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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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敍述中，甚至在“總結”的“學術研究發展的軌跡——由考證到兼顧義理”中，都談到了考證，但仍然覺得意猶未竟，現在再補充談一談“我的考證”考證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把它捧到天上去，無此必要；把它貶得一文不值，也並非實事求是的態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據大師，窮畢生之力，從事考據，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好多古書，原來我們讀不懂，或者自認為讀懂而實未懂，通過他們對音訓詞句的考據，我們能讀懂了。這難道説不是極大的貢獻嗎？即使不是考據專家，凡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者，有時候會引證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的真偽遲早都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考證工作。這些幾乎近於常識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説，考證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而且考證之學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是有的。科學研究工作貴在求真，而考據正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焉能分什麼國內國外？

至於考證的工拙，完全決定於你的學術修養和思想方法。少學欠術的人，屬於馬大哈一類的人，是搞不好考證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規，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證的。在這裏，我又要引用胡適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假設，膽越大越好。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能轉動，膽可謂大矣。然而只憑大膽是不行的，必須還有小心的求證。求證，越小心越好。這裏需要的是極廣泛蒐集資料的能力，窮極毫末分析資料的能力，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神，然後得出的結論才能比較可靠。這裏面還有一個學術道德或學術良心的問題，下一節再談。

在考證方面，在現代中外學人中，我最佩服的有兩位:一位是我在德國的太老師heinrichlüders，一位是我在中國的老師陳寅恪先生。他們兩位確有共同的特點。他們能在一般人都能讀到的普通的書中，發現別人看不到的問題，從極平常的一點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細緻入微，如剝筍，層層剝落，越剝越接近問題的核心，最後畫龍點睛，一筆點出關鍵，也就是結論；簡直如“石破天驚逗秋雨”匪夷所思，然而又鐵證如山。此時我簡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飲冰，涼沁心肺，髮直豎，不由得你不五體投地。

上述兩位先生都不是為考證而考證，他們的考證中都含有“義理”我在這裏使用“義理”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謂“義理”而是通過考證得出規律的東西，得出在考證之外的某一種結論。比如heinrichlüders通過考證得出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時，印度方言林立，其中東部有一種古代半摩揭陀語，有一部用這種方言纂成的所謂“原始佛典”（urkanon），當然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經，頗有點類似中國的《論語》。這本來是常識一類的事實。然而當今反對這個假説的人，一定把urkanon理解為“完整的大藏經”真正是不可思議。陳寅恪先生的考證文章，除了準確地考證史實之外，都有近似“義理”的內涵。他特別重視民族與文化的問題，這也是大家所悉的。我要鄭重聲明，我絕不是抹殺為考證而考證的功績。錢大昕考出中國古無輕音，並沒有什麼“義理”在內；但卻是不刊之論，這是沒有人不承認的。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來，足證為考證而考證也是有其用處的、不可輕視的。

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的許多考證的文章，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比如，我考證出漢文的“佛”字是put，but的音譯；據這一個貌似微末的事實，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傳入中國的問題。我自認是平生得意之作。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