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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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與理解寫好人李雪健一、名片與補充李雪健的名片與眾不同,在通常標示職位、職稱。或各類驚心動魄之頭銜的位置上,只印了四個字:您的朋友。
李雪健,一九五四年二月生於山東菏澤,離節還差幾天,其實屬蛇。他不反對有些書上説他屬馬,因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人大多屬馬,一定要堅持屬蛇,除了添一份解釋的麻煩外看不出於人於己還有什麼好處。對身高的態度也大致如此,他説情緒好了是一米七二,情緒不好就是一米七零。體重呢,平時是七十公斤,演上戲了就不一樣,據角的身世可以大減。血型不能馬虎,一貫是o。
李雪健的父親曾任鉅野縣田莊公社書記,後調往貴州任凱里縣委宣傳部長。母親也是國家幹部。李雪健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一家人除李雪健外,現都還在貴州凱里。
李雪健的三十八年,十一年在山東,十三年在貴州,十四年在北京。李雪健務過農,上過學,做過工,當過兵,就差一項——沒經過商。天賦李雪健表演才能,雖屢經坎坷,險遭埋沒,但終於靠了決心和本事而不是靠了門路,考進京城作了專業演員。並非一開始就有要緊的角給他演,但一開始他就演得認真、用心,演戰士、參謀、警衞員和通員,演狗腿子,演匪兵甲、乙、丙、丁,演一切無足輕重的配角都演得毫不鬆懈。自然不是無大志。現在有介紹説他是“三棲”(話劇、電視劇、電影)明星,此話屬實,36歲本命年之際李雪健已把這“三棲”內的大獎都得了一遍“梅花”、“金鷹”、“飛天”、“百花”、“金雞”一項不落。
李雪健的座佑銘是:好有好報;最喜愛的電影是《我這一輩子》;最喜愛的電視劇是《夏天的經歷》;最喜愛的演員是中國的石揮、舒繡文,和美國的卓別林;最喜愛的導演是與他合作過的所有導演;所滿意的搭檔是所有他的搭檔;最嚮往的地方是家,但最嚮往的事情是演戲,演戲不能在家裏演,想必這中間又有着他最大的遺憾和歉疚;他最愛的人理所當然就在他最嚮往的地方,家顯然不是指一套房子,他的子叫於海丹,5歲的兒子叫李亙,我猜想《夏天的經歷》之所以是他最喜愛的電視劇,與於海丹的主演有大關係;他的業餘愛好是喝酒(二鍋頭)和下圍棋,喝了酒沒出息,話多,但他不會撒謊更不懂陰謀因而可以放心暢飲,不擔心酒後失言。
李雪健目前苦於無計逃籠罩在他頭上的一朵光環,被光環籠罩比被烏雲籠罩更讓他彆扭,尤其那光環偶爾放出些與藝術無關的光芒。除了“認認真真演戲”之外李雪健再無所長,除了“清清白白做人”之外李雪健再無奢望。
以上是對李雪健那張過於簡單的名片的補充。觀眾和讀者可能對李雪健的方方面面都有興趣,但我無能把一個活人寫全,故先以此“名片與補充”為觀眾和讀者開放想象之門。以下要寫的,僅僅是我對李雪健的印象和理解,不想再為他撰寫一份詳盡的履歷。
二、愛與羨慕十歲,李雪健隨父母舉家遷往貴州。他小我三歲。那麼我十五歲那年被串聯大捲過貴州時,他已經在那兒了。
那正是甘蔗收穫的季節,我印象中的貴州,到處都有賣甘蔗的,串聯大軍一路嚼着甘蔗,把甘蔗的殘渣鋪滿貴州的座座城鎮。那時,很可能路邊的一個少年進人過我的視野,但我不認識他。一羣人在那兒大嚼,少年遠遠地看着,料定有人會把難啃的甘蔗頭兒丟棄。他的希望沒有落空,但自尊心成為阻礙,被丟棄的甘蔗頭兒離他不遠,少年不看它們但是清楚它們的位置。甘蔗的誘惑,使少年煞費心機為自己即將採取的行動設計各種合理,我能想象,他的表演天賦第一次派上了用場,他裝作扎鞋帶去接近那目標,他故意把什麼東西掉在那目標近旁然後蹲下去…終於把甘蔗頭兒撿到,趕緊跑開,找個沒人的地方,去皮,洗淨,那東西確實難啃,得一小條一小條劈開,急不可待,但捨不得一下子吃光。
“甜的,”二十幾年後李雪健説“現在還記得。”我説:“我記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嗎?”
“是很便宜,”他説“可那時我父親被罷了官,工資扣發,全家人只有很少一點生活費。”我印象中的貴州,峯巒疊嶂山脈縱橫,綿延不盡,每一小塊有土壤的地方都種上莊稼。火車鑽了山又鑽山,汽車盤山而上“哼哼”地噴吐黑煙。那時,很可能山路上一個砍柴歸來的少年進人過我的視野,但要等二十幾年後我才能認識他。少年砍了六七茶杯口的樹樁,但雄心大大超過了少年的體力,走一陣兒扛不動了忍痛扔掉一,走一陣兒扛不動了再扔一,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兩。
“順帶還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説“有一種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時間太長,要不就化了。”他説:“山裏有野果子、刺梨、一種不知名的小紅豆兒,餓了就搞來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説“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撿一草,擰一下扔在水裏,保佑自己不得病。”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湍急,那兒的孩子都善水。火車開過山澗之上的大橋,汽車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顛簸,我見過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個或是一大羣,得一絲不掛,赤條條在太陽下蹦跳着朝過往的旅客吶喊,然後跳進耀眼的溪,千姿百態地遊向對岸。説不定那中間就有未來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説“那時我常常和一羣孩子游過一條河,可不是玩兒,是到對岸的發電廠去撿煤渣。”
“了衣服一隻手舉着,一隻手遊。”他説“那條河寬,河上有擺渡,坐一回二分錢,捨不得,去的時候就游過去,回來的時候背了煤渣才坐擺渡。”少年們喊着笑着遊過河,怕把衣服髒了,疊好,放在草叢裏,用樹葉蓋上。發電廠的斗車把燒過的煤渣傾在河邊的沙灘上,冒着熱氣。少年們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撲上去,蒸汽和煙塵中只聽見孩子們的氣聲,搶煤渣聲,和仍在燃燒的煤渣在濕的沙灘上發出的吱吱聲。斗車走了,這才又聽見少年們的説笑聲,每人搶到了一堆兒煤渣,快樂地從中選那些沒有燒盡的…
“我還偷過人家一雙球鞋呢,”李雪健説。
“你是説,偷?”
“偷。一點不假,純粹是偷。那時候我愛踢足球,一直羨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樣的白球鞋。我父親成了小‘走資派’,家裏沒錢給我買那樣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在一邊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還愛養鴿子。球鞋拿回家,我媽問哪兒來的?我説買的舊貨,便宜,才兩塊。這樣又從家裏騙了兩塊錢,買了鴿子。”
“鞋也有了鴿子也有了,”李雪健説“可這事一輩子都忘不了了。”我見過的貴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時候。除了大嚼甘蔗,我們也大幹革命,到處抄錄首長講話,把戰鬥的消息印成傳單,五彩繽紛地走到哪兒撒到哪兒,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應該羨慕我們。那時,可能正是李雪健羨慕人家的一雙球鞋的時候;正是他撿煤渣挖野菜的時候;正是他的父親被打倒被批鬥,母親拿不出錢給孩子買一節甘蔗的時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學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紅兒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頓的時候…
二十幾年過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來,我第一次見到他。我子為他開了門,説:“不像。”李雪健笑笑説:“不像誰?”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祿?不像“鋼銼將軍”或者大偵探?還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實是不像大明星。
我問他:“從什麼時候起你想當演員的?”他説是從十幾歲,到了貴州,文化革命已經開始了。
他説:“那時我在凱里師範附小上初中班,當時叫‘戴帽’中學,因為我講的山東話接近普通話就被選進了宣傳隊。宣傳隊經常到這兒到那兒去演出,好玩,手捧‘紅寶書’在台上唱啊跳啊,開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兒都受歡,都讓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覺着真好。演完了大夥鼓掌,還有人説你們看哪,這就是誰誰家的孩子,連我父母臉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時因為我父親被打倒,我們全家人都讓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為我,父母覺着榮耀,因為我,我的父母讓人稱讚讓人羨慕,我心裏真高興,才知道什麼是驕傲。被人尊重那覺真好,心裏的怨恨和委屈都變輕了,覺着所有的人都親近了,那覺比什麼都好。説到底最初想當演員就為這個,為了受人尊重,為了讓我的父母驕傲。”這時我到,在我與李雪健互不相識的幾十年中,我們一定有着什麼聯繫。我走上寫作之路的最初動機(我在一篇散文中寫過),幾乎和他想當演員的最初動機完全一樣。這動機固然算不得多麼輝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個人與人鬥“其樂無窮”鬥得所有人的尊嚴都遭受輕蔑的年代,這動機是人的希望最為珍貴的一點點保存,這中間飽含着對愛的渴望與呼喚。
李雪健説,他愛貴州,他在那兒成長、成,永遠思戀那兒的山山水水、那兒的草木、空氣、那兒的人…
我問:“為什麼?”
“愛,這東西説得清嗎?”我説:“你想不想出國?”他説:“想,出去玩玩誰不想?開開眼。可我還得回來。”
“對不回來的你怎麼看?”他説:“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處境,各人有各人愛的方式。我只是説我自己。我只是説人得愛,人得享有愛,否則不好辦。”他説:“我也羨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錢,有汽車。”他説:“但最多那是羨慕。羨慕也不是壞,別人有的好東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運氣你都想攤上,這正常。但羨慕和愛是兩碼事,混了可就麻煩。”三、李雪健與《焦裕祿》寫下這個標題之前和之後,我都猶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談《焦裕祿》,躲開這個話題,因為這個話題容易超出談論藝術的範疇,難免涉及一些我不大悉的領域和一些我不大得通的邏輯,譬如説藝術和政治的關係。
李雪健説:“藝術源於生活,我們的生活裏幾乎處處牽扯着政治,所以藝術離不了政治。”我同意他這看法。其實很久以來就有一種理論,認為:完全離政治的藝術是天方夜譚,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來,這理論至此已告圓滿。但與這種理論同時,卻生出了對離政治的藝術的批判熱情。這就令人費解,反對一種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東西豈不奇怪麼?奇怪之餘我慢慢看見,譬如‘四人幫’的這類批判熱情,既沒創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藝術近於毀滅。為什麼?其實“四人幫”只希望一切都不離他們的狹隘目的,結果他們最離生活。
李雪健説:“確實,離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藝術。”我説:“那麼藝術的邏輯就完全可以更簡單一點兒——追求藝術的完美。這很可能就夠了,因為凡是好的藝術,原就意味着不必擔心任何的所謂離。我還相信,好的藝術必與壞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幫時期就難得有好的藝術,而改革開放以來好的藝術作品就越來越多。好的藝術和好的政治,必是要麼共生,要麼共滅。什麼是好的藝術?我想既然不能由誰來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當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個腔調,百花齊放也不是説一種花讓它開一百朵,地上要是沒有各種草,天上要是不飛着各種鳥,也勢必乏味。”李雪健説:“我演焦裕祿,可壓兒沒想過那麼多政治。我喜愛那個人,我覺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準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念頭。”我説:“焦裕祿是個好人,大大的好人。但這個戲,我看並不算成功。”他説:“我跟好多人都説過,這個戲可以探討,但誰要説焦裕祿這個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説什麼了。”我説:“我不相信有人會認為焦裕祿這個人不好。”他説:“未必沒有。”我説:“那很可能是一種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視。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會有那種逆反心理。是不是人們對某種方法已經厭倦了?因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祿這麼個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個貪官因而遭禍。”李雪健説:“焦裕祿不是神,是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具體的人,有他存在的具體時代和環境。他也許算不上偉人,他甚至也不是一個完人,但他是一個人格高貴的人。”我説:“任何時候都需要這樣的人。”他説:“他有他的歷史侷限。”我説:“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標準來要求焦裕祿或否定焦裕祿,有點歷史虛無主義的味兒,那樣的話,可以稱讚可以紀念的歷史人物就差不多沒有。”他説:“在發獎會上我説過,‘苦和累,都讓一個好人——焦裕祿受了;名和利,都讓一個傻小子——李雪健得了’。”我説:“你可不傻。雖然我認為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確實很。看了你的‘宋大成’、‘鋼挫將軍’和‘焦裕祿’,你真是不用太謙虛。我聽有些評論家説你是真正的格演員,表演達到了下意識,舉重若輕沒有刻意的痕跡,我看這真的不是恭維。我知道這很不簡單,不是哪個傻小子了好運就能達到的,因為我在寫作上也一直在追求這樣的境界,但一直沒能達到。”李雪健説:“其實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鏡頭,就很自信,什麼負擔都沒了。一演上戲,別的什麼事都忘了,只想着這個角。想不好的時候,脾氣也變得暴躁,為不大一點小事就發火。”他説:“人家讓我演焦裕祿,我愛人開始為我擔心,可是我怎麼想都覺着我行,我準能演好。我懂得這個人。我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東菏澤,與河南蘭考接壤,地理和氣候基本一樣,風沙大,風沙破壞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領導,有好子過。我懂得他們。我父親是公社書記,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們家的人都是農村户口,是農民。小時候父親常常騎着一輛破自行車帶着我,下鄉去工作,頂着風沙,走了東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祿,那一代人中像他這樣的人不少,滿懷熱忱,受苦受累,勤勤懇懇,腳踏實地,不謀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讓大夥都過上好子。我就是想在銀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來,這個念頭讓我動。”我説:“很多人喜歡這部電影,原因主要在這兒。而前面説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這兒。觀眾一方面被焦裕祿動,一方面在想,為什麼一些危害人民的貪官卻不是都能得到懲治?”他説:“當然那一代人也有錯誤,但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我説:“我懂。我在陝北過隊。我們剛去的時候,見窮山惡水,懷少年狂氣,想着改造中國,幹得比誰都左,即使這樣我想我們的理想和熱忱也應該肯定。否定了人的這種最本的理想追求,人還剩下什麼呢?”他説:“三年困難時期我見過。餓死人的事我見過。老百姓成羣結隊到公社來找我父親,我父親也愁得沒轍,這我都見過。我想,像焦裕祿那樣的人,不可能不憂心如焚,但一個縣委書記的能力也有限,他心裏的苦會更多,這樣的人是要得肝病。”我懂了。李雪健是懷着老百姓的希望來演焦裕祿的,李雪健是懷着對那一代農村幹部的理解來演焦裕祿的,李雪健是懷着焦裕祿式的熱忱來演焦裕祿的,李雪健是懷着對艱難歷史的悲壯,來頌揚人在任何時候都不可泯滅的真誠、善良、和不屈不撓的美麗神。儘管腳下的路,過去、現在、將來都是崎嶇坎坷,但理想不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沒有,而且理想必定還要發展。
但我還是認為這部影片並不成功。
李雪健問我:“你怎麼看?”我説:“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説這個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則我想會更豐富、動人,對一個時代展現得更真實,使人有更多的回味與思考。現在這樣,仍有造神之嫌,可能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他説:“就是。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四、表演與生活李雪健最早飾演的角度是孫悟空。那還是在山東老家的時候,一羣孩子着《西遊記》,派好了角,有演唐僧的,有演妖怪的,有演豬八戒和沙和尚的,李雪健千變萬化的表演才能正適合孫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