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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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寧三年，從雒陽開始向外傳的一些耕作法和農業器具在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後，已經開始在中原五州之地推廣開來，雖然一些耕細作的方法只限於一些中小地主階級和豪強大族的莊園使用，但是如曲轅耬犁這種結合了曲轅犁和三耬犁的優點，可以一次完成開溝、下種、覆蓋、壓實的新式農具則得到了最大範圍的傳播，不少還擁有土地，家裏有畜力的自耕農都是紛紛找鐵匠作坊打造這種曲轅耬犁。除此以外，各種水車也在各郡縣的重要農業區大量修建，提高了灌溉率。

隨着眾多新奇的農具和糧食的持續豐收，民間開始興起了一些傳言，雖然説法各不相同，但是內容卻是一樣，那就是當今天子乃授命於天，是神人轉世。而這些傳言正是賈詡派密諜司的探子據各地不同的風俗和所信神祗編造，利用當時百姓信讖緯學的氛圍為天子造勢。

耕過後，天子親自注釋的經學書籍，同時在中原各州郡開賣，一時間這種由前所未見的潔白紙張裝幀的書籍成了各地士族眼中的瑰寶，紛紛是解囊購買，本不管售價。此時士族的形成已經在帝國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文化的家族化，一是家族的文化化。

前者通過家族成員通經人仕，再以為官帶來的政治、經濟優勢營建並擴張家族勢力，或累世經學而累世為官成為士族。而後者是素封豪族、外戚豪族與皇門豪族在家族內部培養文化修養而轉變為士族。

士族的崛起使得帝國原本的豪族社會正在發展成為一個士族社會，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正是光武皇帝中興以後歷代天子推行儒術的結果。經學成為統治思想和官方學術，成為選拔、任用各級官吏的理論依據，政治利益的誘惑，使傳授、研習儒家經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

光武皇帝中興以後皇權對包括皇族、外戚等在內的豪族勢力的壓制和防範，也迫使豪族在家族內部培養經學，希望以文化的傳承力量來保持家族更長久的發展。{bolt_domian}而中興之初在社會上提倡的淳樸風氣也影響到豪族家風的改變。因此中興早期的外戚家族更容易向文化士族轉變，如陰氏、馬氏，只是後來隨着皇權的衰落，外戚勢力的強大，這種轉變才滯頓下來。

如今帝國士族中，最負盛名的便是光武皇帝時代的樊，郭，陰，馬四家，被稱為四姓小侯，雖然從孝和皇帝以後他們逐漸失勢，但是家族卻因此存續了下來，底藴深厚。而‘西京七族’和‘東京六姓’之中的許多大族，尤其是東京六姓中的竇、鄧、閻、梁、何氏雖然盛極一時，但家族卻轉眼走向沒落甚至覆滅。

在劉宏眼中，豪族的士族化實際是迫於生存壓力而向皇權妥協，光武皇帝中興以後建立的制度無疑建立了有效的獨裁製度，即使外戚豪強再強，到最後還是難免敗亡，而孝桓皇帝時代的宦官集團更是將豪族勢力打壓到了最低谷，所以他才可以借勢獨攬大權，使皇權再次強硬，來引導目前士族的轉變方向。他對學術的傾向將影響到士族的修學取向，此時的士族只是將儒學視為仕途的一部分，讀書人研讀儒家典籍，也更多是為功名利祿。

對於目前帝國的情勢，劉宏看得很透，民風是一個社會盛衰的晴雨表，所以古代先賢或王者都特別注重‘移風易俗’光武皇帝中興後以名教治天下，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勵士民砒礪行，講究名節，從而鼓動風氣。但是孝和皇帝以後，社會中洋溢着一片‘浮華’之風，經濟生活中人們普遍捨本逐末、競相牟利。

對此，幾位著名的學者在他們的著作裏多有揭。王符《潛夫論·浮侈》中説:“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治本者少，浮食者眾。…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總之，當時社會中人無論男女老少都在為錢而奔忙，只要能到錢，不管是經商、演戲、求神、鬼、欺詐、賭博，什麼都幹。

這種貴末賤本、競相逐利的結果就是輿服、喪葬制度形同虛設，奢侈之風盛行。而孝和皇帝之後作為天下臣民之首的歷代天子都是安於逸樂，使得這種風氣越長，社會就此頹廢。最後被時人稱為三患:一曰奢僭，皇權衰弱，二曰棄農經商，得倉凜空虛，三曰厚葬，人人仿效，不惜傾家蕩產，結果是窮厄既迫，起為盜賊。

光武皇帝中興以後，之所在在民間倚重儒生，主要是因為儒生‘務忠良，以節優’對於‘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有利。倡導名教治天下，除了希望做到人盡其才、官稱其職外，就是‘尊崇節義，敦勵名實’來達成政教雙贏的目的。

士人有‘仰祿之士’和‘正身之士’兩類，二者中能夠真正引領一個社會之正氣的只有‘正身之士’，而‘正身之士’畢竟是不多的。即使是孝桓皇帝年間的黨錮之禍，涉及‘諸生三萬餘人’，然真正稱得上‘正身之士’者，也不過是李膺、陳蕃、王暢、範傍等幾位黨魁和當時被稱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的少數骨幹，絕大多數參與者大多都是屬於從風隨響，或者傾慕上述諸人之風采，甚至還有的是為了求其拔舉。

劉宏深知，目前帝國崇尚名節的風氣只是於表面，儘管他登基以後為死於黨錮的‘正身士人’修建文英殿，同時勵褒揚陳蕃等人，但是這種幾十年形成的‘浮華’之風卻不是短時間內可以除的。

劉宏之所以要打擊‘清議’，便是因為當時的士人為博取名聲，往往虛造聲譽，欺世盜名，更喜歡危言聳聽，借讖緯造謠攻訐政事以養聲名。而為官者則通姦猾、朋黨用私，帝國原本的‘遊’本指士人周遊而學以及集結、聚會的活動。但是這種原為求學內容的活動隨着社會風氣的頹廢益演繹成為一種‘結黨權門，援求名’的勾當，正所謂‘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在這樣的情況下，失去了陳蕃，李膺等一批‘正身之士’的‘清議’成了一些士族用來以名干政的手段。

劉宏註釋經典，便是要打擊在這股‘浮華’風氣下離了本義的儒學和興起的講究追求個體**，自由的老莊學説，一個強健的帝國必然需要一種質樸剛健的風氣，制度易改而移風易俗難，當初商鞅入秦，花費了二十年時間，才能逐漸改變秦國原本與戎狄雜居而染上的一些風俗。（算是我對漢末國情的看法，社會風氣不能清正，什麼制度改革到最後都是空。）隨着大批書籍的賣出，劉宏利用技術優勢開始了他移風易俗的第一步，他要讓那些熱衷於‘遊’‘清議’而疏於學術研究的儒生回到正途上去，同時利用他自己這些年來累積的名聲讓正處於形成階段的士族重新樹立價值取向。

地方豪強，隨着中央權威和實力的增長，以及大批中小士族的崛起，最後必然消亡，劉宏所處的正是整個帝國處於劇變的時代，如何引導新生的士族整體成為他所規劃的一部分比起其他事情都要重要得多。

細柳營和太學，這兩個被劉宏重點關注的地方，都是得到了大量免費的印刷書籍，親自挑選的註釋諸子典籍都被劉宏歸入了儒家名下，不管如何，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和對社會道德的構建都有益於社會的穩定，而推翻儒家，建立一種新學説的社會成本太大，大到他也難以承擔，所以這種百家合，暗中替換融合的手段無疑最為有效，利用造紙和印刷的技術優勢，只需要五十年，他就可以為自己的帝國打下堅實的發展基礎。

太學裏，得到天子暗中支持的太學生團體文淵幾乎是第一時間得到了大批天子親自注釋的印刷書籍，並以此招攬了大量人員。三萬太學諸生裏，成分複雜，更多人都是抱着求取功名之心而來，所以對他們來説，天子親注的典籍無疑在某處程度上代表了以後選官的標準，都是趨之若鶩，使得文淵在短時間內急劇壯大，同時讓其控制輿論的能力也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