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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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國多柬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

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

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乃盜為之。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益廣關，置左右輔。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之，乃作柏梁台，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麗。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就食江淮間，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逾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

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裏，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原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原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佈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税。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巿，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以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鉅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並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並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相使然，曷足怪焉。

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裒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充殷，取贍郊野。

譯文漢朝興起後，承繼的是秦朝的破敗局面，壯年男子參加軍隊，老弱運送糧餉，事務繁劇而又財政匱乏，自天子以下備不齊一輛四匹同樣顏馬拉的車子，大將丞相有的乘坐牛車，老百姓家無餘粒。於是因秦錢太重不便通，命老百姓另鑄莢錢，規定一金為黃金一斤重，簡化法令，省約條。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圖的商人囤積居奇以縱物價，以致物價飛漲，糧價騰踴，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馬一匹價值百金。

天下平定後，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許穿絲綢，不許乘車行路，加重徵收他們的租税，使他們經濟遭困境，人格受侮辱。孝惠帝、高後時期，因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寬對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孫仍不許當官作吏，國家計算官吏俸祿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税。而山林、河川、園囿、陂地、市場的租税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於大小封君湯沐邑的收入，都作為各主管官員的私人費用，不從國家經費中支出。所以從山東漕運糧食，以供給京都中的官員，每年不過數十萬石。

到孝文帝時，莢錢越來越多，而且輕，於是另鑄四株錢，錢文是“半兩”命百姓可以隨意自鑄錢。所以吳是個諸侯國，但它依銅山鑄錢，富可與天子相比擬，後來終於成了叛逆。鄧通是個大夫，因自鑄錢，財產超過了諸侯王。所以吳、鄧氏錢遍佈天下，導致了止私鑄錢命令的產生。

匈奴常常侵撓北部邊境，在那裏屯駐很多戍守的士兵，邊境屯糧不足供給。於是招募百姓能納糧給官府或者運送糧食到邊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長。

孝景帝時，上郡以西發生旱災，又重新修定了賣爵令，降低價格以招徠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罰為官作的，能向官府繳納糧食以免除罪過。更大造苑囿(yòu，佑)多養廄馬以擴大用度，而官殿、列觀、車馬等也大量增修起來。

今上(按:指漢武帝)即位不幾年，那時自漢朝建國七十多年之間，國家無大事，除非遇到水旱災害，老百姓家給人足，天下糧食堆得滿滿的，少府倉庫還有許多布等貨材。京城積聚的錢幣千千萬萬，以致穿錢的繩子朽爛了，無法計數。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積在外，以至腐爛不能食用。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馬匹，田野中的馬匹更是成羣，以至乘年輕母馬的人受排斥不許參加聚會。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為姓氏名號。因此人人知道自愛，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義，厭棄做恥辱的事。那時候，法網寬疏而百姓富實，因而產生了利用財物作驕奢不法事的人，兼併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黨，以威勢武力橫行於鄉里。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爭相奢侈，房屋車服超過了自身等級，沒有限度。物盛則衰，本來是事物應有的變化。

從此以後，嚴助、朱賣臣等招徠東甌，發生了對兩越的戰事，江淮之間費用浩大，從而變得蕭條而煩亂。唐蒙、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的道路，為此鑿山劈嶺，修路一千多里，以擴大巴蜀與外界的聯繫，巴蜀的百姓疲憊不堪了。彭吳開通入穢貊、朝鮮的道路，設置了滄海郡，燕齊之間如風靡草偃一般騷動起來。及至王詼在馬邑設計謀襲擊匈奴，匈奴與漢斷絕和親關係，不斷侵擾北部邊境，兵連禍結，無法和解，天下人為此煩勞，叫苦不迭，而戰爭還是甚一。行人為戰事運載物資，居住的則忙於送行，內外擾嚷騷動，都為戰爭而忙碌，百姓舞弊鑽法律的空隙，財物衰竭消耗而不足於用。繳納財物的做官，出具貨賂的除罪，選官制度被破壞，廉恥不分，有武力者被重用，法律嚴酷而命令繁瑣，善於為國刮財謀利的官員從此產生了。

後來漢將每年以數萬騎出擊胡人，終至車騎將軍衞青攻佔匈奴河套以南的土地，修築了朔方城。那時候，漢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動用數萬人，從千里之外肩扛擔挑運送糧食，大約每十餘鍾運到的只有一石，將錢幣散於邛、僰(bó，伯)地區以招徠那裏的人民。一連數年道路不通，那裏的蠻夷人乘機屢次進攻，官吏發兵誅殺他們。以巴蜀地區的全部租税不足以維持這種局面，於是招募豪民在南夷地區種田，將收穫的糧食賣給當地縣官，而到京都內府支取糧款。向東開鑿通向滄海郡的道路，人工的費用與南夷相彷彿。又調發十萬多人修築並守衞朔方郡，水陸運輸的路程極為遼遠，自山以東都承受了這個負擔，花費數十萬以至百萬萬，府庫更加空虛。於是招募百姓能向政府繳納奴婢的，得以終身免除租賦徭役，原是郎官的增加品級，以及納羊者得郎官，就始於此時。

過了四年，漢派遺大將率領六位將軍，十多萬軍隊，出擊匈奴右賢王，殺死及俘獲共一萬五千人。第二年，大將軍率六將再次出擊胡人，殺死及俘獲一萬九千人。賞賜給殺獲敵人的將士黃金多達二十多萬斤，投降的胡虜數萬人也得到很厚的賞賜，衣服、食物全都仰仗縣官供給。而漢軍士、馬匹死了十多萬，兵器甲仗等物水陸運輸的費用還都不計算在內。於是大農條陳説，傾盡庫藏錢和賦税收入仍不足以供給戰士的費用。負責人員道:“天子説:‘朕聽説五帝的教命不相重複天下同樣得到治理，禹和湯法律不同都是一代之王，走的路子不同，建立的功德則完全相同。北部邊境未得安寧，朕深念於此。這些子以來，大將軍攻匈奴，斬首並俘獲一萬九千人，而富人屯積財物，貧者沒有糧食吃。你們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錢買爵並得以繳納贖金減免錮等罪刑。’據此，請準於設置賞官，名為武功爵。每級價十七萬，共值三十多萬金。凡買武功爵到官首一級的，可通過測試補為吏，並優先除授；千夫一級與五大夫相當；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樂卿。以此使軍功顯榮。”而實際軍功爵有許多超過了這個等級，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為朗為吏。吏制雜亂多端，官員名位變輕，職任也荒廢了。

自從公孫弘以《秋》大義繩治官民，從而取得漢丞相的職位，張湯以峻文苛法斷事當上了延尉，於是產生了因“見知不舉報”、“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誹謗”等罪名，便窮治不休，以致入監入獄的事。第二年出現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的事，公卿尋究底，審理此案，把他們的黨羽一網打盡，獲罪而死的達到數萬人，從此官吏更加慘急，法今更加苛細了。

那時候，朝廷正在招攬、尊崇方正、賢良、文學等士人，有的升任為卿大夫。公孫弘以漢朝丞相的身份，蓋布被，飯食也很簡單，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樣。但是對世人影響很小，從此便漸漸以功利為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