萬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員本不可能升遷到中階層，吳姓固然可能升遷到高階層，但不能升遷到最高階層。南齊帝國第一任皇帝蕭道成曾經考慮任用張緒當國務院右最高執行長（尚書右僕）宰相工儉反對，他説:“張緒固然是適當的人選，但他是土著吳姓，不可以居這麼高的地位。”大臣褚彥回抗議説:“晉帝國也曾任用過顧和、陸玩當宰相。”王儉説:“晉帝國是一個沒落王朝，不足效法。”蕭道成只好作罷。

王儉不過一個例子，亡僑姓對土著吳姓的讓步，有一定的限度。對於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態度當然更為嚴厲。高級門第世家為了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用婚姻作為手段，結成一個堅強而奇異的士大夫集團。寧可使自己的女兒嫁給門當户對的白瘋，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會使全體士大夫震動，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壞。身為高門第世家，但比較貧窮的王源，貪圖鉅額聘金，把他的女兒嫁給富陽（浙江富陽）富豪滿家，“滿”是標準的平民，更是標準的庶姓。身為大臣的沈約，就大動干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彈劾，他説:“禮教凋零，世家墮落。”認為對世道人心和國家命脈，都有嚴重傷害。

高等門第世家既結合成一個集團，遂成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離，越來越遠，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結為莫大恥辱。我們用下列兩個例證，説明此一現象:一件是，本世紀（五）初南宋帝國時，皇帝劉裕最親信的大臣王宏，他雖然姓王，卻是庶姓的王。劉裕告訴他:“你如果想當士大夫，必須王球允許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説奉我的命令，前去試試。”王球是當時宰相，當王宏在他身邊要坐下時，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狽逃回，劉裕抱歉説:“我也沒有辦法。”另一件是，南齊第二任皇帝蕭賾最寵信的大臣紀僧真，向蕭賾請求:“我的出身不過本縣武官，請陛下准許我當士大夫。”蕭賾説:“這事由江(學攴)作主，求我沒有用，你可去找他。”江(學攴)是司法部部長（都官尚書）紀僧真前去拜訪，剛要坐下，江(學攴)立刻命僕人把自己的座位搬開。紀僧真向蕭賾訴屈，蕭賾説:“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事實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結果，像王球、江(學攴)之的門弟世家，兩代下來不給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為烏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兒路瓊之，拜訪中書今（宰相級）王僧達。路瓊之的父親曾經當過王家的侍衞，所以他不僅是庶姓門第，而且還是僕人門第。王僧達並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瓊之告辭後，王僧達命人把路瓊之坐過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輕蔑。不過這一次端架子的結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應很烈，吩咐她兒子劉駿把王僧達逮捕絞死。

士大夫是一種世襲的沒有封爵的貴族，北魏帝國元宏所恢復的制度，即以南朝現行制度為藍圖，比着葫蘆畫起來大瓢。這種貴族唯一的職業是做官，以門第和世家的高低，確定官職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國時，甲姓門第的子弟，二十歲成年後第一次任職，就要當中央政府科長級官員（秘書郎）這種情形自然產生一種結果，即他們十分珍惜自己的門第和世家。他們固然高立於廣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時也旁立於政府和國家之外。是一個只享權力，既沒有義務，也沒有道德責任的純勢利的寄生集團。平時他們不繳納任何賦税，戰時他們不服任何兵役或勞役，而只站在勝利者的一邊，幫助維持安定局面，並從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輕視平民庶姓，而且還數典忘祖的輕視君主、政府、國家。君主被殺被逐，以及改朝換代，無論晉帝國也好，南宋帝國也好，南齊帝國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權，興亡盛衰，都漠不關心，而只關心自已的門第世家。所以士大夫從不忠於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於國家。因為任何效忠都有導致犧牲的危險，他們不需要效忠，照樣可以掌握權柄，所以他們只忠於自已的門第世家就夠了，因為門第世家就是自已的政治權勢、社會地位，和經濟財富的能源。

佛道二教於紀元後第二世紀在中國萌芽時，出於一種法術符咒方式。佛教最初傳人，力量微弱，所以一直依附在道教之下，好像是道教的一個支派。這種情形延續二百餘年，雖然得到很多人信仰，但它沒有經典的基礎。上世紀（四）高僧竺佛圖澄，受到後趙帝國暴君石虎的最大尊敬，對佛教的推廣，有很大貢獻，但他所以獲得尊敬，完全靠他的神蹟。

任何時代，苦難中的人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對暴政反抗，一是借宗教信仰，尋求未來的幸福。自從二世紀黃巾農民大暴動以來，中國境內從沒有停止過戰爭。從事戰爭的人投入戰爭，沒有從事戰爭的人，如婦女兒童和老年人，大多數都投入宗教，希望神靈能踢給在戰場上作戰的孩子們和在家的家人們平安。因為信佛的人太多，以致石虎一度考慮下令只准皇帝和貴族信佛，平民不準信佛。

本世紀（五）第四年（四o三）龜茲王國（新疆庫車）高僧鳩摩羅什，抵達後秦帝國首都長安，後秦國王姚興尊奉他為國師。之後的十三年中，他把後秦帝國化成一個佛教帝國，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對佛的崇拜雖不能拯救帝國的滅亡，但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有三十部之多。在此之前，雖然也有譯經，都屬殘篇，到鳩摩羅什才正式完成佛經的體系，使佛教呈現出它的莊嚴面目。

道教產生早於佛教傳人，可是到本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