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內的水管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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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的哥哥終於面。關於“裝車”和“卸車”院內的“水管風波”北京現在還有多少酒館？

賣飯兼賣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館。必得是以賣酒為主，附帶賣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館。據老人們説，當年北京城酒館頗多，而地安門外、鼓樓之前那二里長的街面上，不但酒館的數量可觀，其種類也相當齊全。

北京市民現在不怎麼喝黃酒了，而當年京師酒肆之中“南酒店”卻佔相當的比例；店中出售“女貞”、“花雕”、“封缸”、“狀元紅”等不同派的黃酒，同時也把“竹葉青”當做一種陪襯，附帶出售；與黃酒相適應的酒菜則備有火腿、糟魚、醉蟹、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種“京酒店”早期只供應雪酒、冬酒、淶酒、木瓜酒、幹榨酒、良鄉酒…後來漸漸加添上聲名鵲起的汾酒、西鳳酒、瀘州大麴、貴州茅台…雖已名不副實，但老年人叫慣了，仍叫“京酒店”；再後來因為又變化為主要出售北京郊區自產的“二鍋頭”以“價廉物美”來維繫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終於“返璞歸真”這“京酒店”供應的酒菜，早年多是鹹慄、乾落花生、核桃、榛仁、棗、山楂…夏季添加蓮子、鮮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為主；後來漸漸素食減少，而變為鹹鴨蛋、酥魚、兔脯、驢…到了如今，則以“小肚”①、豬蹄、各類腸和粉腸為主了。當年還有一種“藥酒店”現在北京市民常把黃酒叫“料酒”或“藥酒”但早年的“藥酒店”所賣的酒並非黃酒而是各種酒，如玫瑰、茵陳、蘋果、山楂…另外，如蓮花白酒、綠豆燒酒、“五加皮”

…

一類的燒酒，也多在這種酒店中出售。這種酒店往往並不準備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購回再飲。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麼喝酒的，他們把黃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帶酒飲料統稱為“兒酒”

“兒酒”中只有紅葡萄酒一種受到歡。至於專門出售威士忌、白蘭地一類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隨意人內的大飯店中設置過外，市面上似乎始終闕如。

當年的鼓樓前大街，義溜衚衕附近有一家規模不小的酒肆。

“義溜”其實是“一綹兒”的諧音，因為那衚衕狹窄得兩個人面相遇，必得側身謙讓才能通過，所以人稱“一綹兒”

“一綹兒”在號稱“大衚衕三千六，小衚衕賽牛”的北京城內，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為當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飯館頗為不少，酒徒食客為抄近路常斜肩而過，故而名聲頗著。從鼓樓前大街穿過“一綹兒”衚衕，便可直抵那酒肆門前，門上掛着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樓”進了大門，面立柱上是一副對聯:“四座了無塵事在，八窗都為酒人開。”當時有首《竹枝詞》曰:地安門外賞荷時，數里紅蓮映碧池；好是天香樓上坐，酒闌人醉雨絲絲。

這説的是夏天，其實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節前後。

“一綹兒”衚衕南側，挨着後門橋，有座火神廟，現在遺痕猶在。上世紀20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燈節，據説廟中都要燒“火判”即將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燒，不但使其體腹紅透，而且還要“鼻頭出火耳生風”這自然要引無數的市民去觀看，其中一部分在觀覽之餘，便不免要到“天香樓”中痛酌一番。如今年過70的北城市民，憶起當年景象，往往還能形容個淋漓盡致。海老太太和胡爺爺在鼓樓下一邊曬太陽一邊聊天時，就不知把這話題炒過多少遍“回鍋”然而隨着時代的變遷，北京飯館的數量一度大大減少，酒館一度瀕於絕跡。到粉碎“四人幫”之後，飯館的數量和種類才有所增添，酒館也略有恢復。當然，舊時代裏酒館的繁多乃是一種畸形的社會生態，那一“傳統”本不值得大力繼承，但適當地向市民提供一點“隨意便酌”的場所，開設一些管理得當的專賣酒類和酒菜、備有坐席的酒館，看來也還是必要的。1982年年末的鐘鼓樓一帶，這樣的酒館出現了一家。它位於鼓樓後面、鐘樓前方的鐘樓灣衚衕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煙酒店”裏面設有四五張方桌、十多張方凳，除了供應各種煙酒而外，還供應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腸、茶腸、蒜腸、蛋香腸、午餐腸、茶葉蛋、豬頭、拌粉絲…一類下酒菜。因為它的位置處於僻靜的小衚衕之中，所以光顧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過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職工，售貨員與酒客大半相，酒客之間也大半相，於是乎酒館中常常充滿了一種活潑而融洽的氣氛。

且説1982年12月12那天下午四點多鐘，海西賓騎着自行車，遵殷大爺之囑追尋盧寶桑的行蹤，結果是發現盧寶桑搖搖晃晃地鑽進了“一品香”海西賓在“一品香”門前下了車，把車支好、鎖好，隔着玻璃窗朝裏面望去。原來同院澹台智珠的愛人李鎧早在裏面，盧寶桑進去後立即看到了李鎧，顯然是大聲地吆喝着，一溜歪斜地走了過去；李鎧站起來扶住了他，顯然是在頗為驚訝地詢問…

海西賓正猶豫着:要不要進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賓！”海西賓轉過頭一看，是薛紀躍的哥哥薛紀徽，騎着輛自行車面而來。

薛紀徽本不打算下車，他那聲召喚不過是一種禮貌的表示，但海西賓打個手勢，讓他下了車。海西賓問他:“你怎麼這時候才來？”薛紀徽明顯地疲憊不堪，簡單地解釋説:“加班。”海西賓便對他説:“今天是什麼子，你還加班？你們家亂套了！宴席上吵了起來，説是有人偷了你們家的雷達表…”説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裏頭:“躍子懷疑是他乾的，可現在也沒掌握什麼證據…反正我也鬧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頂大用。”薛紀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裏望去，只看到了李鎧，他心想:這怎麼可能？一定是誤會！不過，海西賓的表情語氣，都使他受到一種不祥，他便説了聲:“好，我趕緊去！”説時抬腿上車，恨不能立刻到達。

海西賓望着薛紀徽那寬厚敦實的脊背迅速遠去，心中湧出了一股釅釅的同情。他驀地回憶起前年夏天，衚衕裏一羣小夥子都到什剎海邊乘涼，不知怎麼地大傢伙哄着讓他跟薛紀徽摔跤。當時他剛學會一點武術，總想找個機會比試比試，便也拿話挑逗，得薛紀徽站起身來，向他應戰。薛紀徽説:“咱們也甭摔。我站在這兒，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贏。”説罷‮腿雙‬微張，雙手叉，起了厚篤篤的脯。海西賓使出了多種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頂，活像一條白龍纏磨一座鐵塔，竟始終不能把薛紀徽撂倒。周圍的小夥子們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興。最後海西賓只好抱拳稱服:“徽子哥，您説吧——我該輸給您點什麼？”薛紀徽笑笑説:“‘哪裏哪裏’，你給我跟大夥練套拳看看吧！”海西賓便練了套剛串下來的“陳氏太極”練到“收式”薛紀徽便帶頭鼓掌，大夥鬨然叫好之後，薛紀徽説:“還是‘哪裏哪裏’有功夫。我其實一點功夫沒有。我的本錢不過就是敦實。”海西賓從此記住了這句話，他覺得，他需要向薛紀徽學習的，正是那可貴的“敦實”；而敦實絕不僅僅體現在那一身鐵疙瘩般的腱子上，敦實，這主要是一種嚴肅認真地做人的態度…

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紀徽是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澤東主席發佈命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那天傍晚，薛紀徽誕生在隆福寺的一間配殿中。來給薛大娘接生的是協和醫院的一位助產士——要擱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東邊的孫家坑衚衕去請他的；當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醫院已為時甚晚後，便提着醫藥箱趕到了薛大娘牀前，順利地接下了薛紀徽。他拒絕收費，並且説:“您以前來找我，我也會來的。在醫院外頭為產婦服務，我概不收費。”他是個基督徒，他説的是真心話。但薛永全仍然把這一切看做是共產黨解放了北京所帶來的福氣。他跟薛大娘不滿20歲就結了婚，在生薛紀徽之前生過三個男孩一個女孩，都是請廟會上的喜婆給接的生。三個男孩有兩個都是生下來還活着，可讓臍帶繞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臍帶來，生瞅着給憋死了；有一個難產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順產，卻生下來剛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綆堂”書鋪的掌櫃牽線，送給了一個沒有女兒的官宦人家，後來音訊全無。

父母念共產黨，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所以給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為薛紀徽。生下薛紀徽以後，薛大娘身體垮了下來，不久查出有肺結核，但是隨着隆福寺大廟在解放後逐漸成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場，薛永全由一個喇嘛成為了商場中的正式職工，他家的經濟狀況空前好轉，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癆協會”定期診治，幾年後終於痊癒。薛大娘身體康復以後，又生下了薛紀躍。三十多年過去，兩個兒子都健壯地長大成人，並且如今都安家立業。薛永全夫婦按説該徹底地揚眉吐氣。

但是任何社會、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種狀態中。在逝的時間裏，社會生活中總是充滿了矛盾衝突，作為個人，他在自己的命運發展中，總是既會有喜樂，也會有哀愁。

薛紀徽16歲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時他剛上到初中三年級。他是學校中最早的“紅衞兵”戰士之一，他狂熱地信仰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在“大串聯”中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他厭惡“打、砸、搶”他為堅持“要文鬥，不要武鬥”而同其他“紅衞兵”戰士爆發過烈的爭論，他同情那他認為僅僅是犯了錯誤而並非“頑固不化的走資派”的校長和黨支部書記，他對“中央文革”越來越極端的過言論到困惑…然而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靈上所刻下的印跡，對他人生觀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都不如那期間他所目睹的“裝車”、“卸車”的場面更富於刺和震撼力。

什麼叫“裝車”和“卸車”？

裝卸的並非貨物，車子也並非是載重卡車。

在薛紀徽他們住的那條衚衕附近，還有一條更整齊的衚衕，衚衕裏有個保護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裏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當時該人不但已經年逾古稀，而且大腦已然軟化；他身軀肥胖，腿腳極為不便，説實在的，早該謝絕一切邀請，不再外出活動。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之中，不知怎麼的，他偏倖存，並在“五·一”、“十·一”一類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門城樓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門城樓上的活動正式開始前40分鐘，便有一輛小轎車來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會默默地圍成一個半徑頗大的圓圈，來看有關人員和他的家屬，如何將他裝進車去。薛紀徽便是那圍觀者中的一員。

小轎車的車門口徑，於那臃腫的老人本已不適，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關人員和他的家屬，不得不如同裝載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貴物品般大費周折。先是一個年輕人從那邊車門進到車裏，伸臂準備接應，然後再由三個人將那老人扶到這邊車門，有的幫助他屈身，有的輕輕按下他的頭顱，有的幾乎是摟住他，將他往車門裏運送。老人通過那車門，終於被進車裏，往往要費去十幾分鍾，而這時在圍觀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發出的生理呻:“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擠壓得極其痛苦），以及據説是那老人女兒的鎮定而威嚴的指揮聲:“慢點！慌什麼！好，用勁！怕什麼？甭怕他叫喚，用勁往裏推！你那邊用勁往裏拉！別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喚什麼？！這不就快坐進去了嗎？

…

”那情景真是驚心動魄。

小轎車開走了，圍觀的人們並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衚衕口上，竊竊私議着。他們都摸準了規律，在“裝車”這個節目結束的半個多小時以後，必定便會接演“卸車”這個節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門城樓，還有一次快速卸裝。他上了城樓，陪同他的人讓在場的新華社記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單上，用鉛筆在他的名字後面劃上一個對鈎，於是等他氣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動結束，又把他裝車運回家中。車子到了他家口，有關人員和他的家屬，便又在他那位已經五十多歲的女兒指揮下，對他實行最後的“卸車”

“卸車”按説要比裝車困難得多，但速度卻總比“裝車”要快，指揮者的聲調也變得急促僵硬:“別怕！拽你的！從裏頭推呀！爸，您嚷什麼？這不馬上就下來了嗎？好，快點架進去！快！

…

”那位老人自己對這樣被人“裝卸”是否心甘情願，不得而知。他的女兒對此事的想法，卻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裝車”時特別不順，大約是老人的一個孫子忍不住説:“我看去不了就別去了吧！”擔任現場指揮的那位女兒立時焦躁地駁斥説:“別去了？！晚上新聞聯播裏沒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沒死，人家不得説他給打倒啦？告訴你説吧，只要有一回沒上去，咱們留在北京的還好説，那外地的幾窩子，立時就得讓人欺侮個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