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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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

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我因為在那裏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3）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

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4）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麼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麼？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5）就赤條條地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麼？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贊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麼“琴心是否女士”（6）問題，我於是心血來，忽而想:又搗什麼鬼，裝什麼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着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説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裏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還是拖延着，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7）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發行（其實是二十九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8）就在《閒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説宣言是“《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隻論學，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閒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麼，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閒話”《閒話》中説“以前我們常常聽説女師大的風，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言更加傳佈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説“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

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啓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9）了。這些“言”和“聽説”當然都只配當作狗！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嘆為“可惜”仍是引用“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説的好；否則，雖然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的“言”説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面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説“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閒話》之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言也有種種，某種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閒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10）為什麼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啓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説，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迨五月七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干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譁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閒話》裏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裏並非舉證，不過聊作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局外人那裏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廁”卻究竟在“飯店招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廁即永遠需用，怎麼打掃得乾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言”了麼？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聖的，打掃夫又怎麼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

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説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着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説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廁”是難於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着哩！

五月三十。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京報副刊》。

（2）即收入本書的《忽然想到》之七。

（3）“和光同塵”語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隨和的意思。

（4）《現代評論》綜合週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o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適、陳西瀅、王世傑、唐有壬、徐志摩等，當時被稱為“現代評論派”他們依附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師大風及其後的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中都支持北洋軍閥當局，誣衊革命羣眾運動。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們又轉而投靠國民黨政權。

（5）《女師大的學》這是一篇署名為“一個女讀者”給《現代評論》記者的信，載於該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主要意思是説:女師大學生迭次驅楊的“那些宣言書中所列舉楊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而這回風的產生和發展，校內校外尚別有人在那裏主使。”又説“女師大是中國唯一的女子大學；楊氏也是充任大學校長的唯一的中國女子…我們應否任她受教育當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擠攻擊？我們女子應否自己還去幫着摧殘她？”（6）“琴心是否女士”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師大新年同樂會演出北大學生歐陽蘭所作獨幕劇《父親的歸來》，內容幾乎完全抄襲本菊池寬所著的《父歸》，經人在《京報副刊》上指出後，除歐陽蘭本人作文答辯外，還出現了署名“琴心”的女師大學生，也作文為他辯護。不久，又有人揭發歐陽蘭抄襲郭沫若譯的雪萊詩，這位“琴心”和另一“雪紋女士”又一連寫幾篇文字替他分辯。但事實上，所謂“琴心”女士，是歐陽蘭的女友夏雪紋（當時在女師大讀書）的別號，而署名“琴心”和“雪紋女士”的文字，都是歐陽蘭自己作的。

（7）七個教員的宣言即由魯迅起草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宣言》（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它是針對楊蔭榆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和她的《對於暴烈學生之言》而發的，由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盞、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文中説:“六人學業，俱非不良，至於品行一端，平素又絕無懲戒記過之跡，以此與開除並論，而又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8）西瀅陳源（1896—1970），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曾留學英國，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的《閒話》中説:“《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説女師大的風，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采的幾句就知道了。（摘句略）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言更加傳佈得厲害了。”按某籍，指浙江；某係指當時北京大學國文系。發表宣言的七人除李泰盞外，都是浙江人和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

（9）給同籍的人幫忙指陳西瀅給楊蔭榆幫忙，他們都是江蘇無錫人。

（10）陳西瀅比女師大為“臭廁”的議論，原話是説:“女師大的風，究竟學生是對的還是錯的，反對校長的是少數還是多數，我們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無從知道。我們只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

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啓事已經發現了。學生把守校門，誤認了一個緩緩駛行的汽車為校長回校而羣起包圍它的笑話，也到處傳了。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臨近飯店招集教員會議的奇聞，也見於報章了。學校的醜態既然畢，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到了這種時期，實在旁觀的人也不能再讓它醖釀下去，好像一個臭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在這時候勸學生們不為過甚，或是勸楊校長辭職引退，都無非粉刷廁，並不能解決本的問題。我們以為教育當局應當切實的調查這次風的內容…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