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斯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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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閲讀的權利，我狠狠心，乾脆把今後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書拿了出來。這稍稍需要有一點勇氣了，因為據報紙公佈，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不積極參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語，被取消了“畢業”資格。我故意在一片口號聲中讀英文，當着胡錫濤先生的面讀英文，在一輩子下鄉的前夕讀英文，確實有點“表演”按照當代的説法，有點“作秀”但只有我內心知道，這是一個決絕和無望的文化祭奠儀式。窗外，是百年外灘。

其實，胡錫濤先生當時在文化思想上雖然左，在人品上卻是一個仗義君子。例如，我們幾個專業人員的召集人王亞侖先生，也是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一個進修班的畢業生，當時下放在一家工廠，他班裏有一個叫何西明的同學，來自邊遠地區的小劇團，劇團領導苦苦積蓄多年，湊成一筆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來買舞台燈光設備，沒想到他掂着這筆款子一進上海市第十百貨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個工薪極低的人，一輩子也賠不起，更覺得無法向劇團代，居然要上吊自盡，被人發現後救起。我們從王亞侖先生處聞知此事後，決定集體簽名給何西明所在地區的各級領導機關寫信，以證人的身份請求由政府免除賠償。做這些事，胡錫濤先生特別起勁，他並不認識何西明，但每次簽名都帶頭，還到報社的各個編輯室徵求簽名，因為當時《文匯報》有名，容易獲得外地領導的信任。這事後來終於給我們辦成了，何西明深表謝，然後天天在他失竊的櫃枱前抓小偷，一連抓了十來個。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個同學因毒症去世，由於我談起過這位同學的一些情況，那天我到報社報告死訊時，胡錫濤先生立即霍然站起，雙眼含淚，其實他本不認識我的這位同學。

我很快就下鄉了，握別各位與我一起受盡委屈的專業人員，也與胡錫濤先生告別。此後，這位“左傾”的學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現在我的腦際，讓我想起中國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劇。沒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後，讀到了他在武漢《今名》雜誌上對那段往事的回憶。

且引幾段——為了這篇文章（即胡錫濤先生寫的《評斯坦尼體系》一文），我在文匯報社頂層熬過了寒冷而苦惱的三個月，我把包括餘秋雨在內的幾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餘秋雨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難忘。

我“槍斃”了他的稿子，他不記仇，頗有雅量。實際上他寫稿很下功夫，不走快捷方式，直接查閲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捲起了角。他的稿子不僅文筆漂亮，而且內容紮實，從理論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體系的特點和缺陷。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只須刪掉一些應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學報上也能發表；但作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個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堅持學英語，喜看英文原版書。每天早晨，大家剛起牀，他已站在陽台上朗讀英語。季節已入冬，冒着嚴寒讀英語，可真不易。

“文革”時期“讀書無用論”盛行，誰會拼命學英語？餘秋雨書桌上所放的一大堆書籍，除了幾本魯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説還是戲劇理論書，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餘秋雨為何對英文原版如此興趣…

他當時很窮，經常向徐企平借飯票，借了之後又還不出。到後來，徐企平總是慷慨主動支持他。他們兩人並不在一個系，關係卻很密切，因為都在“文革”初期受過造反派的衝擊，都屬於“保守派”共同語言特別多。據徐企平私下向我透:小余的業務水平在同屆學生中最拔尖，戲劇文學系教師都想讓他留在系裏，但都無實權，實權掌握在造反派手裏。小余表面上很活躍，其實他內心很苦悶，他父親有歷史問題，很可能會影響他的分配，影響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畢業生，沒有工資，經濟困難的人可以申請補助，一般只能領到十二元。小余家裏很窮，他每月領十二元補助，還得貼給家裏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錢，怎麼維持生活？

苞錫濤先生的這些回憶發表時我在國外，隔了很久才看到。與許多老人的回憶一樣，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是親身經歷的部分，後面很多道聽途説的內容就難免以訛傳訛、笑話頻頻了。我與胡錫濤先生實際接觸的時間很短，初見面時彼此不認識，沒有成見，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較純淨。那麼多年過去了，幾乎再也沒有見過他。朦朧中覺得似乎在北京某單位禮堂看電影時匆匆閃過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現在什麼樣子了，估計見面時還能認得出來吧？

讀了這些片段回憶，我很動。因為在讀到的當時，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風捉影的誹謗。誹謗者們雖然口氣越來越大卻始終找不到絲毫證據，最後發現只有一點能講得稍稍具體一點，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並由此推斷我參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能夠反駁這項誣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錫濤先生不可能站出來。這是因為，他如果站出來，必然要牽扯到他當時確實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的成員這樣一個事實。我和他，既無往又無情，他又何苦做這樣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誹謗者們之所以那麼肆無忌憚，很重要的原因正在於，他們斷定一切有證人資格的人，都不願去沾染這一些早已被他們攪渾了的遠年事件。

但是，他們低估了人們的道德勇氣。

苞錫濤先生在『文革”中確實走過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到“文革”災難的死灰復燃。他冒着危險，拼將自己的餘年站出來了。

作為最權威的證人，他主動地發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筆，與我一字無涉。

誰都知道，當年他寫作這篇文章，責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應為他承擔責任的人都已無法出來承擔。因此，他今天的承擔，是一個“到我為止”的決絕行為，他的身後已沒有退路。我幾乎能聽到他的心聲:把再多的罪名壓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誣陷。

這是他對歷史的一個回答，也是他對人生的一個代。站在當代的一大批誹謗者面前，他顯得那麼高貴。

苞錫濤先生在回憶中，有一個細節説錯了:我當時已經領不到每月十二元錢的補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學金，大致能勉強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學院食堂的伙食費。但是“文革”開始後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領了。當時的一切經濟補助都以政治身份為前提，沒有一個單位敢給一個“階級異己分子”的兒子一分錢的補助。

那是怎麼度過來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體的覺、圖像和場景，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飢餓。

借飯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師一個人開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圍的每個專業人員，王亞侖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匯報文藝組的每個編輯、記者，褚鈺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後成了我學生的孫東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為參與“炮打張橋”而天天在隔壁寫檢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沒有還過。

“文革”期間的上海，飢餓的現象並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飯票的人當時一定不會到事情的嚴重。他們不可能知道，我背後還有一個完全失去了經濟來源的大家庭，而我，那麼要面子，必定是餓了幾頓才會訥訥開口。

有時，實在餓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錫濤先生看到的那樣，逃到陽台上大聲朗讀英文。

正是飢餓，我的飢餓和我全家的飢餓，使我產生對下鄉勞動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師和胡錫濤先生在擔心我爸爸的歷史問題會影響我的前途，其實我當時覺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條:下鄉勞動，養活全家。

寫到這裏，我忍不住要對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師。

其實我與他的關係並沒有胡錫濤先生所説的那樣親密，因為在學校裏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師生之分、年齡之差，以前幾乎沒有説過什麼話。作為一個真正的斯坦尼研究專家，他在文匯報社期間與胡錫濤先生鬧得最僵，彼此很少講話，但是胡錫濤先生關於我和我的家庭的瞭解，都來自於他，可見他們兩個人除了學術爭吵之外，餘下來的談話內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錫濤先生的回憶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師每次談了我之後，都請求胡錫濤先生幫幫忙，能不能通過市裏寫作組的關係，救救我父親，救救我全家。須知，這是一個在學術觀點上寸步不讓的耿直藝術家，居然為了一個並不悉的年輕學生，在向自己的辯論對手求情！

其實，善良的胡錫濤先生當時也毫無辦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間，我的父親和我的家庭始終未能獲救。

讓我動的是，徐企平老師從來沒有把這一切告訴我。二十年後我擔任他所在學院的院長多年，徐老師的生活過得並不順心，卻也從未向學院提過什麼要求。見到我只是親切一笑，好像我們從來未曾在艱難歲月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