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古列斯坦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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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中華帝國真是個多事之秋。
在這一年裏,帝國不僅要處理本戰後事宜,還要抓緊時間同英國就亞洲殖民地問題舉行新一輪的談判,推進亞洲的去殖民化進程,帝國內部政治則正處於一個推陳出新,奠定未來數十年基之時。
這三件事,沒有一件事是簡單的。
雖説英國目前已經同意了亞盟在5月份提出的二次決議的三個條件,現在同亞盟之間只剩下哪些地區及國家先自治或dúli的問題,以及英國去亞洲殖民化的進程是十年、十五年,還是二十年的問題,但對中國來説,如何平衡和分劃這些新dúli自治的亞洲國家則是一個新的龐大議題,將會佔據帝國近些年外議程的一半數量。
在這些問題中,最棘手的三個問題是印巴分治、印尼分治和阿聯酋的問題。
帝國主導政策的目標是將大英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分劃為印度、巴基斯坦、旁遮普、阿薩姆、孟加拉、吉爾卡德五個區域,巴基斯坦和阿薩姆先行dúli,旁遮普和孟加拉邦自治,以卡爾瓦爾人、蒙達人、普米加人等部族為主的吉爾卡德地區設置為吉爾卡德邦,同樣自治。。。
帝國對印度的資源調查還是很深入的,對於整體礦產資源佔印度1/3以上的吉爾卡德部落地區垂涎已久,本不考慮讓這一地區繼續保留在dúli後的印度國土中,同時,分割印度,以避免印度未來挑戰帝國在亞洲的統治地位也是最為現實的事情,而英國則恰恰相反,他們希望保留一個更完整的印度牽制中國,但同時認為印巴之間的民族衝突使得兩個地區難以固定為一個穩固的國家。
雙方在不斷的爭議中。逐漸傾向於選擇另外一種方案,即將印度分離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個主體國家,孟加拉採取聯邦體制。將孟加拉、吉爾卡德、阿薩姆納入一個國家,而中國則強調將奧里薩邦也納入這個國家。
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條路大孟加拉國設想。
這個設想得到了兩國高層的一致共識,唯一的爭論在於奧里薩邦的歸屬,從宗教和國情上來説。奧里薩邦應該屬於印度,但是從地理上來説,帝國所堅持將奧里薩劃入孟加拉也有一定道理。
最重要的一點是奧里薩同吉爾卡德地區一樣。也是礦產資源最為豐富的地方,並且屬於一個高原地區,彼此相鄰。
其實對帝國來説,這個問題對於帝國的長遠挑戰甚至要高於納粹德國所能帶來的威脅,而帝國現在也確實有機會很好的解決這件事,所以在警告法國,並承諾給予所需要的援助之外。帝國幾乎將主要的外工作都針對這個問題。
分裂印度。
這就是最現實的工作。
至於在歐洲方面,帝國派遣以劉賡雲上將為首的軍事訪問團緊急抵達法國,為法國提供軍事建議,協助法國抵禦可能到來的德**事進攻,而英國也同樣在密切的關注此事。這是雙方在印度dúli問題上開始趨妥協的主要因素。
納粹德國正在成為主導中英談判的第三方勢力,雖然德國表面上並未介入此事,但他們的軍事行動正在極大的牽制中英兩國的焦點。
這是事實。
在本方面,汪兆銘所組織的本資政顧問團已經抵達東京,負責協調東北軍司令部和本臨時zhèngfu之間的工作,以及穩定本國內問題等等。
出於多方面的考慮,特別是考慮對歐洲、亞洲盟國、本、美國的軍事實力展示,帝國重新組建了zhōngyāng航空聯合艦隊,以6艘東北級航母為主體進行環球訪問,第一站就是本,隨後前往印度、伊朗、沙特,最後抵達歐洲,如果有需要,zhōngyāng航空聯合艦隊將會在法國駐紮較長的時間以威懾納粹德國,或者常駐伊比利亞半島、瑞典,至少警告納粹德國不要將戰火涉及帝國利益最為深入的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區。
至於帝國在法國的投資和正常商業利益,恐怕是真的顧及不了,只能等到戰後再算帳。
在蘇聯佔領區,一方面是大規模的清洗工作,另一方面是分裂工作,還有更多的對納粹德軍的警戒工作,真是同樣不能讓帝國疏忽。
多事之秋。
真的是多事之秋。
世界霸主的煩惱之事歷來都是很多的,因為你在全球利益涉入的最深,每個地方都有你的利益,你就必須在每個地方維持秩序,保護你的利益。
這是一件多麼幸苦的工作。
防範世界走向混亂之時,帝國還要派遣裕華皇儲在副外長的陪同下訪問美國,繼續加強中美在反歐洲擴張主義及反亞洲殖nzhu義上的合作關係,隨時準備對英法提供援助如果英國最終確定要對德國開戰,以阻止納粹德國的歐洲擴張主義蔓延的話。…7月份通常是皇室前往廬山或者承德度假的時節,但在這個特殊的一年裏,宋彪皇帝做了一個很突然的決定以應對歐洲可能到來的鉅變,他在喬貴妃和長女媛媛公主夫婦的陪同下,前往歐洲訪問。
這是華皇登基以來的第三次訪問歐洲,恰好是平均每十年訪問一次。
此次訪歐,宋皇帝並不寄希望於解決問題,而只是想要爭取時間,儘可能的拖延和暫時阻止德國進攻英法,同時又將這種德法戰爭的可能延續下去,因為這個時間段維持的越長,對帝國而言就越有利,特別是在對英談判殖民地問題上,帝國明顯佔據了更多的優勢。
在抵達英法訪問之前,宋皇帝會優先前往伊朗和沙特訪問,隨後飛抵波蘭和德國,帝國還是要同德波同盟維持着表面上的和睦,以確保德波同盟不會將威脅直接面對帝國,同時讓帝國在同法國、英國打道的同時佔據着更好的優勢地位。
雖然宋皇帝從內心深處厭惡納粹主義,但帝國的國家利益總是最為至高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