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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唐米娜,1982年生。17歲大學畢業後在法院工作數月,因《尖叫的人生》(中篇)誤闖文化圈,18歲做編輯,卻因《逃離愛情》一文在網絡竄紅,誤入網絡作家陣營。19歲唸完碩士,開專欄,專寫愛情。受湖南某刊邀請,出任該社編輯部主任。20歲出版小説集《逃離愛情》,部分作品被收錄於數十本圖書,同年被評為“湖南十大巾幗”哪怕在成人社會頭破血時,我也絲毫不想回到少年的子。
毫無疑問,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關鍵詞。
我不能從它的字面上看出任何長者的希冀,而想出這個名字的爺爺,也從來不能給我一個明確的解釋。
他説,父姓加上母姓,表示對我母親的重視,在我們家庭裏,男人與女人地位相同。
他説,他喜歡花草,起初是想讓我叫做辛唐米蘭,但是蘭字與某長輩名字重合,怕不敬,便改做了娜。
他説,那時《唐老鴨與米老鼠》正免費,讓我烙下我所屬時代最天真可愛的身影,才選了“唐”與“米”他説,米是最平實卻最不可缺少的物什,娜是女娉婷的身姿。…我想他是為這個名字自豪的,巧合或心機,使這四個字將四個音調包攏,組合成毫無意義卻極具意義的新名詞。
但是到今天,他也不知,我曾經有多麼憎恨這四個字。
紫棉褲我出生的城市是北方與南方界處的一座小山城。民風算純樸,山水算清秀。小城裏最寬的街道叫“大十街”記憶中的“大十街”是那樣的寬,那樣的長,小小的腳踏在那條水泥路上便會失去重心。近幾年,終於回到小城,到了“大十街”的路口卻是另一種心慌——它太窄了,窄到車都不能駛入。這樣的小城,幾乎任何人都可能扯上關係,幾乎任何人都知道別人家午餐內容孩童成績夫情。
知識分子的爺爺將在現在任嫌小資的名字在八十年代初給予了我,我便要從第一聲啼哭開始承受被關注的壓力。
我猜,他們還是希望我是男孩子。因既成事實,便賭起氣來,要在我身上證明出女孩比男孩更要優秀。這是一頂艱鉅的試驗,我是惟一的白老鼠。
小學生米娜在一年級到四年級時,還是很優秀的。
高年級的學生常在放學後在後面追認,誰是那個還穿開檔褲的“小本”——他們都這樣叫她,飛快地跑到她身邊,眼睛像風一樣瞟一下再一下,快樂地舉手高呼“打倒小本”再飛一般跑遠。那時,小學生米娜並不生氣,我想,比起任何大孩子都不理她來説,她寧可他們取笑她。她一直都很害怕孤獨,害怕不被認同。
上學,除了上廁所比較可怕之外,還是讓小學生米娜很開心的。
可能是小學三年級那次事故留下的後遺症,我一直到大學畢業,都不肯一個人上廁所,要麼找同伴,要麼忍着回家。
那次事故主要因為一條紫棉褲。
冬天的小城非常冷,三年級的小學生,米娜怎麼也不能再穿開檔褲上學,所以,母親給了她那條整檔棉褲。我盡力描述那條棉褲的樣子吧——像紫藥水裏泡過一樣,深深的紫,厚實沉重,幾乎可以將它在地上直立起來,蹲下時很需要力氣,關節處會被棉花擠得生痛。褲子沒有任何鬆緊帶,褲被剖成前後兩片,前面一片吊在口,等同於一件棉背心,後面一片各生出一條同棉繩,可以在前打個蝴蝶結將褲子紮緊。
小學生米娜從教室跑到廁所時,手腳幾乎凍僵,她穿得像只燈籠,圓滾滾低頭看不見,便光憑着手的覺去解開那隻蝴蝶結,真可惜,手僵掉了,將活結扯死,然後無論如何都不能找到解開的方式。她不好意思向不認識的女生要求幫助,臉紫漲着,緊張又窘急,聽到上課鈴聲時,她想,完了。在那一瞬間,她的腿忽然温暖濕潤起來,突如其來的温暖與失控讓她只能依在空無一人的廁所牆壁上放聲大哭。
我不太記得,我是被老師揪回教室的,還是自己回去的。我只記得,她與同學都在笑,她説:連褲子都解不開,你應該改名叫辛唐糊。
這件事情真的很糟糕,對小學生米娜的打擊太大了,像是一隻混進小老虎隊伍裏的貓,它與它們夜相伴相玩,幾乎要忘記自己不過是一隻貓時,老虎們忽然明白過來,它們取笑它小小的爪與牙,取笑它追趕跑跳的每一個動作,它弱小到不敢反抗老虎,只能憎恨起自己的沒用——為什麼,我不是一隻巨大的虎呢?
鳳凰樹小學的場上,有一棵鳳凰樹,每到天,便會開滿粉紅的花,絨絨,粉。花開九九藏書網的時候,小學生米娜總是開心的。天到了,這是花草們最好的子,也是她的好子。
每年的天,她都要去演出——敬老院、戲劇院,還有大大小小種類繁多的比賽。
我想,她不是真正喜歡舞蹈或音樂,而是喜歡這種被人注意和當“小大人”的覺,喜歡打扮得漂漂亮亮做短暫焦點的覺。
可惜,她不漂亮,唱歌或舞蹈也不算最佳,所以她只能跳羣舞——《小燕子》裏某一隻燕子,《八個小娃娃》裏某一個小娃娃,好不容易練過一隻雙人舞《拾稻穗的小姑娘》,還沒有被通過正式演出。知道她的失落,安她:“但是你會講故事啊,你可以做主持人啊。”(——寫到這裏時,我忍不住想笑了。記得在那棵鳳凰樹下,我的語文老師拿着一張電視報,看着上面刊登着的主持人照片,非常有信心地對我説:“你的照片將來一定會出現在這裏的。”老師可能是想讓七八歲的女童開懷一笑,但是這句話果然成了真。我做了主持人,雖然永遠不可能去主持節晚會。)在的提示下,小學生米娜成功轉型,也第一次明白,什麼叫上帝關了一扇門,一定會打開另一扇窗。
在老家的影集裏,還存着這樣一張照片:扎着羊角辨的小學生米娜與一個帶眼鏡的男生並肩站在兩支麥克風前。她與男生看上去像極了恐怖片裏的殭屍,腮上兩團紅,皮上一層白,加上額頭上的紅點,兩張臉又像兩隻節裏的喜饅頭。
照片的背後,有歪歪扭扭的字跡:劇照,主持節目。
哈,我都能看到小學生米娜得意又認真地趴在桌子上,在照片後認真寫字的可笑表情,我猜她那時甚至樹下理想——要成為優秀的節目主持人。
母親近年來常回憶我的童年,現在的她能想起來的,都是些美好的回憶。她説她一直都知道我是獨立的孩子,就像那次演出,結束之後,別的家長都向後台湧,去找自己的孩子,幫他們換衣服。而我是坐在巨大的木箱上掰着指頭數,跳了兩場舞,加上主持人服裝,應該是三套…母親回憶到這裏時,我無情地打斷她:“你壓沒有去看我的演出,怎麼知道我在後台的情況?”她不服氣地還瞪我一眼:“聽你們老師説的。”母親不大關心我的這些演出,比起過程來,她更重視結果。而她評估結果好壞的標準,便是小城人零雜的議論。她説,那天是下着雨的,我兩隻手掛滿了衣服,帶着滿臉花紅柳綠,嚴肅地向家走。我笑,問母親,為什麼我是一臉嚴肅。母親搖搖頭:“這我怎麼知道,反正你從來都神神怪怪的。”現在,每天從直播間做完節目回家時,常常能從汽車的倒車鏡裏看到自己嚴肅的臉。偶爾下雨,我或者會在被水澆濕而反映得悽豔的路面上又看到小學生米娜。我明白,那種表情不叫嚴肅,而是落漠與惘然,像被收了魂,也像夢遊。
小貓釣魚我的好子在小學四年級結束。
説實話,到現在為止,我還認為,有的老師是良藥,有的老師是夢魘——這個觀念並沒有因為我成了社會人而改變,並沒有因為我明白人非聖賢都有好惡而轉念。
夢魘老師教的是數學,從此,數學也進入黑暗時期。那兩年的黑暗,種下了自卑的種子,培養了自我揄挪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