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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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20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再有7年，21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説是與20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20世紀”對時勢的推移來説，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説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20世紀長達90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兩個月零4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清朝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户。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嚐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説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裏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裏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裏，兩個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裏，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裏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着。於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這點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説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説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户。父親買了60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説:“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蓆棚裏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説，沒過多久，60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麪），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子麪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裏，喂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裏不走，等着吃上一頓子麪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裏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裏，瞅着我吃，眼裏好像有點濕。我當時哪裏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靜而風不止，子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11個。有6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5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説過。這5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里，這意味着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説，母親曾説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迴盪在我耳邊。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暉？”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6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裏，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絕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説別的，單説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來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免費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然變，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説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説話，連烏龜蛤蟆都説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在顛沛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閒書”絕對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説，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着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裏看，在被窩裏用手電照着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説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

“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唸書。這裏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藴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裏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試考‬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亂，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着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此時，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裏去搜查。我們一聽到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裏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説:不關門，本兵會説:“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説:關門，本兵會説:“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絕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