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四頭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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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一年，文福還是一點沒變。可我一點一點地變了。在胡蘭和其他人眼中，我還是同一個人。但那只是因為我掩飾了自己的真情實。我假裝忙於照料孩子，沒工夫閒心思。

在1941年整個夏天，我喜歡坐在後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們倆就這樣等着雷電的降臨。我告訴他，"聽——嘭——響了。等着，等着——譁！多美啊！"才十個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總是很熱，但還沒熱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濺起一陣陣好聞的泥土氣，我就叫女傭人趕緊跑出來，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聽起來我的生活似乎變得輕鬆起來了，一切都靜悄悄、懶洋洋的，就像過一個開心的暑假。但這只不過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過的好時光。我用這種好情緒來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聽話，很聰明。或許每個母親説起自己的孩子來，都是這樣的。但只要想象一下:淡若還不到一歲的時候，我問他，"媽媽在哪兒？"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兒？"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兒？"他指指文福，但沒有笑。

淡若信任我，無論我説什麼，他都信。要是他醒來餓了，哭了，我走進他的房間，説，"不哭，不哭。我下樓給你拿點吃的來。'等我回到他的房間裏的時候，他已經從搖籃裏站起來了，但沒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來會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的、可信賴的、關心別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點也不像。文福是他父親也沒關係。

文福把趕走後，又回到我的牀上來了。但同時他也和各種各樣的女人睡覺:農村裏來的女傭、街頭的女，甚至還有小學教師。我認為在他眼中我們全都一樣，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雙筷子可以夾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説一個反對他的字，——或反對他喜歡的任何東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場，總是在吃晚飯的時候。我儘可能閉嘴不説，以求平安無事。可我心裏在和自己吵架，一點也不平靜。所以到頭來，我忍不住要説兩句。

一次，僅僅是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廚師做他喜歡的一道菜，加甜捲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捲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當文福問我喜不喜歡這道菜時，我就實話實説:"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廚師給我做同一道菜，別的一點也沒有。

他笑着，又問我，"現在你喜歡它了吧？"我還是像頭天晚上那樣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回答，第二天還是同樣的菜。我不得不嚥下難吃的捲心菜，沒別的。但我沒有放棄。我等着文福自己玩厭這套捲心菜把戲。兩星期後證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氣還要堅強。

那麼頑固地堅持吃壞捲心菜，或許看起來有點傻。我滿可以撒謊説，"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爭，不就等於承認我這輩子完了？

所以我們的關係是越來越差了。但我記得，當時整個國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飯桌上聽人們這麼説，那些通宵達旦打麻將的飛行員也這麼説。他們談起戰爭就像傳染病一樣，傳播那種使人們互相撒謊、欺騙、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來，這種情況開始於去年。那時緬甸公路突然關閉，滿載軍用物資的卡車無法開進來。人們嚷道，沒有油，空軍怎麼開飛機？沒有槍，部隊怎麼保護我們？每個人都到孤立無助。我們也很憤怒，因為關閉公路的不是本人，而是英國人，是他們在控制它。他們關閉公路是因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個政府好——中國的還是本的，本的還是中國的。他們拖了三個月才作出決定。當他們終於説，我們支持你，中國。誰還相信他們？當然我們假裝歡他們回心轉意。我們有什麼選擇餘地？只求他們不要再關閉那條公路。

美國人也同樣壞。有一天，他們吹牛説他們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的中國夥伴，他們説。陳納德將軍在那年夏天回來過，説他要帶很多飛機來支持我們。但第二天我們就聽説了，美國公司正和本人做一筆大生意，把油料和鋼鐵賣給他們——就是這些飛機正在中國土地上扔炸彈。你聽到這些心裏會怎麼想？我們那麼多的飛行員在死去，好些都是我們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戰死了，後來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輕人哪！晚上，飛行員就講每個新戰死的飛行員的故事，個個都是好樣的。啊，我們哭得好傷心啊，傷心中又摻雜了憤怒。

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們自己的中國領導人也向本人磕頭了。國民黨的二號人物，就是這麼幹的。他説中國應該放棄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本政府。這等於是要我們把祖墳挖掉，把骨頭拋出去餵狗。誰會説這種話呢？可許多人都這麼説了。這種事每發生一次，我們的心就涼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為這種恥辱而戰。

當然，市場上經常召開羣眾大會，羣情奮，痛罵漢。一天我去廣場正趕上舉行集會。一個軍官用話筒號召中國人不應該放棄鬥爭。"我們必須同本鬼子鬥爭到底，"他説，"直到獻出我們漢民族的最後一滴鮮血。"這話説得很怪，因為除了我和胡蘭，擁在廣場上聽講的羣眾差不多沒有一滴漢族的鮮血，全是少數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還有緬甸人和其他各種各樣窮苦的山民和難民。他們被迫下山或出郊區，獻出自己的子弟來當士兵和苦力，幫助打贏這場戰爭。他們被當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樣光背東西。但他們站在廣場上，聽着一種不是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講的關於愛漢人的祖國的口號，而且還鼓掌歡呼。我以為這些人肯定在山上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國的老話:"如果改變不了自己的命，就改變你的態度。"或許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他們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們已經變成漢人，此刻正在為某種東西而奮鬥。我對自己説，瞧瞧這些人，要向他們學習。

那天從廣場上回來後，我慢慢改變了對生活的態度。我不去想我已經準備死，還沒有。但我這樣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我不得不馬上去死，那麼我也許不會再受這麼多磨難了。如果我不是馬上就死，那麼或許我還能找到逃的辦法。

那段時間，胡蘭也開始改變了她的態度。也許改變的不是她的態度，而是她的胃口。她開始拼命吃東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開頭我以為胡蘭懷孕了，還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個孩子，她不隱瞞這個事實。每當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戰爭，或想家了，她就説，"我要是像你那樣有個兒子，就夠滿足了，什麼事都受得了。"兒子沒出來，但她還是拼命吃東西，總是吃不飽。我不是説她特別喜歡吃麻辣豆腐或帶肥的排骨，自言自語"我就是喜歡吃這種東西"。相反，她喜歡看每天成羣結隊進城來要飯的乞丐。她喜歡看他們餓的樣子，他們瘦得皮包骨頭，嘴巴向下耷拉着，隨時準備嚥下一切可以吃的東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東西就會變成他們這個樣子。

我記得她特別盯住一個要飯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區的牆壁上。胡蘭看看她，她也看看胡蘭，目光很兇。胡蘭問我，"她幹嗎老盯着我？就像一頭野獸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我們每次經過那姑娘身旁，胡蘭總要説，那姑娘投在牆上的影子越來越瘦了。我想胡蘭看到的是她自己過去在鄉下的影子。我肯定這一點。因為有一次她跟我談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時候，全家差點餓死。

"每年都要發大水，"胡蘭説，"總要淹掉一點，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隻大茶壺倒翻了。洪水湧出來淹沒了我們的田地，我們沒東西可吃，只能吃乾的高粱餅。也找不到清水把餅蒸得軟一點，我們就這麼幹吃，很難嚥下去。我母親分吃東西，先切下一點給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給女孩子。一天我實在餓壞了，就把整塊餅都偷來，一個人全吃下去了。我母親發現後，就揍我，罵我，'這麼自私！一個人把一塊餅獨了。'後來她三天不給我吃東西。我哭得好傷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厲害啊——為了啃一塊小小的高粱餅，我的牙都繃斷了。"你會想，胡蘭想起自己吃高粱餅的往事，會在那個要飯姑娘的碗裏放幾個硬幣，或給她一點吃的，我就是這麼幹的。我不是説我每次都這樣。可胡蘭一次也沒佈施過。相反，她把更多的東西往自己嘴巴里。她的體重在增加，就像一個人把金子或現錢存進了銀行，以備不時之需那樣。所以我説胡蘭改變了她的人生態度。她本來很大方。可現在，看到別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過去，想到有一天她還會變成那樣。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國到重慶去了。家國説他們去訓練前來保衞新首都的軍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家，可能要兩三個月。

我丈夫離開前，吹噓他的任務重要得很，發展無線電通訊，這樣本飛機來之前空軍和陸軍就都知道了。他這麼説的時候，我心裏就犯嘀咕，空軍怎麼能把這麼重要的任務給這個老是在撒謊的人呢？我很高興他走了。

他們一走，胡蘭就擔起心來，聽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一天她説，"聽説本又要對重慶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轟炸，或許昆明也要遭殃呢。"説完，她開始給自己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她一聽到打雷聲，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飛機從烏雲中掉下來。

我告訴她，"你得先聽清楚了，再跑出去看。打雷總是從緬甸那邊的大山傳到西邊來的，而轟炸機總是從北向東過來的。"

"你怎麼知道本人怎麼想的？"她自作聰明地説，"他們的思路和中國人不一樣。"説完她就跑出去看天，好像要找到證據，證明我錯了。

我記得有一次她又出去看天了。我正在廚房裏給談若洗澡，忽然聽到了她的尖叫聲，"他們來了！我們死定了！"我抱起淡若，水濺了我一身。然後衝出屋門，朝她指點的方向望去。原來是一大羣烏鴉飛過，排成戰鬥機的箭狀隊形飛過。

我鬆了一口氣，不笑了。"是鳥。"我告訴她，"它們只能在我們頭上撒點鳥糞。"胡蘭很生氣的樣子。"你幹嗎嘲笑我？"

"我沒嘲笑你。"

"我看見你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