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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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窗户的牆上，在兩塊東方風味的小地毯之間，掛着一個鑲玻璃的鏡框，裏面是一幅俾斯麥侯爵的肖像。這是房間裏唯一的一幅畫。刺蝟滿滿登登地坐在這位宰相下方的一把皮面因手椅裏，看上去有點像俾斯麥的親屬。他從我手裏接過遷居申報表，警覺地、吹求疵地卻又不耐煩地細看這份官方印製的表格的正反兩面。他的子隨口問了一句是不是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不料惹得他大發雷霆，使他越來越像那位鐵血宰相了。圈手椅一口把他吐了出來。他站在四條地毯上，把表格舉在一側，用空氣填滿他的身子和背心，接着一躍踩到第一條和第二條地毯上，把下面的一番話傾倒在正低頭做針線活的他的太太身上:誰在這裏講話我又沒有問到他誰都不準講除了我我我！不許再出聲！

蔡德勒太太順從地控制住自己，不再出聲，埋頭做針線活。這樣一來，踩在地毯上的刺蝟就束手無策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這一通發作必須有迴響，隨後漸漸消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櫃前，打開櫃子，得它丁當直響，小心翼翼地叉開手指夾起八個利口酒杯，又小心翼翼地把夾滿玻璃杯的手從櫃子裏退出來而不致碰壞那些杯子，像一個有七位客人的東道主，要親自做一番手腳靈巧的表演供來賓消遣。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綠瓷磚連續燃燒爐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應當謹慎小心，把手裏那些一碰就碎的貨朝冰冷的鑄鐵爐門扔去。

這個場面要求蔡德勒必須準確地扔中目標才行。令人驚訝的是，他的眼鏡後面的眼睛卻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經站起身來，站到右窗户下朝針眼裏穿線。他砸碎玻璃杯後一秒鐘，他的太太把線穿進了針眼，這可需要雙手保持平穩，是件難的事呀！蔡德勒太太回到還暖和的圈手椅前，坐下來，裙子又縮上去，出三指寬的粉紅內褲。刺蝟探着身子，急促地息着然而全神貫注地觀察着他的太太朝窗户走去，接着穿針眼，隨後走回去。她剛坐下，他就伸手到爐子背後，拿出一個鐵皮簸箕和一把掃帚，掃攏玻璃碎片，把簸箕裏的這些垃圾倒在一張報紙上，報紙的一半已經被利口酒杯碎片所佔據，再沒有地位來盛放第三次動怒後的碎片了。

假如讀者認為，奧斯卡在扔碎玻璃的刺蝟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曾在多年間唱碎玻璃的奧斯卡，我不能説諸君毫無道理。我當初也愛把一肚子怒火化作玻璃碎片，不過，誰也不曾見到我事後又起鐵皮簸箕和掃帚！

蔡德勒清除掉他的怒火的遺痕之後，又坐到圈手椅上去。奧斯卡再次把刺蝟兩手伸進玻璃櫃去時落在地上的遷居申報表遞給他。

蔡德勒在表格上籤了名，並且讓我明白，在他的寓所裏必須保持秩序，各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不行的。他説，十五年來他一直是代銷商，理髮推子代銷商，他問我知不知道什麼是理髮推子！

奧斯卡自然知道什麼是理髮推子，他在房間的空氣裏做了幾個動作來説明，讓蔡德勒看出我正在作理髮推子。他的大鬍子修剪得很不錯，讓人看出他是個很不錯的代銷商。他又告訴我他的工作程:出門一週後在家待兩天，永遠如此。隨後，他便失去了對奧斯卡的興趣，像刺蝟似的坐在淺棕的皮圈手椅裏吱吱響地前後搖着，眼鏡鏡片一閃一閃，不知是有還是沒有緣故地説着:行行行行行。我該走了。

奧斯卡先向蔡德勒太太告辭。她的手冰冷，沒有骨頭，但又是乾巴巴的。刺蝟在圈手椅裏揮手，揮手讓我朝門口走去，那裏放着奧斯卡的行李。我兩手已經拎起我的家當，他的聲音又傳來了:“您箱子掛着的是什麼玩意兒？”

“我的鐵皮鼓。”

“那麼您要在這裏敲鼓嗎？”

“不一定。從前我經常敲。”

“我看您可以敲，反正我不在家。”

“眼下還沒有那種需要，會讓我又敲起鼓來。”

“您怎麼個子這麼矮小，嗯？”

“不幸摔了一，從此不長個兒了。”

“只要您不給我添麻煩就好，譬如，突然發病之類。”

“近幾年裏，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好。您瞧瞧，我的身子多麼靈便。”奧斯卡在蔡德勒先生和太太面前蹦了幾下，差點兒做起他在前線劇團時學會的體動作來，逗得蔡德勒太太吃吃竊笑，惹得蔡德勒先生又變成一隻刺蝟，可他還在拍大腿的時候，我已經站在走廊裏了，走過護士的白玻璃門、廁所門和廚房門，把行李拎進我的房間。

這是五月初。從那一天起，護士的奧秘試探我，佔據我，征服我。女護士使我患病，可能使我得了不治之症，因為甚至在今天，當這一切均成往事時，我仍在反駁我的護理員布魯諾。他直言不諱地聲稱:唯獨男人可以真正成為病人的看護，病人讓女護士護理自己的慾念，不如説是一種病兆。男護士辛辛苦苦地護理病人，有時治癒了病人；與此相反，女護士們走的是女的路子，她們是引誘病人走向康復或者死亡，而且她們能輕易地使死亡具有愛的意味，趣味無窮。

我的男看護布魯諾就是這麼説的。他也許是對的，但我不願意首肯。有誰若是像我這樣的每隔幾年便讓女護士來證實一下自己沒有死而是活着，誰就必定心存。當一個雖有同情心但愛吐怨言的男護士出於職業嫉妒心，想要離間他和女護士時，他是絕對不會允許的。

這種事情始於我三歲生從地窖樓梯上摔下之時。我記得，她是綠蒂姆姆，從普勞斯特來的。霍拉茨醫生的護士英格姆姆同我相處過多年。保衞波蘭郵局的戰鬥過後，我同時戀於許多個女護士。只有一個護士的名字我還記得:她叫埃妮或貝妮姆姆。還有呂內堡的、漢諾威大學附屬醫院的無名女護士們。之後是杜爾多夫市立醫院的女護士們，居於眾人之上的是格特德姆姆。現在，用不着我進醫院去看病，她自己就來了。處在最佳健康狀況下，奧斯卡戀於一個女護士，她同他一樣是蔡德勒寓所的房客。從那一天起，我覺得世界充滿了女護士。我清晨去上班，到科涅夫那裏去刻字，我等電車的站名叫馬利亞醫院。在醫院的磚砌大門或放滿花盆的門前空場上，總有女護士們在來來往往。女護士們，結束了她們辛苦的服務工作，或者正要去做。電車來了。我免不了經常跟這些疲力竭的、至少也是疲乏失神的女護士們坐在同一節拖車裏，或者站在同一個站台上。起先，我討厭她們身上的氣味，但很快就適應了她們的氣味，站到她們身邊去，甚至站到她們的職業服裝之間去。

比特路到了。天氣好時，我在室外陳列的墓碑間鑿字，看着她們兩個一對、四個一夥地手挽手走來。她們在休息，閒聊着，迫使正在刻輝綠石的奧斯卡抬頭望去，耽誤了他的工作，因為每抬頭看一次，就要我付出二十芬尼的代價。

電影廣告:在德國一直有許多電影有護士出場。瑪麗亞-謝爾誘使我去電影院。她身穿護士服，笑，哭，充滿自我犧牲神地進行護理，始終頭戴護士帽，微笑着演奏嚴肅音樂，後又陷於絕望，幾乎扯碎了她的睡衣，自殺未遂後犧牲了她的愛情——博爾舍扮演醫生——她忠誠於她的職業，保留了她的護士帽和紅十字飾。奧斯卡的小腦和大腦哈哈大笑，不間斷地把不正經的念編織到影片裏去，而奧斯卡的眼睛卻哭出了眼淚。我淚眼模糊地在荒漠中了路，荒漠者，穿白衣的無名志願護士也。我在其中尋找道羅泰婭姆姆，關於她，我只知道她租下了蔡德勒家白玻璃門後面的小間。

我有時聽到她的腳步聲，她正上完夜班回來。我有時在晚上九點左右聽到她的聲音，這時她結束白班回到她的小間。每當奧斯卡聽到走廊上有護士的動靜時，他並不總是穩坐在椅子上。他經常擺着房門把手。誰能經受得住呢？如果有什麼東西從門口走過，可能是為了他而從門口走過的，他能不起來瞧一眼嗎？如果鄰室的每一個聲響看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安穩地坐着的他一躍而起，他還能穩坐在椅子上不動嗎？

如果周圍一片寂靜，那情況會更糟糕。我們已經知道了那個船艏形象，它是木製的、被動的、寂靜無聲的。第一個博物館看守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據説，尼俄柏殺死了他。館長另找一名看門人，因為博物館不能關門大吉。第二個看守又死了，人們驚呼:尼俄柏殺死了他。博物館館長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三個看門人，也許已是他找過的第十一個了。不管怎樣，一天，這個好不容易找到的看門人也死了。人們嚷道:尼俄柏，漆成綠的尼俄柏，琥珀眼睛出目光的尼俄柏，木製的尼俄柏，她赤身體，不搐，不挨凍，不出汗，不呼，沒有蛀蟲，因為噴灑了防蟲劑，因為她是歷史文物，無價之寶。為了她，必須燒死一個女巫，人家砍下了雕刻這個形象的匠人的天才的手。船隻沉沒，她卻游泳險，因為尼俄柏是木頭的，不怕火，會殺人，始終價值連城。她以她的寂靜無聲使學生、大學生、一名老年神甫和一個看門人組成的合唱隊變成直不再動彈。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縱身向她撲去，結果喪了命。可是，尼俄柏卻始終是乾的，越來越寂靜無聲。

女護士一大早，大約六點鐘就離開了她的小間、走廊和刺蝟的寓所，周圍變得寂靜無聲，雖説她在的時候並沒有出什麼聲響來。為能經受住這種寂靜，奧斯卡不得不間或把牀得嘎嘎作響，移動一張椅子或者讓一隻蘋果朝浴缸滾去。大約八點鐘，傳來刷刷的響聲。是郵遞員，信和明信片被他進門上的郵件縫，紛紛落到走廊的地板上。除去奧斯卡以外，蔡德勒太太也在等待這刷刷聲。她是曼內斯曼公司的女秘書，九點才上班，出門在我後面。所以，奧斯卡是聽到刷刷聲後第一個去看的人。我輕手輕腳，儘管明知她在聽着我的動靜。我打開房門，這樣就不必開燈，把所有的郵件全揀起來。如果有瑪麗亞的信——她每週一封信，用乾淨的字跡報道她自己、孩子和她的姐姐古絲特——我便隨手進睡衣兜裏，接着迅速溜一眼剩下的全部郵件。凡是寄給蔡德勒家的或者寄給住在走廊另一頭的某個閔策爾先生的，我不是站着而是蹲着，又讓它們落到地板上，卻把寄給護士的拿在手裏，轉動、聞、摸，奧斯卡首先要了解一下寄件人是誰。

道羅泰婭姆姆很少收到信，但畢竟比奧斯卡要多。她的全名是道羅泰婭-肯格特，可我只稱呼她道羅泰婭姆姆，久而久之便忘了她的姓氏。對於一個護士來説，姓純屬多餘。她的母親從希爾德斯海姆給她來信。西德各家醫院也寄來信和明信片。來信的都是同她一起受完專業培訓的女護士們。她現在不帶勁卻又勞神地用寫明信片來保持跟她的同行們的聯繫，也得到她們的回信。奧斯卡溜一眼就知道，全是些無聊的廢話。

那些明信片，正面多半都印有爬滿常藤的醫院樓房，使我瞭解到一些道羅泰婭姆姆以前的生活情況。她在科隆的文岑茨醫院、在亞琛的一傢俬立醫院、在希爾德斯海姆都工作過一段時間。她的母親也是由希爾德斯海姆給她來信的。她也許是下薩克森人，也許像奧斯卡那樣是個東方難民，戰後不久逃到那裏落腳的。我還了解到，道羅泰婭姆姆就在附近的馬利亞醫院工作，同一個叫貝亞特的護士是要好朋友，許多明信片都提出這一友誼，還讓代為問候那個貝亞特。

她，這位女友，使我不安。她的存在使我想入非非。我寫了幾封致貝亞特的信，在一封信裏請她替我説些好話，在另一封信裏又閉口不談道羅泰婭。我想先去接近貝亞特，再轉而接近她的女友道羅泰婭。我起草了五六封信，有幾封已經裝進信封，我帶着信去郵局，然而一封也不曾寄出去。

如此瘋狂的我也許總有一天會把這樣一封致貝亞特的信寄出去的。可是，在一個星期一，我在走廊裏發現了那封信，它使我的不乏愛情的情變成了嫉妒，情況也就不同了。順便説一下，當時，瑪麗亞同她的僱主施丹策爾先生的關係剛開始，奇怪的是我對此事倒冷漠地聽之任之。

信封上印好的寄件人告訴我，寫信給道羅泰婭姆姆的是馬利亞醫院的一位埃裏希-韋爾納博士。星期二，第二封信到了。星期四又捎來了第三封。在那個星期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奧斯卡回到他的房間裏，坐到一張廚房椅子上，這些廚房椅子都包括在租用的傢俱裏。他從睡衣口袋裏掏出瑪麗亞每週都會寄來的信。瑪麗亞儘管有了新的追求者，仍準時來信，字體整潔，內容詳細。他拆開信封，讀着，卻什麼也讀不進去。他聽到蔡德勒太太在走廊裏，緊接着聽到了她的聲音。她喊閔策爾先生，後者沒有回答，可他必定在家，因為蔡德勒太太打開了他的房門，把郵件給他，還不停地規勸他。

蔡德勒太太還在講話的時候，她的聲音就已在我耳邊消失了。糊牆紙錯亂的圖案使我的神也錯亂了，垂直線、水平線、對角線、曲線，幹條線萬條線亂作一團。我見到自己成了馬策拉特，卻又同他一起吃着所有的受騙者都在吃的偽稱有益於健康的麪包，輕易地把我的揚-布朗斯基裝扮成一個誘拐者，塗抹成撒旦的臉，畫得實在蹩腳，先讓他穿上傳統的天鵝絨領子的雙排扣大衣，又讓他穿上霍拉茨博士的白大褂，緊接着他又變成了外科醫生韋爾納，來誘拐，來使人墮落，來玷辱名聲，來傷害人，來打人，來折磨人。凡是一個誘拐者必須乾的，他都幹了，這樣一來，他反倒是一個值得相信的人了。

今天，當我回憶起那個一時心血來產生的念頭時，我可以微笑了，而當時，這個念頭卻使奧斯卡變得嫉妒，變得像糊牆紙的圖案一樣錯亂。我要學醫，儘快地去學。我要成為醫生，而且就在馬利亞醫院從業。我要趕走韋爾納博士，揭他工作馬虎，甚至指控他在做喉頭手術時疏忽大意造成病人的死亡。事實將會證明，那位韋爾納先生從未上過大學，更非醫學博士。戰爭期間，他在一個野戰醫院工作，學到了一點知識。騙子滾蛋！奧斯卡將成為主任醫師，如此年輕，然而身居負責的崗位。一位新任教授紹爾布魯赫來到那裏，由手術室護士道羅泰婭姆姆陪同，在一羣白衣隨從的簇擁下，走過回聲四起的過道，給病人作了診斷，在最後一刻決定動手術。多妙啊，這樣一部影片過去還從未拍攝過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