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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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慄氏，安陵、杜杜氏，亦鉅萬。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法犯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裏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非也？

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巿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倮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户，卓鄭齊名。

譯文老子説:“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於本地的習俗，喜愛自己所事行業，以至於老死也不互相往來。”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於堵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太史公説: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瞭解。至於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嚐遍各種類的美味，身體安於舒適快樂的環境，心中又誇耀有權勢、有才幹的光榮。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户地去勸説開導，終不能化誰。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太行山以西盛產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美女；江南出產楠木、梓樹、生薑、桂花、金、錫、鉛、硃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獸皮；龍門、碣石山以北地區盛產馬、牛、羊、氈裘、獸筋獸角；銅和鐵則分佈在周圍千里遠近，山中到處都是，有如棋子滿布。這是關於各地物產分佈的大致情況。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習用的穿着、飲食、養生、送死之物。所以，人們要*農民耕種，取得食物，要*虞人進山開採、漁夫下水捕捉，獲得物品，要*工匠製造，取得器具，要*商人貿易，通貨物。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佈政令，徵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都憑自己的才能，竭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慾望。所以，低價的貨物能夠高價出售，高價的貨物能夠低價購進。人們各自努力經營自己的本業，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從高處向低處那樣，夜夜沒有休止的時候，不用招喚便會自動前來，不用請求便會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而得以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周書》裏説:“農民不種田，糧食就會缺乏；工匠不做工生產，器具就會缺少；商人不做買賣，吃的、用的和錢財這三種寶物就會斷絕來路；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短缺，資源匱乏了，山澤就不能進一步開發。”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的人總是財富有餘，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裏本來多是鹽鹼地，人煙稀少，於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致力於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歸於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於此。所以，齊國因能製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後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台，官位雖只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所以説:“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禮產生於富有，而廢棄於貧窮。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隨心所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魚就在那裏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裏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於他。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於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裏，這種情況更為突出。諺語説:“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於鬧事。”這不是空話。所以説:“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户封地的諸侯，佔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户口冊內的普通老百姓呢！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於是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説:“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瞭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善於將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麼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歲在火時，就乾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説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鬥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鬥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鬥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於三十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糧食平價出售，並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税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至於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物價*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通週轉要如同水那樣。”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衝鋒陷陣，不顧箭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於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於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願望。既然施用於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於治家。”於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於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貨物十分便利。於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於經營致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並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後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並有所發展，終致有了鉅萬家財。所以，後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子貢曾在孔子那裏學習，離開後到衞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簡陋的小巷子裏。而子貢卻乘坐四馬並轡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使孔子得以名揚天下的原因，是由於有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這就是所謂得到形勢之助而使名聲更加顯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穀物成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綿絮，出售糧食。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穀物；要增長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穀物。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僱用的奴僕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説:“我幹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捨，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頓是*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郭縱以冶鐵成就家業，其財富可與王侯相比。

烏氏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以十倍於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詔令烏氏倮位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拜。而巴郡寡婦清的先祖自得到硃砂礦，竟獨攬其利達好幾代人，家產也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能守住先人的家業，用錢財來保護自己，不被別人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個貞婦而以客禮對待她，還為她修築了女懷清枱。烏氏倮不過是個邊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婦清是個窮鄉僻壤的寡婦，卻能與皇帝分庭抗禮，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富有嗎？

漢朝興起，天下統一，便開放關卡要道，解除開採山澤的令，因此富商大賈得以通行天下，易的貨物無不暢通，他們的慾望都能滿足，漢朝政府又遷徙豪傑、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里。從有虞氏、夏后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裏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邠，周太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穀，重視土地的價值，把做壞事看得很嚴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這裏地處隴、蜀貨物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獻公遷居櫟邑，櫟邑北御戎狄，東通三晉，也有許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陽，漢朝藉此做為都城；長安附近的諸陵，四方人、物輻湊集中於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奇巧，從事商業。關中地區以南則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薑、硃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具。南邊抵禦滇、僰，僰地多出僮僕。西邊鄰近邛、笮，笮地出產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區四周閉，有千里棧道，與關中無處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聯四方道路，用多餘之物來換短缺之物。天水、隴西、北地和上郡與關中風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可是這裏地勢險要，只有京城長安要約其通道。所以，整個關中之地佔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過佔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計算這裏的財富，卻佔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唐堯定都河東晉陽，殷人定都河內殷墟，東周定都河南洛陽。河東、河內與河南這三地居於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個足，是帝王們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這裏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是各國諸侯集中聚會之處，所以當地民俗為小氣儉省，悉世故。楊與平陽兩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區經商，向北可到種、代地區經商。種、代在石邑以北，地*匈奴，屢次遭受掠奪。人民崇尚強直、好勝，以扶弱抑強為己任，不願從事農商諸業。但因鄰近北方夷狄，軍隊經常往來，中原運輸來的物資，時有剩餘。當地人民強悍而不務耕耘，從三家尚未分晉之時就已經對其慓悍到憂慮，而到趙武靈王時就更加助長了這種風氣，當地習俗仍帶有趙國的遺風。所以楊和平陽兩地的人民經營馳逐於其間，能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温、軹地區的人民向西可到上黨地區經商，向北可到趙、中山一帶經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帶還有紂王留下的殷人後代，百姓情急躁，仰仗投機取巧度謀生。男子們常相聚遊戲玩耍，慷慨悲聲歌唱，白天糾合一起殺人搶劫，晚上挖墳盜墓、製作贗品、私鑄錢幣；多有美男子，去當歌舞藝人。女子們常彈奏琴瑟，拖着鞋子，到處遊走，向權貴富豪獻媚討好，有的被納入後宮，遍及諸侯之家。

然而邯鄲也是漳水、黃河之間的一個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鄭、衞。鄭、衞風俗與趙相似，但因地*梁、魯，稍顯莊重而又注重節。衞君曾從濮上的帝丘遷徙到野王，野王地區民俗崇尚氣節，扶弱抑強，這是衞國的遺風。

燕國故都薊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南面通齊、趙，東北面與胡人界。從上谷到遼東一帶，地方遙遠，人口稀少，屢次遭侵擾，民俗大致與趙、代地區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兇悍，不愛思考問題，當地盛產魚、鹽、棗、慄。北面鄰近烏桓、夫餘，東面處於控扼穢貊、朝鮮、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陽東去可到齊、魯經商，南去可到梁、楚經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魯國故地，北部是齊國故地。

齊地被山海環抱，方圓千里一片沃土，適宜種植桑麻，人民多有彩絲稠、布和魚鹽。臨淄也是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一個都市。當地民俗從容寬厚，通情達理，而又足智多謀，愛發議論，鄉土觀念很重，不易浮動外，怯於聚眾鬥毆，而敢於暗中傷人，所以常有劫奪別人財物者，這是大國的風尚。這裏士、農、工、商、賈五民俱備。

而鄒、魯兩地濱臨洙水、泗水，還保存着周公傳留的風尚，民俗喜好儒術，講究禮儀，所以當地百姓小心拘謹。頗多經營桑麻產業，而沒有山林水澤的資源。土地少，人口多，人們節劍吝嗇，害怕犯罪，遠避惡。等到衰敗之時，人們愛好經商追逐財利，比周地百姓還厲害。

從鴻溝以東，芒山、碭山以北，直到鉅野，這是過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陽也是都會。以前，唐堯興起於成陽，虞舜在雷澤打過魚，商湯曾定都於毫。這裏的民俗還存有先王遺風，寬厚莊重，君子很多，喜好農事，雖然沒有富饒的山河物產，人們卻能省吃儉用，以求得財富的積蓄。

越、楚地帶有西楚、東楚和南楚三個地區的不同風俗。從淮北沛郡到陳郡、汝南、南郡，這是西楚地區。這裏民俗慓悍輕捷，容易發怒，土地貧瘠，少有蓄積。江陵原為楚國國都，西通巫縣、巴郡，東有云夢，物產富饒。陳在楚、夏接之處，通魚鹽貨物，居民多經商。徐、僮、取慮一帶的居民清廉苛嚴，信守諾言。

彭城以東，包括東海、吳、廣陵一帶，這是東楚地區。這裏風俗與徐、僮一帶相似。朐、繒以北，風俗與齊地相同。浙江以南風俗與越地相同。吳地從吳王闔閭、楚申君和漢初吳王劉濞招致天下喜好遊説的子弟以來，東有豐富的海鹽，以及章山的銅礦，三江五湖的資源，也是江東的一個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一帶是南楚地區。這裏風俗與西楚地區大體相似。楚失郢都後，遷都壽，壽也是一個都市。而合肥縣南有長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鮑魚、木材匯聚之地。因與閩中、于越習俗混雜，所以南楚居民善於辭令，説話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勢低下，氣候濕，男子壽命不長。竹木很多。豫章出產黃金，長沙出產鉛、錫。但礦產藴藏量極為有限，開採所得不足以抵償支出費用。九疑山、蒼梧以南至儋耳，與江南風俗大體相同，其中混雜着許多楊越風俗。番禺也是當地的一個都市，是珠璣、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類的集中地。

潁川、南陽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為政崇尚忠厚朴實，還有先王傳留下來的風尚。潁川人敦厚老實。秦朝末年，曾經遷徙不法之民到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面臨漢水、長江、淮水。宛也是一個都市。當地民俗混雜，好事。多以經商為業。居民以抑強扶弱為己任，與潁川地區相往，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稱做“夏人”天下物產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間習俗各有不同，山東地區吃海鹽，山西地區吃池鹽，嶺南和大漠以北本來也有許多地方出產鹽，這方面情況大體如此。

總而言之，楚越地區，地廣人稀，以稻米為飯，以魚類為菜，刀耕火種，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須從外地購買，便能自給自足。地形有利，食物豐足，沒有饑饉之患，因此人們苟且偷生，沒有積蓄，多為貧窮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無挨餓受凍之人，也無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區，適合種植五穀桑麻，飼養六畜，地少人多，屢次遭受水旱災害，百姓喜好積蓄財物，所以秦、夏、梁、魯地區勤於農業而重視勞力。三河地區以及宛、陳等地也是這樣，再加上經商貿易。齊、趙地區的居民聰明靈巧，*投機求財利。燕、代地區的居民能種田、畜牧，並且養蠶。

由此看來，賢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謀劃策，論辯爭議，守信盡節及隱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聲，他們究竟都是為着什麼呢？都是為了財富。因此，為官清廉就能長久做官，時間長了，便會更加富有；商人買賣公道，營業發達，就能多賺錢而致富。求富，是人們的本，用不着學習，就都會去追求。所以，壯士在軍隊中，打仗時攻城先登，遇敵時衝鋒陷陣，斬將奪旗，冒着箭石擊，不避赴湯蹈火，艱難險阻，是因為重賞的驅使。那些住在鄉里的青少年，殺人埋屍，攔路搶劫，盜掘墳墓，私鑄錢幣，偽託俠義，侵霸佔，藉助同夥，圖報私仇，暗中追逐掠奪，不避法律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馬奔馳，其實都是為了錢財罷了。如今趙國、鄭國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彈着琴瑟，舞動長袖，踩着輕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遠千里，不擇年老年少，招來男人，也是為財利而奔忙。遊手好閒的貴族公子，帽子寶劍裝飾講究，外出時車輛馬匹成排結隊，也是為大擺富貴的架子。獵人漁夫，起早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獸傷害，為的是獲得各種野味。進出賭場，鬥雞走狗，個個爭得面紅耳赤，自我誇耀，必定要爭取勝利，是因為重視輸贏。醫生方士及各種*技藝謀生的人，勞神過度，極盡其能，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報酬。官府吏士，舞文墨，私刻公章，偽造文書，不避斫腳殺頭，這是由於陷沒在他人的賄賂之中。至於農、工、商、賈儲蓄增殖，原本就是為了謀求增添個人的財富。如此絞盡腦汁，用盡力量地索取，終究是為了不遺餘力地爭奪財物。

諺語説:“販柴的不出一百里，販糧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種植穀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種樹木；住上百年，就應招來德行。所謂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財物。現在有些人，沒有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歡樂富有，可與有官爵者相比，被稱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繳入二百錢。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達二十萬錢，朝拜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饋贈，都要從這裏開支。普通百姓如農、工、商、賈，家有一萬錢，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錢，擁有一百萬錢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萬錢，而更徭租賦的費用要從這裏支出。這種人家，就能隨心所地吃喝玩樂了。所以説陸地牧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七十頭，養羊二百五十隻，草澤裏養豬二百五十口，水中佔有年產魚一千石的魚塘，山裏擁有成材大樹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棗樹；燕、秦有千株栗子樹；蜀郡、漢水、江陵地區有千株橘樹；淮北、常山以南和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株楸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子；還有名揚國內、萬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者千畝梔子、茜草，千畦生薑、韭菜:諸如此類的人，其財富都可與千户侯的財富相等。然而這些成為富足的資本，人們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勞而獲，身有處士之名，而取用豐足。至於那些貧窮人家，父母年老，子兒女瘦弱不堪，逢年過節無錢祭祀祖宗鬼神、贈人路費、聚集飲食，吃喝穿戴都難以自足，如此貧困，還不到羞愧，那就沒有什麼可比擬的了。所以，沒有錢財只能出賣勞力，稍有錢財便玩智巧，已經富足便爭時逐利，這是常理。如今謀求生計，誰能不冒生命危險，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應受到賢人的鼓勵。所以，*從事農業生產而致富為上，*從事商工而致富次之，*玩智巧、甚至違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沒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隱士之行，而長期處於貧*地位，妄談仁義，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編户的百姓，對於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僕，這是事物的常理。要從貧窮達到富有，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織綿不如倚門賣笑，這裏所説的經商末業，是窮人致富憑藉的手段。在通發達的大都市，每年釀一千甕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飲漿，屠宰一千張牛羊豬皮，販賣一千鍾穀物，一千車柴草，總長千丈的船隻，一千株木材，一萬棵竹竿，一百輛馬車，一千輛牛車，一千件塗漆木器，一千鈞銅器，一千擔原木器、鐵器及染料，二百匹馬，二百五十頭牛，一千隻豬羊，一百個奴隸，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鈞綿絮、細布，一千匹彩絲綢，一千擔布、皮革，一千鬥漆，一千瓶酒麴、鹽豆豉，一千斤鮐魚、鮆魚，一千石小雜魚，一千鈞醃鹹魚，三千石棗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條氈毯，以及一千種水果蔬菜，還有一千貫放高利貸的資金，促成牲畜易的掮客或貪心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五，這一類人也可與千乘之家相比，這是大概的情況。至於其他雜業，如果利潤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説的好的致富行業。

請讓我簡略説明當代千里範圍內那些賢能者之所以能夠致富的情況，以便使後世的人得以考察選擇。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冶鐵致富。秦國擊敗趙國時，遷徙卓氏，卓氏被虜掠，只有他們夫二人推着車子，去往遷徙地方。其他同時被遷徙的人，稍有多餘錢財，便爭着送給主事的官吏，央求遷徙到近處，近處是在葭萌縣。只有卓氏説:“葭萌地方狹小，土地瘠薄，我聽説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裏長着大芋頭，形狀象蹲伏的鴟鳥，人到死也不會捱餓。那裏的百姓善於易，容易做買賣。”於是就要求遷到遠處，結果被遷移到臨邛，他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裏熔鐵鑄械，用心籌劃計算，財勢壓倒滇蜀地區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僕多達一千人。他在田園水池盡享獵遊玩之樂，可以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從太行山以東遷徙來的降民，也經營冶鑄業，常把鐵器製品賣給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他的財富與卓氏相等，與卓氏同住在臨邛。

宛縣孔氏的先祖是梁國人，以冶鐵為業。秦國攻伐魏國後，把孔氏遷到南陽。他便大規模地經營冶鑄業，並規劃開闢魚塘養魚，車馬成羣結隊，並經常遊訪諸侯，藉此牟取經商發財的便利，博得了遊閒公子樂施好賜的美名。然而他贏利很多，大大超出施捨花費的那點錢，勝過吝嗇小氣的商人，家中財富多達數千金，所以，南陽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從容穩重和舉止大方。

魯地民俗節儉吝嗇，而曹邴氏尤為突出，他*冶鐵起家，財富多達幾萬錢。然而，他家父兄子孫都遵守這樣的家規:低頭抬頭都要有所得，一舉一動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賃、放債、做買賣遍及各地。由於這個緣故，鄒魯地區有很多人丟棄儒學而追求發財，這是受曹邴氏的影響。

齊地風俗是鄙視奴僕，而刀間卻偏偏重視他們。兇惡狡猾的奴僕是人們所擔憂的，唯有刀間收留使用，讓他們追逐漁鹽商業上的利益，或者讓他們乘坐成隊的車馬，去結地方官員，並且更加信任他們。刀間終於獲得他們的幫助，致富達數千萬錢。所以有人説:“與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為奴”説的就是刀間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為他竭盡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嗇，而師史尤為突出，他以車載貨返運賺錢，車輛數以百計，經商於各郡諸侯之中，無所不到。洛陽道處齊、秦、楚、趙等國的中心，街巷的窮人在富家學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相互誇耀，屢次路過鄉里也不入家門。因能籌劃任用這樣的人，所以師史能致富達七千萬錢。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倉的守吏。秦朝敗亡之時，豪傑全都爭奪金銀珠寶，而任氏獨自用地窖儲藏米粟。後來，楚漢兩軍相持於滎陽，農民無法耕種田地，米價每石漲到一萬錢，任氏賣谷大發其財，豪傑的金銀珠寶全都歸於任氏，任氏因此發了財。一般富人都爭相奢侈，而任氏卻屈己從人，崇尚節儉，致力於農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爭着低價買進，任氏卻專門買進貴而好的。任家數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約規定，不是自家種田養畜得來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自身不得飲酒吃。以此做為鄉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邊疆地區開拓之際，只有橋姚取得馬千匹，牛二千頭，羊一萬隻，粟以萬鍾計算。

吳楚七國起兵反叛漢朝中央朝廷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從軍出征，需借貸有息之錢，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國均在關東，而關東戰事勝負尚未決定，沒有人肯把錢貸給他們。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放貸給他們，其利息為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後，吳楚被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得到十倍於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與關中富豪相匹敵。

關中地區的富商大賈，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嗇、田蘭。還有韋家慄氏、安陵和杜縣的杜氏，家產也達萬萬錢。

以上這些人都是顯赫有名、與眾不同的人物。他們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祿收入或者*舞文法、作*犯科而發財致富的，全是*推測事理，進退取捨，隨機應變，獲得贏利，以經營商工末業致富，用購置田產從事農業守財，以各種強有力的手段奪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維持下去，變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記述的。至於那些致力於農業、畜牧、手工、山林、漁獵或經商的人，憑籍權勢和財利而成為富人，大者壓倒一郡，中者壓倒一縣，小者壓倒鄉里，那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打細算、勤勞節儉，是發財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還必須出奇制勝。種田務農是笨重的行業，而秦楊卻*它成為一州的首富。盜墓本來是犯法的勾當，而田叔卻*它起家。賭博本來是惡劣的行徑，而桓發卻*它致富。行走叫賣是男子漢的卑鄙行業，而雍樂成卻*它發財。販賣油脂是恥辱的行當，而雍伯*它掙到了千金。賣水漿本是小本生意，而張氏*它賺了一千萬錢。磨刀本是小手藝，而郅氏*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它富至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是淺薄的小術，而張裏*它富到擊鐘佐食。這些人都是由於心志專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來，致富並不*固定的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有鉅萬家財的富翁便能同國君一樣的享樂。這是否所謂的“素封”者？難道不是嗎？

解析這是專門記敍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鋭利的眼光，注視着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錢鍾書在論及司馬遷這篇《貨殖列傳》時説:“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用；馬遷傳《遊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則全非‘大事記’、‘人物誌’，於新史學不啻乎闢鴻濛矣。”（《管錐篇·史記會注考證》）總之，史學界公認:“歷史思想及於經濟，是書蓋為創舉。”《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這十分明確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全文主要是為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蹟、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產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產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敍述他們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後世得以觀擇”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產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所以，他主張應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產與換，國家不必強行干涉，更不要同他們爭利。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並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與合法；突出物質財富的佔有量最終決定着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並認識到生產易和物質財富的重要，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歷歷如畫。雖屬説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潘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説明它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各地有各地的環境。可當遊俠讀，可當小説讀。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詮·編者弁言》）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傖父財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蓋財貨者，天地之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傑，顛倒眾生，胥是物也。”（《史記評議》卷四）這些讚語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妙絕倫。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各懷其才；篇中敍事行雲水，自然暢；文中説理鞭辟入裏，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可謂博大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