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迭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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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二月逆”黑干將譚震林！

打倒反革命兩面派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餘學文！

念念不忘階級鬥爭！

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光芒四的澤東思想萬歲！

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這十一個口號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實在是匪夷所思。

我們可以依次看看這些口號。第一個口號不必説了，第二個口號中的“劉、鄧、陶”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陶鑄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第三個口號中的“陳、曹、楊”陳即陳丕顯，原上海市委書記；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長；楊是指誰呢，我記不得了，大概是楊西光吧？不管怎麼説，也應該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

第四個口號中的譚震林，是國務院副總理，曾與陳毅、葉劍英等元帥一起在中南海的一個會議上帶頭批評“文革”極左思，被稱為“二月逆”第五個口號中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職的將軍，楊成武曾任代理總參謀長，後來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這麼一個名單後面，爸爸一人獨佔了第六個口號，真是風光極了。

但是，作為過來人，我不能沈湎於這種風光。因為我知道，簡報上所説的“當天鬥批大會”中的“鬥批”二字意味着什麼“畫皮被層層剝開”中的“層層”二字意味着什麼“這個老虎還沒有死”意味着什麼“他裝出一副可憐相”意味着什麼“必須舉起千鈞繼續窮追猛打”意味着什麼“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麼！

這些，都不是空言詞，而是造反派的行動記錄。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當其它所有口號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復原職，天天見報，而位居第六個口號的爸爸，卻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個，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陽光要穿過厚厚的冰層照到他所在的社會底層，時間太長太長。

這就出現了第二迭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藍複寫紙墊着抄寫的申訴書。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後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這也就是説，在“文革”結束後的四五年時間裏，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在為爸爸起草申訴書。

我越寫越為爸爸到不公。例如“文革”中雖説他“罪行累累”但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卻是“為陳丕顯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訴時，陳丕顯先生早已是省委書記，後來又成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又有什麼途徑，能使爸爸的申訴讓陳丕顯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麼能讓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寫得很漂亮，抄寫這些申訴時要一筆一畫地把力氣按到幾層複寫紙的最後一頁，每份申訴長達萬言，真不知花費了多少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寫完一份原稿，他大約要花費三四個夜晚才能抄完，然後寄出。

寄的部門有好幾個，因此要複寫好幾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門的收發室不重視，每份都寄掛號，還把掛號的存號籤，用大頭針別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頁上。現在，這些大頭針已經發鏽，棕黃的鏽跡與紙頁蝕在一起。

在大批判簡報和申訴書底稿後面，又有回形針彆着一堆紙條。

這些紙條我看第一遍時沒有看懂，再仔細地看第二第三遍，終於，淚滴落到了這些紙條上。

這是一些借條。

這是爸爸寫給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借條。

他知道這些借條基本不會有用，卻會招來批判。批判時必須應答有關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這些借條，從文字看非常平靜，例如:我母要回鄉長居，回鄉的路費、房屋的修理費和常生活費，共需要大約一百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裏隱藏着我家的一場大悲劇。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在僅存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害、一個被關以後不得不獨自回鄉，卻不知在鄉下何以為生，爸爸在隔離室裏毫無辦法。

我沒想到的是，他還是拼將做兒子的最後責任，寫了這張借條。這張借條換來多少次批鬥，多少次毒打，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又如:我領養的外甥女定於今年五月一在安徽的茶林場結婚。我和子商量了，準備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再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們能勉強成家，大約需要一百五十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張借條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當年在姑媽的追悼會上，叔叔餘志士先生抱過這個週歲嬰兒立誓終身不婚要來養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奪過來給我媽媽的情景，我已寫過。在爸爸寫這張借條時，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終身未婚，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對叔叔有一份代。

他與前去探望的媽媽商定，所送婚禮必須由叔叔留下的那隻箱子來裝載，而且稍稍象樣一點。這是一個善良家庭幾十年來一個共同行為的落腳點，但造反派怎麼會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這些話呢？

追悼會上的奪嬰，終身不婚的許諾“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語…是他內心深處的默默承載，連我們當時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卻成了一首聖潔的家庭詩篇。

還有這張借條:一九七o年度我家五個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約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這句最普通的中國話，需要註釋一下才能顯現其中的恐怖。

“布票”是災難年代規定的每個中國人的用布標準，這個標準也包括邊遠地區最貧困的人羣。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凍，我家還沒有用過一寸！這是連當時全國最貧困的家庭也無法想象的了。當時，由於我們幾個子女外出，家裏的户口剩下了五個人。爸爸借條上的短短一句話，今天讀來還骨悚然。

我可斷言，這是爸爸在隔離室裏裹着那件破棉襖瑟瑟發抖時寫的借條。當然還是無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寫的這些借條，使我產生一種震動。子見我長時間發呆，以為我是過度悲痛，其實，我是在又一次體認爸爸，並向爸爸懺悔。這種懺悔的強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僅沒有與造反派打鬥，反而向造反派借錢。借錢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麼事業，而只是為了家人衣食。這種姿態，看來很低很俗，卻給了我當頭一擊。

這些事，本來可以由我來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為我畢竟沒有被關押。但是，我卻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人格氣節，連想也沒有想過。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問自己:為什麼當時不與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們靠近一點呢？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好人，我如果與其中一兩個人傾訴我家苦難，他們如果動了惻隱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組織的名義去找我爸爸單位的造反派，爸爸的處境一定會有所改變。我為什麼不可以給造反派一個笑臉，換下爸爸寫給造反派的一張借條？

那麼，接下來，我放棄的機會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説的那樣，當時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這當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確實也概括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態度，我卻為什麼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當然絕對不可能去參與那些傷害他人的大批判，但當時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的跟風之作，我如果放鬆身段，也跟着寫幾篇，那麼，就不必在全家最艱難的歲月裏發配到外地農場去了，不必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間老屋裏去了，極有可能換得稍有權勢的人的一點照顧。也就是説，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寫一些，爸爸又何必錐心泣血地寫那麼多？

以前，我一直滿意自己在災難中堅守着一系列人、人道原則，這當然不錯，但在這個原則之下，應該還有一些活動空間來救助家人，我卻把這些空間堵死了。我錯誤地認為，所有的空間只有黑白分明的兩半，而不知道中間還有不小的灰地帶。黑白分明？除了人、人道原則之外，我哪裏分得清還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濁充，所謂乾淨也只是一種自我幻覺。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誹謗嗎？我知道中國應該走什麼路嗎？我知道國際的價值標準和人類的終極關懷嗎？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與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別，連自認為在血淚縫隙間的學術寫作，現在一看也愚鈍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後幾步，放低姿態，儘量減少一點爸爸、媽媽和全家的實際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親情，應該讓位於社會大道。歷盡災難方才明白，家庭親情本是社會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飢寒迫的時代，更是這樣。

我的新課本，就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飽。但顯而易見，他比我崇高。作為他的大兒子，而且是他被關押後家裏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難言。

突然想起了我們學院的陳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寫到過，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裝要槍斃他的時候，一步步走到牆角後突然回身跪下，懇求道:小將，小將，不要開槍！

我下有兒，上有老孃…

這事我當時聽到後因聯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淚，但還是沒有參透其間深義。陳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時老學究，把槍斃當真了，因此他的“臨終”表現完全出於本能。他沒有喊政治口號，沒有擺學者風度，也沒有發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懇求了，而且把歹徒稱作“小將”這種種動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將和職業誹謗者們知道，一定會上綱上線為“沒有骨氣”、“卑躬屈膝”、“軟骨蟲”、“怕死鬼”、“叛徒”、“漢”就像當年的歹徒們宣佈槍斃他的理由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寫詩作文卻不與國民黨鬥爭”一模一樣。但我現在看來，再也沒有別的作為，比陳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動作更能揭示一場災難的恐怖本質的了。

與我爸爸一樣，陳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樣是一個有家庭責任的中國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