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逝世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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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規，對中央領導要每月化驗一次便及痰。

年5月11，我將總理的樣通過護士給了保健醫生張佐良。他是總理的第三任保健醫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後來調到北京醫院任內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強，後任中友好醫院院長。張佐良是1965年8月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來了不到一年就趕上“文化大革命”；總理忙得不可開，他也忙得廢寢忘食。

樣一拿到，張醫生馬上化驗，發現了三四個紅血球。據説男老人，裏有一兩個紅血球還算正常的，但三四個顯然就多了。

也許是血管硬化或道畸形造成的？也許是膀胱結石，小便時滾動磨出了血？可萬一是腫瘤…康生的例子擺在那裏，不能大意。兩天後，張醫生慎重措詞地對周恩來説:“總理，前兩天化驗樣結果有些不正常。也許是道出現了畸形或結石，也許是泌系統血管硬化，也許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為前兩天做的只是常規化驗，沒做細胞學檢查，萬一是長了什麼東西…還是再化驗一下保險。”

“你呀，説了這半天都是廢話。”周恩來豁達開朗地一笑:“説穿了，不就是怕長瘤麼？明天留。”第二次化驗，在做常規化驗的同時，趕緊做了細胞檢查。檢查結果請北京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和腫瘤醫院的專家都看了，一致認為是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知情者都驚呆了。似乎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又把樣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月18，無情的結論終於完全確定下來:是膀胱癌。

於是“總理醫療小組”成立了，由吳階平任組長。遵循中國的俗例，所有人都統一口徑。保健醫生可以比專家小組多講幾句，但也不能離譜，這其實只是瞞自己。總理從一開始治療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過是個拖時間問題”為了體諒大家的苦心，他也從不點破。醫者和患者就這麼心照不宣地留給對方一個朦朧的安。

總理心中有數，不僅在於有醫療方面的基本知識，更在於他長期以來對生病幹部的關心而積累的經驗和常識。在職在位的中央領導患病後，醫療小組的成立和對小組的領導過問，基本都是總理擔負起責任。就是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幹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鑄的胰腺癌還是陳毅的腸癌或是彭德懷的治療與手術，總理都是親自過問，親自指定安排醫療和手術人員，親自聽取醫療彙報。這些老同志無疑都是受到了嚴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殘，但要説醫療和手術有什麼“故意拖延和破壞”這是不恰當的。我們親眼目睹了總理那個心盡力，確實敢向死者親屬及全國人民證明，總理的一片真誠可對天地，可昭月！他對國際友人也是一片愛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諾…都是他親自過問醫療組的工作。

年底，總理曾給我們講了件事。説陶鑄病了，懷疑是癌。大家都瞞着陶鑄，只有賀老總聽説以後，馬上去看陶鑄，見面就説:“聽説你得了癌症？”陶鑄正搞不清自己的病，聽賀龍一説就愣住了。賀老總又説:“你聽我一句。如果最後確診不是癌，那就趕緊去休息療養一下，別把身體全拖垮了，這可是革命的本錢。如果確診是癌，我勸你別在這裏躺着了。子不多了，得抓緊時間多於些工作啊…”賀龍對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關係的態度，無疑是有啓發的。本來就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忙的一個人”的周恩來，開始了“抓緊時間多幹些工作”的最後努力。

這種努力在發現中紅血球增多到確診為癌症的一星期裏就開始了。保健醫生很負責任，每天查紅血球，曲線沒有下降的趨勢。醫生勸周恩來藉此休息一下，做全面體檢；我們勸他藉此出去療養一段，調理一下身體和神。

周恩來不幹。他望着醫生時，目光陰鬱、鎮定，帶着沉思和一種淡淡的哀涼，低聲懇求:“你們先不要忙，先讓我忙過這一段。再説，查出癌症又有什麼辦法？我這麼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總理的這個態度並不只是一貫忘我工作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賀老總那套“理論”的啓示，這裏還有形勢和歷史的要求。為了努力減輕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種種混亂及惡果，他必須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歷史出現的轉機。這種機會稍縱即逝，若不及時抓緊，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時間多大代價才能再得一次這樣的轉機。他必須藉此舉起批判極左思的旗幟，儘可能使黨和國家從危難困窘中擺出來。

許多人，甚至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中的部分同志，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裏喜歡説“四人幫”拖延干擾了對總理的治療，使總理沒有及時住院，沒有及時手術，沒有及時…作為仇恨的情緒可以理解，在政治鬥爭中為了進一步起民眾對“四人幫”的憤恨而這樣講也無可非議。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説法站不住腳。

“四人幫”再壞也沒有這麼大本事。比如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澤東彙報人事安排等問題。臨行前，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潛血，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之所以沒有“立即檢查治療”並非“四人幫”故意拖延.“謀害總理”而是葉劍英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為了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不讓“四人幫”趁機抓權而表示“現在不能提及此事”

“並反覆叮囑醫務人員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周恩來安全回來”總理對自己的病也始終是採取治療要配合工作.以工作為主的態度。他對醫務人員明確要求:“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代”就“四人幫”而言，如果總理放棄權力和工作，徹底去休養治病反而更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因為周恩來已成為他們謀取政府權力的“最大障礙”在蘇聯，赫魯曉夫等人即便沒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離開權力中心，周恩來雖然確實“重病纏身”

“四人幫”卻無法以“健康原因”迫其離開，這是黨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決於澤東和周恩來本人的態度。

早在1965年，發現周恩來患心臟病時，澤東即關心地請他“工作量減少一點，少看一點兒文件”總理患癌症後，澤東又多次勸他“安心養病”

“節勞，不可大意”並一而再地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就我所知的情況和現在所能看到的證明，首先提出請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澤東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薦”也不是周恩來的推薦。儘管周思來希望鄧小平出山，但這種的重大人事決策，除了澤東，沒有哪個敢首先提出。周恩來只是寫信向澤東表示:“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周恩來在信中對自己病體的態度是；“我的身體情況比七月十七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我跟隨總理去長沙，向主席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澤東充分支持了周思來。

在長沙住了5天，總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講過，雖然一直便血，仍然為主席過了生，幹了一杯酒。後來才知道，主席在談話中有三條重要內容。一是勸總理“安心養病”；二是再次肯定鄧小平“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三是批評“江青有野心”如果説“四人幫”惱怒周思來病重仍然不肯離開政治權力中心，採取了“既然你抓權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給你辦”的態度，這還説得通。但是，在兩大政治力量的較量和決戰中，不能簡單地把複雜的矛盾和鬥爭只説成“四人幫”

“無端干擾”

“拖延破壞”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這種簡單的説法不能反映總理堅持工作的忘我神；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主動神和為了黨和人民的本利益而堅持鬥爭到最後一刻的頑強神。

總理逝世前的奮鬥與治療過程，我覺得可分三個階段。這是我為了敍述的方便，而不是什麼自以為是的客觀“標準”第一階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後到1974年6月1，總理不得不告別工作了25年的西花廳，住進305醫院，並在當天作了第一次手術。

第二階段是從1974年6月1到1975年10月下旬，這是他在事實上擔任總理職務的最後1年零5個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後獻給黨、國家和人民的1年零5個月。

第三階段從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這是他再也無法離開病牀站起來的個多月；這期間他不允許人再叫他總理。他這期間所能做的只是叮囑後來人並與自己的癌痛作最後的鬥爭…吾貌雖瘦，天下必肥確定總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實際患癌自然早於此。林彪事件對澤東的刺是巨大的，對周恩來的刺同樣是巨大的。在他們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鎮定面對現實，有條不紊地處理這一事件，穩定局勢，安定人心之際，他們的身體和神狀態都起了微妙的變化。我猜測，在主席發生突然的休克時，總理膀胱裏很可能已經有細胞發生了癌變。

向來謹慎小心的周恩來，在那段時間變得多疑；不僅是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説是謹小慎微了。這方面連專機組的同志們也有了覺。

林彪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埃俄比亞皇帝海爾·拉西一世訪問我國。10月10，總理陪他去南方參觀訪問。

以往專機起飛，由機長向總理報告航線、時間、天氣、機況後，總理同機組同志們握握手，問候一聲就放心地上飛機了。

這次不同。聽完報告，他不放心地問:“飛機檢查了嗎？”

“都檢查過了。”

“正常嗎？”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