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4章效鄭莊公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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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4章效鄭莊公舊事“難得回京學習，正好休息一下，怎麼還老是愁眉苦臉的？乖，快笑一個！”葉靈走到蕭宸身邊，彎下，伸出青葱指在他臉上輕輕擰了一下，笑着説道，看那樣子，倒像是逗小孩子玩一般。

蕭宸瞪了她一眼，可惜全無作用，便伸手在她的翹tún上“啪”地拍了一下:“老公的便宜也敢佔？”葉靈半似嬌羞半似氣惱地捶了他一下，在他身邊坐下:“是不是工作上有煩心事了？”蕭宸點點頭，想了一下，又搖搖頭。

葉靈奇道:“到底是還是不是？”蕭宸苦笑起來，一臉鬱悶:“還真不好説算不算工作上的事兒，不過煩心是肯定的了。”

“那是為什麼？”葉靈有些不理解:“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這有什麼説不準的？”蕭宸嘆了口氣，想想告訴她也無妨，便説:“自從年前程子高被任命為朗柳市委書記以來，這段時間朗柳那邊已經有好幾個人在我這裏告他的狀了。”

“程子高…”葉靈想了想，忽然眼睛睜大:“是不是上次你説的那個，跟那劉蒙走得很近的那嶽州市委副書記？”提到劉蒙，蕭宸的臉就沉了一沉，點點頭，面微冷，解釋道:“我調任吳城以後，他就代理朗柳市長了，按照省委的部署，他在年前的全體黨代會上，當選了市委書記。”葉靈呆了一呆，有些不悦道:“這種人也能提拔，你徐叔叔…怎麼想的？”蕭宸微微蹙眉，閉上眼睛往沙發上一靠，幽幽道:“一個副書記，定不了鼎的。”電視上看官場上的步調總是高度一致的，無論什麼問題總會達成高度共識的。其實都是一把手的思想得到了貫徹落實。華夏有句古話叫“寧做ji頭，不為鳳尾”自從華夏實行黨政一肩挑，一支筆審批後，副職和正職的區別就不在是量而是在質上發生了本變化，一把手只有一個，副職無足輕重，有得單位甚至有十幾個副職，但都是和政協委員一樣聾子的耳朵。ji頭和鳳尾的關係越來越符合現實辯證法，一個縣科級的一把手，甚至比省內一個副廳級更有實權，唯一衡量的標準要看單位的經濟實力，相同的一把手不同的單位在社會上的待遇也會有天壤之別。

關於正職和副職之間的微妙關係，錢鍾書在《圍城》裏曾對其作過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正職比作過去富人家的太太，而副職就像姨太太。太太只能有一個，姨太太則數量不限。如果哪個“丫頭”和老爺有了si情，老爺一般會“給她一個名份”讓她做姨太太。太太與姨太太的待遇自然也就不一樣，否則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姨太太千方百計想“扶正”了。

葉靈嘆了口氣:“這個程子高又是做了什麼事，讓朗柳的人告狀都告到你這兒來了，你現在還能管朗柳的事嗎？”蕭宸搖了搖頭，微微嘆息一聲:“無非就是飛揚跋扈、擅權專權，縱容家人親戚打着他的名號撈好處罷，只是他做得太過了一些，朗柳那些我提拔起來的幹部，現在有些受不了他這樣乾的，但是又沒地方告，只好把電話打到我這裏來，si底下跟我説説…其實，我這時候又怎麼管得了朗柳的事？即便程子高是真的幹了這些事，也輪不到我來出手，否則就是壞了一些‘規矩’，是要遭人忌恨的，我自己雖然不怕，卻怕那些因為相信我，才來我這裏告狀的人，我怕他們受到牽連…”葉靈柳眉一挑:“那，你現在都調走了，還真能把程子高打掉？”蕭宸不知道她問這話什麼意思，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沉yín了一下，説:“只要他是真做了那些事，我拼着被一些人忌恨和上面對我失望的可能，打下他…還是有七八分把握的。”葉靈其實並無什麼別的意思，只是有些好奇蕭宸在朗柳留下的力量有多強而已。她又哪裏知道，蕭宸當初的幾名干將，如今即便蕭宸離開，但他們在朗柳也已經逐漸形成勢力。鄭之鵬已經出任朗柳市常務副市長，林成南成了組織部長，劉文軍從檢察院檢察長升任了市紀委書記，而顧樂也成了市公安局長，不過暫時沒有兼任市政法委書記，目前是政法委副書記。但即便如此，蕭宸在鼎清區的“四大護法”除了李雲新調任到吳城現在出任了市紀委書記以外，另外三個也都已經在朗柳成為了市委常委，資歷略差一點的顧樂，離常委也不過一步之遙了。而這還不過是蕭宸的鼎清派嫡系，他在常務副市長和市長任上提拔和重用的幹部又難道少了？所以蕭宸如果真要動一動程子高這個朗柳一把手，即便他是在千里之外，也一樣有把握，只是這動手的代價太大太大，即便蕭宸也不敢輕易如此破壞規則。

這讓蕭宸不想到了“逆淘汰”這個詞。

所謂“逆淘汰”或叫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具有真才實學和道德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擠和打擊、壓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現象。而與之伴生的現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質較差乃至惡劣的庸人甚至壞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投機鑽營和趨炎附勢，而成為官場競爭的勝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華夏宋代的蘇轍曾形象地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華夏官場的“君子鬥不過小人”現象。至於這種在華夏的封建社會官場源遠長的現象，為什麼在華夏進入共和國後依然會屢屢發生，司空見慣呢？蕭宸一直認為，這要從華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尋找深層的制度原因。

眾所周知，在華夏的官僚政治傳統中，有一個遺產是代代相傳的，這就是各級官員的層層任命制。在華夏大陸，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選舉出來之外（這還不包括在村裏真正説了算的黨支部書記），各級官員都不是經由民眾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在當今華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員選舉，其中包括所謂差額選舉，其實無不是由上級做出安排的，選舉人只是按照上級的意圖舉舉手、畫畫圈、做做樣子罷了。偶爾某個縣以上機構的選舉中鬧出一個非候選人當選的現象，在當地乃至在華夏都會是天大的新聞，這作為一種官場非常態的現象其實並不具有制度的意義。

事實上，由於官員的任命機制均是由上級控，自文革後，在理想幻滅，信仰淪喪後的近幾十年來，華夏官場中的官員，凡為了奔一個好前程者，其躋身官場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顯然不是把為崇高的事業服務作為當官的宗旨，而是把為自己的長官或上級服務作為核心任務。任何一個在華夏官場呆過一段時間的人都能夠覺得到，華夏官場中能夠呼風喚雨的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會做事。當然，既能做事，又會做人的成功官員也不乏現實的例子，但這絕對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員行列中的主。只會做事而不會做人的官員，是升遷無望的。這是因為，官員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能做出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關係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烏紗，而與上級關係疏遠的則鮮有升遷的機會。凡能在領導生活圈裏如魚得水者，無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於在領導工作圈裏折騰的，其升遷的機會寥寥。

程子高作為典型的瀟南本地幹部，當初依附劉省長是很正常的，而從劉省長對他的態度來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顯然是不錯的。

既然搞掂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烏紗，而與上級關係疏遠的則鮮有升遷的機會。於是“報喜不報憂”與上級往則諂媚，對待下級則輕慢，就成了華夏官場中各級官員相處、相時的常態。

正是這種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制度特，導致下級只對上級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而不是對自己所治理的民眾負責，這就必然導致違背常理的反達爾文規則的逆向英淘汰。

優勝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卻給那些善於阿諛逢的庸人提供生存和發展的機會。雖然華夏現在也開始了公開考選某些低級別機構官員的嘗試，但這種選考就目前來看，尚不是官員晉升的主要通路，其對官員的引力並不是像某些選考的組織者所想象的那麼大。

從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機制其實深藏於人的天之中。因為在人中，有一個人人都有的弱點，那就是都喜歡聽悦耳的好話，喜歡別人奉承和拍馬。而英們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氣和清高不屑於投機鑽營，庸人們則不靠拍馬逢卻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會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合上級，籠絡上級上。在以人身依附為特點的官場格局中，做長官的十有**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這就毫無疑問為那些把才智和力用於合上級，籠絡上級的平庸者們，提供了更多的升遷機會。如此這般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現實的政治生活用許多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人們，在官出上級的社會，淘汰英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當眾多特立獨行的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殺後，整個社會則必然的逐漸走向萬馬齊喑的局面，體制的活力和張力將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級的制度安排加上國家壟斷了主要的利益供給，華夏的官場自古就是一個巨大的納同時又毀滅頂尖人才的黑。它不但將天下英統統引到其中，而且，通過國家的暴力壟斷和文化壟斷使人才除了依附國家外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路。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舉國的讀書人紛紛走進科場應試，就曾喜形於地説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廣大的知識分子在一個官出上級的社會，要想出人頭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當無數的人才英擠在入仕做官這唯一的獨木橋上時，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甚至刺刀見紅，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而恪守崇高道德守者，如果不以“外圓內方”的姿態順應官場文化和通行的潛規則，鮮有不被淘汰者。其結果是，人們總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裏；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裏；説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説假話的人手裏。

這就是“逆向淘汰”或英淘汰能在華夏官場大行其道的本原因。

華夏人向來有通過窩裏鬥而內耗掉自己的民族英的老傳統，其窩裏斗的血腥殘酷與大規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現象為世所僅見。通常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結為民族的劣，似乎這只是華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户曉的名言:“華夏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裏鬥在華夏千百年來代代不息沒有窮期，為什麼華夏人會產生“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怪異思維？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沒有劣等的民族。

華夏在歷史上一直是個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更少，大家都在準飢餓線上苦巴巴地過子，向有限的資源索取生活資料。在仕農工商的社會序列中，人們常説“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敗的“零和博弈”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或發展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多樣，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個人卻只有一個發財或發展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赤膊上陣，大打出手。民間形象的説法就是“槽裏無食豬拱豬”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ji烈，這乃是從古至今華夏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海官術出神入化，社會週期動盪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本癥結之所在。從這個角度看當今的國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舉國上下各級政fu無一例外全都在那裏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一度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在國家的暴力機器面前化為烏有，華夏曆代的開國功臣的悲劇正是源於此。

在漫長的華夏曆史上，像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悉的有名的良將或謀臣，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利。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華夏曆史，與傳統的華夏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勢羣體。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si有財產權，在華夏已往的歷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其實，就當代政治學的定義而言，華夏的皇帝們也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當今華夏，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將焉附”説的就是華夏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結蒂，導致華夏的知識分子永遠扮演這一悲劇角的罪魁禍首，就是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了利益供給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華夏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政權之上的“”在一個政fu是唯一僱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fu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説夢。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fu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fu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破壞機制被暴力最強者所啓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説。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着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説過:“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在社會制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亂象”的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和受益於該制度的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盡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制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在着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實，無論中外，政治活動都是集體的，都有其運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是經常的和強烈的，其對制度的依賴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導致的是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在華夏，由於政治的複雜和低透明度，使得從上到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因之，任何掌權者在制度變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草率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正是為了避免承擔因制度變革而引發的高成本，華夏的決策階層歷來傾向於維持已有的制度，即使這種制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這也是他們首選的最保險的抉擇。這也就是為什麼導致前蘇聯解體的莽撞的戈爾巴喬夫在華夏的決策層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華夏，政治變革之難還表現在，政治過程中的觀念轉變是非常困難的。華夏人無論是高踞廟堂的達官顯貴還是行走在叢林草莽中的綠林好漢，當他們關於社會、關於制度、關於道德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加以改變，其原因是像華夏這樣一個有着13億人口的巨型社會，其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當華夏民族這樣一個超大族羣對政治、對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fu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深蒂固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定型，誰要試圖加以改變是及其困難的。

考察華夏曆史很容易發現，無論誰當國家的統治者，其制訂制度和政策時，總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潛在後繼者在繼承大統後，改變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這也就是華夏的憲法序言越寫越長和無論哪個最高領導人都喜歡説自己所鍾情的制度趨向100年、50年不能變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歷史意識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時總是會擔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將來掌權後，改變自己一手製定的治國方略。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歷史上的名聲，也會在制度的設計上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所以，口頭上説説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來其實非常難。華夏政治的這一特，使得華夏的國家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尤為困難。常人所謂的制度比人強，形勢比人強，要表達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在華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極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無一不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華夏的政治競爭，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我們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贏就意味着我徹底完蛋，其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政治遊戲的任何一個玩家來説，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華夏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者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華夏政治體制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現象迄今依然是華夏曆史的常態，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非常不幸的是，在華夏曆史上，所謂“凡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的歷史魔咒，卻是歷史的真實。要當華夏制度的變革者，非鄭南巡、蔣經國這樣的敢作敢為者，是不敢輕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蕭宸有時候會思索，從鄭老在92年再次撥正華夏社會走向的歷史事實來看:若天假以年，鄭老能頭腦清醒的再活20年，他是不是會把政治改革予以重新啓動並完成，而不會是以那種被扭曲的形象走進歷史。對岸的蔣經國僅僅以兩年的贖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而在身後受到藍綠各黨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證。然而不幸的是，華夏的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今後，也不知是誰來完成數千年來華夏政治制度上未竟的偉大事業。

蕭宸心裏的矛盾，葉靈也能理解，畢竟朗柳的大好局面可以説是他一手打造出來的，如今明知道“即位”的人是個敗家子，他心裏要是不惱火那才奇怪了。

“其實，你心裏是不是覺得嶽書記比彭書記好？”葉靈小心地問了一句。

蕭宸笑起來:“也沒什麼好不好的，能做到省委書記，誰又是沒有本事的人了？只是説，嶽書記和彭書記風格不同，‘股’也不同罷了。”

“股？”葉靈微微蹙眉，顯然不怎麼喜歡這麼魯的詞。

蕭宸笑着點點頭，見葉靈還有些疑惑，便問道:“靈你説，文盲魏忠賢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葉靈微微一愣，忽然氣得擰了他一下:“明知道這些東西不是我擅長的還來問我！快説！為什麼？”蕭宸哈哈一笑，道:“一個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另一個是從小通詩書長大考中進士的飽學大家，然而大文盲卻將大知識分子輕鬆淘汰，這就是明朝後期魏忠賢領銜主演的一場生動的逆淘汰遊戲。”蕭宸輕輕摟住葉靈的纖，説:“朱元璋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參政議政。魏忠賢以皇帝玩伴起家，但靠的絕不僅僅是一手出的木匠活。一個身體殘缺的男人，從萬人之下爬到萬人之上，除了與皇帝朱由校一拍即合的木匠活，還有一肚子的‘雜碎’。作為明熹宗的第一玩伴，魏忠賢淘汰了彼時股肱之臣左光斗，拼的不是木匠活，也不是四書五經，而是‘親君’的歪才，而這些歪才的來源，其本就是他股下的位置。

在‘親君’與玩人方面，這個文盲頗有‘才氣’。魏忠賢是個把主子的脈摸得一清二楚的奴才，所以能夠代行皇權。他深知明熹宗喜好遊戲，所以在助興上不遺餘力。當朱由校玩物喪志之後，他的代辦機會陡然增多。他在醜化死對頭東林黨人領袖人物方面，獨具匠心，以《水滸傳》中梁山人物對號入座，如子錢謙益、大刀楊漣、青面獸左光斗，在侮辱對手的同時，還扣上草寇的屎盆。

而大家左光斗的才氣乃治國‘正才’，在整人方面，絕對歪不過魏忠賢。在與魏忠賢的決鬥中他失算在先，從輕敵到對對手抱幻想，導致‘正才’最終大敗於‘歪才’。左光斗在被閹黨誣陷嚴刑拷打時，為免受皮之苦活活打死而屈打成招，他以為招了就沒事了，到後來‘法定程序’時，還有辯白的機會。誰知對手在玩人上絕非等閒之輩，本不按常理出牌。招了之後就在牢中將人整死，不留一絲機會。

左光斗的盟友、東林黨領袖楊漣也慘敗於魏忠賢手下。在明知必有一死時，曾發出‘不要讀書了，以我為戒’的遺言，這遺言既是對學術不如權術的絕望，也是對才高八斗的自己輸給一個屍體殘缺的文盲的哀怨。然而，左光斗卻不以為然，臨死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為戒，而謂善不可為”這體現了令人欽敬的剛，但卻略去了被淘汰的反思。

為人清廉正直的左光斗，讀聖人之書孜孜不倦，但在現實中卻不善‘組織’工作，不僅在‘親君’上刻板無為，而且沒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所有大知識分子的短板、東林黨人的弱點，於是使皇帝與中間分子都跑到了敵人陣營。

皇帝是宦官的，魏忠賢pk左光斗，最終的裁判是皇帝。魏忠賢牢牢抓住了朱由校這個脈，自然是勝算最大。魏忠賢與左光斗，誰離朱由校更近是不言而喻的。左光斗才華再高，也不如魏忠賢與朱由校的零距離。最終決定這場淘汰賽結果的，不是參賽者魏忠賢和左光斗，而是明熹宗朱由校。最終決定朱由校‘哨聲’的，也不是比賽雙方的才華之比，而是誰離最高領導人最近。這就是華夏仕途典型的逆淘汰遊戲，勝出者靠的不是功勞與才學，而是與領導的距離。

要靠近皇帝，達到零距離。那麼首先就要貼近與皇帝已經零距離的人。魏忠賢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擺平了皇帝的媽。魏忠賢與明熹宗ru母客氏親如一家甜，而皇帝朱由校戀媽如同戀母，魏忠賢在皇帝面前，猶如ru爹，焉有不‘家和萬事興’之理？這麼親密的‘全家福’，豈是刻板地與朱由校保持君臣之禮的左光斗能及的嗎？

其實，左光斗曾經離皇帝也不遠，魏忠賢是朱由校的玩伴，左光斗原是朱由校老爹明光宗的伴讀，光宗帝死後，他秉承‘正統’，與大知識分子羣（東林黨）一起擁光宗長子朱由校為帝，打掉了後黨擁立的接班人，只是他萬萬沒有料到，正是這個他擁立的小接班人，最後成為他的掘墓人。

由此可見，陪讀不如陪玩。讀伴左光斗在把握領導的脈搏及在與領導拉近距離方面，遠不如玩伴魏忠賢道。本來，朱由校這個短命皇帝是不值得濃墨重彩的，但是這個16歲即位23歲死掉的年輕領導人，在他的心目中，人才的標準是什麼，卻很耐人尋味。

通覽朱由校的7年作為，與其説這是一位年輕的領導人，不如説是個皇宮裏的最大玩主。在玩主眼裏，當然是玩伴與奴才最可親最可近，而國家棟梁之才可能只是個概念而已，一點也不好玩。左光斗到死也沒明白，他擁立的這個接班人那位皇帝朱由校，直到死，也沒‘斷ru’，朱由校的腦子始終長在別人的項上，繼位前是嫡母李長shi，繼位後是ru母客氏與‘ru爹’魏忠賢，左光斗跟皇帝的‘代理腦袋’鬥，無異於與皇帝直接鬥，註定被淘汰的結局。

忠正耿直的大知識分子，在處事上規矩，但缺乏靈活。而政治是門妥協的藝術，曲直兼備者方可成為大政治家。從東林黨人及左光斗的行事風格來看，他們還是書生意氣偏多。內宮歪才未必鬥得過大政治家，但對付直來直去的書生，還是綽綽有餘。

所以，文盲魏忠賢淘汰大家左光斗，與知識無關，與股有關，完全是誰的股能和‘裁判’坐到一起的問題。這種淘汰賽的結果，雖令人深悲哀，雖然是逆淘汰，但在那樣一個年代，亦在‘情理之中’矣。”蕭宸這話説的就很通透了，葉靈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嶽書記是挨着顧副主席坐的，而彭書記則是挨着…”蕭宸輕咳了一聲:“我什麼意思也沒有。”葉靈白了他一眼，沒好氣地説:“這泉山的別墅裏，絕對沒有****。”蕭宸呵呵一笑，卻是並不回答。

葉靈只好不去計較這個問題，只是問道:“那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彭書記是挨總書記坐的，現在程子高早就棄了劉中時而挨着彭程書記去坐了，你也説了，如果管的話，後果堪憂。可是如果不管，你的那些人只怕就要人心不穩咯。”蕭宸嗯了一聲，淡淡地道:“所以管還是要管的，但絕對不能直接去手，要用別的辦法。”葉靈好奇道:“什麼辦法？”蕭宸微微笑道:“鄭莊公之法。”葉靈瞪了他一眼:“又來了！”蕭宸哈哈一笑，説:“靈，我知道在信息技術上你是高手中的高手，不過讀史不僅可以明智，還能讓人更有城府，有空你也可以多看看。”葉靈輕哼一聲:“我要那麼深的城府做什麼？”説是這麼説，心裏還是打定主意要多看看史書了。

蕭宸也不管她，解釋道:“《左傳。隱公元年》記載:鄭莊公弟兄二人，母親武姜因生莊公時難產，因此對他心生厭惡，取名‘寤生’，相反對其弟弟叔段卻百般寵愛。按照古制，寤生是老大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王位，成為鄭國君主。母親武姜更加心懷不滿，千方百計培養叔段的勢力，以便強大後取代莊公。於是她就替叔段請求封地想要制邑，莊公不同意，武姜又請莊公把叔段封到京襄城，莊公同意了。叔段到京後，稱京城太叔，招兵買馬，修築城牆，準備謀反。卿士祭仲發現後告訴了莊公，莊公説:‘只要我母親武姜願意，有什麼關係。’祭仲説:‘武姜沒有滿足的時候，不如早點把他們安置個合適的地方，不然就難對付了。’莊公説:‘多行不義必自斃。你等着瞧吧！’到了鄭莊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叔段認為時機成，就和母親商量謀反期，武姜作出決定後就回信給叔段，讓他立即起兵，自己做為內應。此時，鄭莊公早已發現他倆的陰謀，截獲了密信。拿到證據後，鄭莊公即派公孫呂率二百輛兵車包圍了京襄城，叔段措手不及倉皇逃至鄢陵，又被莊公追殺而被迫逃到共城後自殺。”葉靈這時想起來了:“這就是‘掘地見母’的由來吧？”蕭宸點點頭。

葉靈忽然雙手擋在前往後一躲，一副森嚴戒備的樣子看着蕭宸。蕭宸奇道:“你這是幹嘛？”葉靈佯裝驚恐:“你這人太陰險了，我好怕…”蕭宸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一把把葉靈抓過來橫放腿上，朝着她彈力十足的翹tún上就是一巴掌“啪”地一聲，伴隨着葉靈半真半假地驚呼，這三層泉山別墅小樓裏頓時生出一股曖昧的氣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