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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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愛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卻很少有人想到行行都有“職業病”更不容易想到:自己也有“職業病”要不是葛建元的“窩贓案”徐五四也許還得“當局者”下去。警察就是專和犯罪打道的職業，不知不覺地，眼睛總愛往那些能夠認定犯罪的證據上盯，而對犯罪的管定證據則一向不怎麼興趣。這當然僅僅是一種心理而已，然而風所及，以至於對證據的厚此薄彼越來越“合法化”幾乎在刑警隊裏形成了一種固有的偏見，徐五四覺得，這就是“病”！看看於英雄那副愁眉苦臉的德行吧，從早上他們一起上了火車到現在，一路上就沒過一絲笑模樣。他老是認定到清河農後的這趟差事全算白跑，卻從不前反過來想一想，假使他們蹲在大京城圈子裏不出來，又怎麼能這麼有把握地確認葛建元並沒有犯那個窩贓罪呢？説到底，還是偏見作怪。

當然，他也完全知道於英雄的那點顧慮:“你想想嘛，隊里人手這麼緊，鄭媛的案子又正在要勁兒的節骨眼兒上，凌隊長還肯叫咱們倆這麼老遠跑到清河農場來取馬有利的口供，明擺着，那就是專候佳音了。回頭要是按你的説法彙報，他不竄火兒才怪呢，好嘛，這不等於白費三天功夫？”於英雄愁眉苦臉也好，誇張地嘆氣也好，徐五四就是硬着耳朵子不神他那弦，他得照着自己的轍印子走車。

“凌隊長怎麼啦，也不能黃口白牙，出入人罪呀，你怕什麼？”倒不是怕，我的意思是，既然凌隊長能那麼肯定葛建元窩了贓，總有他一定據吧，據説他以前和葛建元打過好幾次道呢，就光憑人家吃刑偵這碗飯的年頭，辦這號小案子還不是輕車路嗎？不會沒有數。”徐五四可不是個能輕易被説服的人“關公有過五關斬六將的時候，也有走麥城的時候；凌隊長以前多麼能耐我管不着，這次説人家窩贓，拿證據來呀！別老搞‘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那一套，一掛掛人家多少年。”

“咳，你沒聽懂我的意思…”於英雄究竟是什麼意思，他自己看樣子也無從説清，只是無可奈何地咂嘴“這下，凌隊長非説咱們不會辦事不可，準的。”火車離北京越近，於英雄就越顯得心事重重。過了豐台站，車廂的大部分座位空出來了，他一個人佔了一趟長椅，沒打采地把已經見了點發胖苗頭的身子橫在上面，看見徐五四從提包裏拿出條巾來，便懶洋洋地拿眼睛問:“幹嗎？”

“快到站了，不洗把臉去？”

“晤，”於英雄心神不寧地應了一聲，卻答非所問:“回頭見了凌隊長，還是按我的主意得了，算我欠你的行不行？”瞧，又來了。這小子還是不甘心放棄他那個餿主意。於英雄只是誕臉苦笑。五四説話，或諧或遊，他都不在乎。十年前他們並肩走進公安學校的大門，畢業後分在同一個派出所，去年又一塊兒調到分局刑警隊；可廝混了十年的朋友，卻常常不到一個壺裏去。於英雄的立身之道，五四是早就領教夠了的，你就是把大道理、小道理、歪道理、不講理，把正經不正經的法兒輪番用盡，也改不了他那個明哲保身的本。見徐五四並未繼續説下去，於英雄眨眨眼睛，大概還以為這一停頓含有尚可商榷的意思，情緒立刻顯得活潑了些“要不然，咱們把審訊記錄就那麼上去，是抓是放，由凌隊長自己定奪，怎麼樣？”五四站起來，帶着點嘲地甩了一下手裏的巾，一面做着移步要走的姿態，一面説:“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白紙黑字: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的才構成窩贓罪。你叫凌隊長翻翻去，窩贓的前提是明知為贓。葛建元並不知道馬有利偷了摩托車，嗅，光憑着那輛車在他家放過幾天就定人家窩贓罪，成嗎？你不想想，就算咱們公安局這麼定了，人家檢察院能批嗎？法院能判嗎？”這話不假，給一個人定罪量刑，並不是公安局一家就能包辦始終的事。公檢法互相配合，還有個互相制約，你報了窩贓罪，人家檢察院不批捕，不起訴，白搭；就是檢察批捕起訴，到法庭上到不下來，還是白搭。法官鐵面無偏，律師死摳條文，想到法庭上去矇事兒算沒r刀l。訴訟程序，關隘重重，你凌隊長既然端了三十多年刑事偵查的飯碗，總該比別人清楚吧“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徐五四沒想到於英雄竟然狡猾地一笑，輕聲説:“你不知道，凌隊長的意思，是給葛建元送勞動教養，先押他三年再説。勞動教養不屬於刑事處分，不用檢察院批，也不用法院判，直接往市裏的‘勞教辦’上報就行了，實際上是咱們公安局説了算。能押三年是三年，也不錯。”徐五四最反於英雄這種口氣了，哪怕是人命關天的事兒，也能讓他説得如此輕鬆隨便“三年，一個人有幾個三年？你當是送你兒子上幼兒園哪！”於英雄的目光在五四發紅的臉上傻傻地停了一會兒，終於氣不吱聲了。他是屬土豆的，甚至常常還等不到和別人吵“開了鍋”自己就先“面”了。五四呢，又是條吃軟不吃硬的漢子，照例於英雄一打蔫，他就必定收場。不過在這件事上，他的確恨於英雄聰明得過了成。當一個人的聰明總是以詭計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聰明也就不那麼討人喜歡了。

昨天下午他們在清河農場審馬有利的時候，於英雄就要開了他那套小聰明。本來一直是由五四主審的，他只在邊上做記錄，可是當五四剛剛問完偷車的簡單經過，正要言歸主題，往下問偷車以後的情況時，於英雄卻突然問了一句極為重要，而且極有用心的話。也許他是早就準備好了要在這個當口上問這句話的。

“馬有利，你盜竊成功以後，把贓物窩在誰家了？”徐五四當然聽得出來，於英雄故意不使用“摩托車”這個表示物品自然形態的詞，而用了一個表示物品社會形態的詞——“贓物”後面又要言不煩地落明瞭一個“窩”字，這樣一來，這句貌似簡單的問話，就先把個“窩贓”的前提走下來了，被審者要是漫不經心，沿用他的“窩”字往下説，那麼無論是誰保管了這輛摩托車，質都在窩贓之列了。果然，馬有利毫無戒備地答道:“窩在葛建元家了。”於英雄如願以償，臉上帶着躊躇滿志的暗笑，飛快地把馬有利的話記下來了＿徐五四不好當着他人面駁他。只好補充問道:“葛建元知道不知道這車是你偷來的？”

“這他可不知道”馬有利馬上回答“我只告訴他這是我一個朋友的車，託我賣的，這車在他家也就放了不到一星期，我就找好了主兒，推走賣了。”這回，不知是有意無意，馬有利沒有再用“窩”字，而換用了一個“放”字。

審完馬有利，他們回到農場招待所，於英雄掩飾不住滿身的得意，姿勢舒服地躺在牀上，架在牀背兒上的兩腳不住地晃着拍子，對五四笑道:“怎麼樣，不是吹，馬有利這號角，閉着眼也能把他審個底兒掉。我現在算悟出來了，事在人為，案子能不能審得出來一半要着審訊時技巧運滑如行了，這裏頭，萬有背多頭兒呢。你看，這可是他自己承認的，贓物窩在葛建元家了。”他暗南地笑起來。

徐五四的反應卻是冷冷的“吹什麼呀，你那屬於指供引供，公安部發的教材上明文止的，你真懂假懂！”

“指供不指供的，反正咱搞出的材料能説明問題就成唄。”於英雄從皮包裏取出審訊記錄，一邊翻一邊欣賞地説:“你看，寫得很清楚，第一，馬有利承認摩托車是贓物；第二，他承認把摩托車窩在葛建元家了，噴！”他滿意地咂了一下嘴“一環扣一環，邏輯倍兒嚴密，你敢不敢打賭？就這材料，嘿，回頭報到市局法制辦公室去，踢着門坎進，瞪着平地出。哼，葛建元，小子，等着勞教三年吧！”

“啊？你怎麼沒把我後來問的話記上？馬有利並沒有告訴葛建元那車子是偷來的，你怎麼沒記上？”於英雄坐起身子，結結巴巴地還想解釋，還想説服他，他不聽，一端門走出去了，心裏實在氣壞了，我明明問了，他還不記，什麼作風，你算不算個民警了，算不算個偵查員了，乾脆不——·他在招待所附近的河邊上一直呆到天快黑，肚子裏鼓鼓的悶氣才稍稍鬆懈了一些。他知道自己的病，也是難改，一動就發火兒，一火兒就是雷霆之怒，不是個好病。可是這件事又實在難以哈哈一笑容忍過去，他最見不得這種油滑透頂的貓兒溺、鬼鬼祟祟的小動作。照這樣子搞，不要説當個好警察，連當個撞鐘混子的孬警察都不配。

直到今天早上起來，他的氣才算消停下來。公允乎正地想想，道理還是應當兩面説，天下之大，人無完人。，要是攤書了，錯處就值得這麼咬牙切齒、得理不讓人，心豈不是太狹窄了嗎？不行，他得改改自己的暴躁。

小時候他不是這樣急的，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暴躁這兩字竟成了他格中的一種既固定又顯眼的成份了，常常要在不知不覺中加以表現和完成，沒法控制。就如同於英雄那個和事佬、抹稀泥的格一樣，一朝形成，改也難。昨兒晚上他一回到招待所，於英雄就蔫蔫地又湊過來，討好地問:“要不然，呢，你説怎麼辦？”能怎麼辦呢？事情既已辦成這個樣子，顯然沒法兩全其美了。人家農場眼下正是忙季，要是再把馬有利拉來重審一遍，不要説管教幹部肯定會有意見，就是馬有利本人，也保不準會跟他們犯葛竄秧子。一個進入服刑期的已決犯，除了他頂頭的管教幹部外，誰都不怎麼怵了。何況凌隊長給他們限定的時間已到，重審是絕不可能了。而審訊記錄已經由犯人看過壓了指紋，也不能再行塗改，這是規矩。萬般無奈，徐五四隻好哼一聲，説:“反正我得跟凌隊長説明情況。”這對於英雄來説，的確有點成泥了，他堆起一臉紋，似哭似笑，十分難堪“你看，這麼一鬧，這麼一鬧，凌隊長對咱們該是什麼印象啊，咱們也算老民警了，連這麼個簡單的差事都辦成這模樣兒，以後哪個領導還敢信任咱們呀。”

“別老咱們咱們的行不行，你聰明反被聰明誤，關我什麼事。”

“這唉…”徐五四到底是吃軟不吃硬的主兒，看着於英雄的哭喪相，心就軟下來“這樣吧，回頭到了凌隊長那兒，就説全是我問的，你光管記錄來着，是我東一句西一句問得太亂，搞得你沒記全，責任在我，不就完了嗎。反正葛建元不夠處理條件，這份材料也沒用了。”然放心不下的表情，徐五四也只能退到這一步，不能再有遷就了，這就已經夠仗義的了。他不再和於英雄羅喀，扭身往車廂頭上的洗臉地走去。

“各位旅客，列車的前方到站，是北京車站，北京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是各族人民…”啊，到北京了，用不了一個小時，他們就要站在凌隊長面前差了，這差怎麼？説心裏話，他實在也有點怕見凌隊長那張三合板一樣嚴肅的臉。特別是現在，他在鄭媛案件的現場上衝媛媛父母發脾氣的事，隊裏還沒做出處理，他當然不願意再和凌隊長衝突起來。就因為那件事，他至今不被允許參加鄭媛案的偵破工作，而凌隊長這次讓他到清河農場來取葛建元窩贓案的旁證，説不定還有點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調對着幹，凌隊長該怎麼看他？輕的，説你不會審案子，重的，説不定會覺得你這人太狂，不聽招呼，自以為是，等等，反正沒好處。

可是，要象於英雄那樣昧着良心，哄着領導；那樣識眼，會來事兒，他也實在做不出，真的做不出！他這輩子並不指望能有什麼大隊急，就是在最最狂妄的少年時代。也從來沒有過上天入地的幻想，可他忘不了自己從進公安學校大門那天起就抱定的宗旨:要省個長警察..要當個向國家向社會何人民負責任的好警察。哪怕凌隊長由此膩味了他，哪怕再把他發回派出所當片兒警去，他反正要當一個好警察。

洗臉地邊的地面濕的，面的鏡子上濺着不少牙膏的沫點子，有半塊骯髒的肥皂片兒不知被誰有意無意地落在池台上了，到處都留着魯與匆忙的痕跡。下車廂微微搖晃着，節奏似乎有點亂，車輪的聲音也變得豐畜了一些。從窗户上可以看見車外一道道凌亂的鐵軌，線似的向後飛奔，車輪在一個接一個的道岔上搖來搖去，哦，這是到二七機車車輛廠了。徐五四抬起胳膊看了看錶，那金黃、纖小的菱形坤錶很不協調地系在他筋骨結實的手腕上，——十一點三十分，離進站還有五分鐘呢。他不急不忙地打濕手巾，慢條斯理地擦臉，然後又湊近那塊不怎麼幹淨的鏡子，自我端詳起來。男子漢本來不應當過分關心自己的臉蛋，可最近這幾年，他卻總是隨身揣着面小鏡子，不時照照，成了習慣。要是在什麼地方碰上了大鏡子，也無一例外地不肯放過。瞧，才三天，鬍子就黑茬茬的了。其實他的這張股，鬍子刮乾淨的時候要比現在年輕十歲呢！年輕十歲，那該是二十歲，正是他第一次穿上藍的民警制現背起一個一七百多廣大口的大“片兒”的年均20的居委會主任是個老資格的“街道工作者”無論徐五四怎樣鄭重其事地説話，老氣橫秋地走路，也沒法兒改變她那從老花鏡後面出來的不放心的眼光。那時候，他是多麼認真地盼着自己的眼角能快快地撤出一片魚尾紋來，多麼急躁地用刀片一遍又一遍地想把嘴巴上的茸刮硬。可如今，卻又要為自己的老相而煩惱了。

徐五四是在1954年的五四青年節那天出孃胎的。在他們全分局，滿三十歲還是孤家寡人單挑着的，恐怕只剩下他獨一份了。他醜嗎？不不，一點也不，有公論，他的正面、側面、斜側面，甚至連他的後腦勺，都是端正順眼的；身材也不錯，雖不是人高馬大，卻也結實勻稱。有人説他的五官象阿蘭·德龍，還有人説他的臉形象姿三四郎，他當然不敢就那麼自居了，可揹着人拿鏡子照照，倒也能附會出一點類似的味道來。那麼，是他的眼光太高嗎？也不，衝他家那個“五行缺金”的宅門，即便真的招進個花瓶一樣的大家閨秀來，也準保養不起，這點自知之明，，化還是有的。他的要求其實很現實，只要能找個對他媽好一點的，本本分分過子的姑娘，他就打算唸佛了。當然，最好也別醜得過分…。可就是這種簡單得幾乎算不上什麼標準的標準，也沒能給他對付出一個內當家來。從二十二歲那年談的頭一個對象算起，打了八年持久戰，六易對手，竟沒有一個能夠“終成眷屬”的。就為一個窮字，能使比他神十倍的小夥子照樣黯然失。徐五四自己偏偏又是個死要面子的，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十分；你看不上我，我也絕不上趕着巴結，姜太公釣魚“寧在直中取，不立業户求。説句實在話吧，他又能拿出什麼東西來讓姑娘們看得起呢？是他家的破桌子爛板凳，還是當了一輩子家庭婦女的老太太？

於是媽老罵他:“你就去巴結巴結姑娘家，能掉你一塊嗎？”

“我憑什麼巴結人家，憑什麼巴結人家？我缺胳膊少腿了怎麼着！”他嘴上這麼固執，可隨着年齡的漸長，骨子裏也不得不慢慢服軟兒，到了去年冬天和那個在花店工作的姑娘上朋友以後，他終於自動放棄了他的“姜太公方針”沒法子，人到而立之年還不能成家立業的，不要説自己抓耳撓腮的耐不住，就是那些個蜂擁而來的閒話，也要攪得你不得安寧。在這次去清河農場提審馬有利的前幾天，他竟聽到秘書科的那幾位“老弱病殘”居然在背地裏疑心他生理上有缺陷，差點沒把他氣暈過去。這些人，你能受得了嗎？

“各位旅客，北京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通運輸的總樞紐，北京…”播音員的聲音娓娓傳來，把他心頭倏然濃縮起來的憤怒沖淡了片刻。那聲音已經不十分水靈了，播音員的年齡兒成已經不輕，準是結過婚的了…，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終是人之常情啊！

其實，對他的婚事最着急最上心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媽。

他三歲那年，爸爸就一病不治，把孤兒寡婦撒手一扔不管了。那陣子衚衕裏還當真有幾個信老太太，暗地裏説是兒兩個八字太硬，把個短命冤家的男人給剋死了，將來的受罪子不説，保不定還得相生相剋，非再死一口子不結。可是快三十年了，他和媽誰也沒剋死誰，相依為命地過來了。罪呢，倒多少受了一些，他們在北京沒什麼親支近脈可以幫襯，開始每月全靠國家給的二十幾塊基本生活費，加上媽給人洗衣服掙嚼穀墊補着延命，緊是緊點，卻也温飽齊全。後來五四大一點了，就上街揀紙，子總是一天好似一天的。到現在家裏不但沒拉一股債，反而小有積蓄呢。要説兩個人都命硬，大概也是鐵錘砸在鐵砧子上，負負得正，恰好！

爸死得早，媽不再嫁，一個人養他。把他從三歲拉扯到三十歲，是媽一輩子裏最最引為驕傲的大業，但凡和街坊四鄰扯起閒篇兒來，總忍不住要把他端出來向人炫耀，就象個手藝匠對自己心血凝聚的作品那樣自鳴得意。當他第一次把自己掙到的工資放在媽媽的手心兒裏，她那副咯咯傻笑的樣子，恨不得都能叫人掉下3來；還有他頭回得了先進工作者的獎狀回家那次，媽aoy稀罕勁兒，又象個頭回中了獎的孩子，捧着獎狀自個兒端詳嫌不解氣，又跑到外邊滿世界給他抖落去了。其實媽也知道現在各種各樣的獎狀多得不值錢，可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又當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大概那天前院的梁大爺還衝她發了幾句拉扯孩子到這步如何不易之類的嘆，好嘛，足樂得老太太將近一個禮拜沒能歇下勁兒來，彷彿三十年的全部辛苦都能在這幾句可心話中得到某種短暫的補償了。在五四跟前，媽也總愛呼叨她那份辛苦，其實她從他身上得到的，卻是更多的安和滿足。自從他當了民警以着媽就開始在街坊四誓師大談起”公安！司邀一廠似購兒子當了人民警察，當媽的也就是半拉“政府人士”以前為兒子做的和今後繼續要做的一切，也都帶着些為國效力的意味了。

“我那個五四呀，忙！成天價不着家。”她常常用這種誇張的語氣先聲奪人。

然後再帶着幾分神秘，壓低嗓門兒對她的聽眾説:“可不得了呀，跟您告訴吧，現在見天都有劫道兒的，捅刀子的，耍氓的，噴噴，您説，他們公安局的能不忙嗎？

敢情！”她能從聽者肅然起敬的表情上，嚐到一種無可代替的自豪和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