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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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年是個在後世被大書而特書的年頭，在這一年裏，清政府的經濟政策發生了諸多本的的變化。…馬德並沒有預料到他給宋葷出的那個主意最終會演變成了什麼樣的結果，不過，那確實是一個聞者心驚的主意。

漕運，鹽課，河務！

對清廷來説最重要的三件事。每一件事都牽聯極廣，每一件事都帶動着數不清的人的利益。可是，這三件事卻最終在各種因素匯聚的情況下，在馬德朝宋葷説出那四個字之後，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從頭來看一看吧！

首先出事的是鹽課！

因為太子一黨害怕馬德得到江南總督之位，斷絕了自己的財源，所以，他們用自己掌握的各項證據，威脅揚州鹽務總商安歧和季滄葦，使得季氏與安氏不得不仗着自己大場商的勢力去迫使另外一些身為散商的鹽商去為馬德製造麻煩。因為，綱鹽法之下，總商是負責發放鹽引的，而且，那些鹽商因為早早地就買好了鹽引，如果沒有場商替他們供鹽，他們就無法獲利，也就無法足鹽税，到時，必然一蹶不振，從此與奢侈豪華的生活告別。所以，兩淮鹽商為了以後的子，不得不屈從於各種壓力，最終形成了兩淮鹽商集體對敵安徽的局面。

可是，面對這種情況，馬德卻首先擺出了一副強硬的姿態，他聯合了遼東的費老頭以及實力只在兩淮鹽商之上的晉商和部分徽商，運用官府和商場兩種手段，跟這些人硬拼起來。而馬德的表現又嬴得了康熙的支持。…其實，如果馬德一開始就手足無措、應對無方的話，康熙絕對會舍他而保全安徽，可是，馬德卻硬住了。這使得康熙可以考量的東西多了起來，最終，他選擇站在了馬德這一邊。

於是，雙方的天平開始傾斜，當於成龍和準泰表態之後，其實馬德的勝利就已經成了定局。

而就在此時，李蟠提出的“票鹽法”被呈到了康熙的手中，並且在清廷的幾大首腦之間引起了分歧。高士奇、馬齊、張廷玉三人和太子、佟國維相比還弱勢一些，可是，康熙若無若無的支持又使得這種對抗開始朝着不利於鹽商的方向發展。

結果，消息傳至江南，立即就造成了兩淮鹽商的巨大反彈。

就如宋葷所説，人多膽大！兩淮鹽商一方面哄抬江浙糧價以威脅清廷，一方面鼓動與之有關聯的清廷官員封殺“票鹽法”而他們的這些做法，也終於迫使宋葷去向馬德求援。宋葷本來只是想讓馬德幫他解一解燃眉之急，可是，卻沒有想到會從馬德那裏得到一招“離間計”於是，真正的大麻煩開始了。

宋葷回到江蘇之後苦思冥想了幾天幾夜之後，下令開始徵集漕糧，又過一些子，他又開始組織船隻，可是，他卻不走運河，轉而行海運，並揚言:“海運耗費倍少於漕運，現今糧價上漲，為國家節省錢糧，以免直隸缺糧計，實不得已而為之也。”結果，江南大譁！漕運，以總督索拉旺為中心，上可至京城王公貴族，當朝重臣；下又有十萬運軍旗丁、運河沿岸各個碼頭的水手、店鋪乃至小販，其牽聯之廣，只比鹽課大，卻絕不會比之更小。

所以，宋葷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可是，海運的計劃卻不能停！因為，當時的情況卻已經到了兩難的境地。…鹽商們如果讓步，則票鹽法一旦施行，他們必將永遠失去現今的地位與巨大的財源，而他們如果能堅持到清廷允諾不施行票鹽法，就還會有一線生機，因為到那時候，他們只需要能夠打開馬德的封鎖就行了。而他們既然能讓清廷在鹽法方面讓步，乘勝出擊再讓馬德讓步也就不會再是什麼難事；可是，同樣的，在現在的形勢下，宋葷也不能讓步。因為如果讓步，宋葷就沒有足夠的錢去完成漕糧的徵集北運，雖説這裏面也有漕運總督的事情，可是，收糧的任務可是歸他這個巡撫的。如果因為漕糧不足而造成直隸糧荒，他絕對負不起那個責任。他已經在官場混了那麼久，當然很清楚到時候如果要找人對現在的事情負責的話，是不會有什麼人會去理會他現在所遇到的難題的。

在地方上的人都很艱難，可朝臣們只需要動動嘴皮子就行了。

他們先攻擊宋葷，然後，再攻擊馬德，再之後，吵成一團。

可是，這種爭吵沒過多久，朝臣們就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們這樣的爭吵其實一直是自己和自己打嘴仗。真正的相干者，馬德和宋葷等人本就沒有受到任何實際的傷害。因為，他們這些朝臣的手都伸得不短，同時在漕運和鹽課兩方面沾便宜的佔了大多數。而他們如果支持鹽商的話，就不能出言反對高糧價，可那樣一來，漕運勢必難以進行；可如果支持漕運的話，又必須讓鹽商放棄哄抬糧價，而那樣又等於讓鹽商們去自殺。對此，有些大臣調整了策略，轉而重新攻擊馬德，可是，馬德“自衞反擊”的理由充分，誰也撼之不動；又有人意圖攻擊宋葷的海運，可是，如果海運不行，直隸必然捱餓，誰負得起責任？所以，這種攻擊也只能無功而返。最後，有大臣想請康熙多出錢，好讓漕運得以順利運行。可是，康熙以西北、四川等地急需錢糧為藉口就是不答應。

於是，事情僵持了起來，宋葷也一直按部就班的執行着自己的海運計劃。

而海運一旦開始，漕運必然損失巨大！

所以，朝臣們一夜之間撓掉成百上千頭髮的不在少數！

就在這個時候，又有人開始朝着漕運和鹽商們開火了。

在江蘇晃晃悠悠過了一陣，又在河南和于成龍泡了一段子的郭大御使也回來了，此人本着“折騰就折騰個底兒朝天”的宗旨，一上朝堂，就向康熙遞了一份奏摺，不僅極言漕運和綱鹽法的弊端，連清廷的另一件大事，河務，也給扯出來使勁“涮了涮”！

郭琇指出:漕糧的運輸費用過高，損耗也太大，運送一石漕糧，往往要花費幾倍的代價，因而年年要支付大量經費。為此，朝廷就不得不向百姓轉嫁漕賦，而如此一來，官員便往往以此為藉口橫徵暴斂，定額一石，常實徵三至四石，有時甚至高達七至八石。另外，維持漕運的損失過大:一是為修治運河通道要支付巨大的河工費，二是為維持運道水量不多不少，時常給沿運河一帶造成嚴重的水旱災害，三是為挽救運漕糧要修造數千只漕船，要支付運丁的鉅額補助銀兩，四是各處各級官吏借漕糧的徵收兑運而中飽私囊。以上種種開支最後都轉移到百姓税户的身上。總之，如果仍維持目前的漕運制度就是極大費，害多利少。再不整治，早晚必成朝廷一大錮疾。

另外，綱鹽制使得鹽商壟斷鹽課，造成鹽價不斷上漲，百姓的負擔加重，結果官鹽滯積，私鹽活躍，以致朝廷的鹽課收入益減少，形成“上、下病”的局面，如今鹽商更是上下其手，不僅意圖以鹽迫官，竟還敢聯合起來與朝廷對抗“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再縱容下去，必然使得朝廷威望大降。所以，應當立行票鹽法而廢綱鹽法。

而對於河務，郭琇也認為是一個貪污淵藪。他指出，雖然前有勒輔，後有于成龍、陳潢等人忠於職守，可是，河務官員依然有不少人從工程和料價上下手，用虛報工程數量，增加河工料價等方法進行貪污。使得朝廷每年都必須撥出大量經費治河。可是，由於河員貪污中飽，長此以往，只會造成花費浩大，水害反而愈烈，病民也愈甚的結果。最後，他直接對康熙指出:“黃河無事，歲修數百萬，有事決千百萬，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所無也”（清末魏源語）。

除此之外，郭琇在向康熙遞上了自己的奏摺的同時，也把于成龍、陳潢、彭學仁、封志仁四人聯名的一份奏摺也上呈給了康熙。于成龍、陳潢等人的這份奏摺以勒輔曾經説過的一句指責某些漕運官員“只顧治運，不顧治黃”的話開頭，指出若想徹底治理好河務，必須“將河道運道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奏摺上指出，運河時常堵是因為與黃河相聯，泥沙淤積，以及黃河的河道變遷。而往常治河，大多是隻注意漕船需要經過的地方，若是其它地方決口，就很少關注。如此以往，只會黃河河水持續氾濫或者再次改道，運河也最終難以保全。…所以，如果想徹底解決河務問題，就得暫時斷絕漕運，先把一切整好再説！

…

這兩份奏摺幾乎就是一套組合拳，打得不少文武官員都是暈乎乎的。同時，也改變了整個事情的質。雖然滿朝文武在綱鹽法和票鹽法兩種鹽法之間的爭執已經是在爭的一個廢除與否的問題，可是，漕運方面卻不一樣，他們只是爭的一個暫不暫停的問題。而如果按照郭琇、于成龍等人的奏摺，就是説為了治好黃河就一定要先行停止漕運，那得等多少年？那跟廢除漕運又有什麼不同？

於是，馬蜂窩終於捅開了。

然而，當很多朝臣準備好跟郭琇一夥在朝堂上打一場口水戰之後，他們卻又找不到對手了。…郭琇自打把奏摺給康熙之後，就告病不朝，躲到家裏“休養”去了。本來，這也是個好機會，郭琇可是個強勁的對手，説起話來十分誅心的那種人，他不在，更加有利於這些人發揮。可是，康熙卻藉口要照顧太皇太后孝莊，在這段時間內連續取消了乾清宮的好幾次朝會……“皇上，現在朝廷上已經有些亂了，您難道還不打算讓他們靜下來？”從宋葷提出海運開始，時間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惹事的那些人不是不在京城，要麼就是躲起來自個兒“清淨”去了。可是，北京朝局的混亂形勢卻一直未見好轉，上書房四大臣也壓制不住，只能在一旁乾着急，順便對那幾個惹禍的傢伙“懷恨在心”高士奇也不敢隨便淌這次的渾水，可是，康熙卻偏偏把他拉到了皇宮，雖然表面上只是説要君臣一起聊聊天，可他又怎麼可能不知道康熙的心思？這可是擺明了“欺負”他這個説近不近、説遠不遠、有權也沒權的所謂“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