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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文化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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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識上的鑑別力教育和文化的目標,只在於發展智識上的鑑別力和良好的行為。一個理想的受過教育者,不一定要學富五車,而只須明於鑑別善惡;能夠辨別何者是可愛,何者是可憎的,即是在智識上能鑑別。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遇着一個中滿裝着歷史上的事實人物,並且對蘇俄或捷克的時事極為悉,但見解和態度則是完全錯誤的人。我曾遇見過這一類的人,他們在談話時,無論什麼題目,總有一些材料要發表出來,但是他們的見地,則完全是可笑可憐的。他們的學問是廣博的,但毫無鑑別能力。博學不過是將許多學問或事實填進去,而鑑別力則是美術的判別問題,中國人於評論一個文人時,必拿他的學行和識見分開來講。對於歷史家尤其應該如此區別。一個滿腹學問的人,或許很易於寫成一部歷史。但所説的話或竟是毫無主見與識別的。而在論人和論事時,或竟是隻知依入門户,並無卓識的。這種人就屬於我們所謂缺乏智識上的鑑別力。強記事實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歷史上一個指定時代中的事實,我們極易強記,但分別輕重和是非,則是一件極難的事情,而有恃於一個人的見解力了。

所以一個真有學問的人,其實就是一個善於辨別是非者。這就是我們所謂鑑別力,而有了鑑別力,則雅韻即會隨之而生。但一個人如若想有鑑別力,他必須先有見事明的能力,獨立的判斷力,和不為一切社會的、政治的、文學的、藝術的或學院式的誘惑所威脅或眩惑。一個人在成人時代中,他的四周當然必有無數各種各式的誘惑,如:名利誘惑、愛國誘惑、政治誘惑、宗教誘惑,和惑人的詩人、惑人的藝術家、人的獨裁者,與惑人的心理學家。當一個心理分析家告訴我們,幼年時代的臟腑效能的種種不同的運用,切實有關一個人後生活中的志向、挑釁心和責任心,或便秘症引起暴躁的情時,凡有識力者對之,只可付諸一笑。當一個人錯誤時,他簡直就是錯誤的,不必因震於他的大名,或震於他的高深學問,而對他有所畏懼。

因此識和膽是相關聯的,中國人每以膽識並列。而據我們所知,膽力或獨立的判別力,實在是人類中一種稀有的美德。凡是後來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他們大多在青年時即顯出智力上的膽力。這種人絕不肯盲捧一個名震一時的詩人。他如真心欽佩一個詩人時,他必會説出他欽佩的理由。這就是依賴着他的內心判別而來的;這就是我們所謂文學上的鑑別力。他也絕不肯盲捧一個風行一時的畫派,這就是藝術上的鑑別力。他也絕不肯盲從一個免費的哲理,或一個時髦的學説,不論他們有着何等樣的大名做後盾。他除了內心信服之外,絕不肯昧昧然信服一個作家;如若那個作家能使他信服,那個作家就是不錯的;但如若那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則那個作家是錯誤的,而他自已是對的;這就是智識上的鑑別力。這種智力上的膽力,和獨立的判斷力,無疑地必須一己的內心中先具着一種稚氣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內心所能依賴的,也只有這一點,所以當一個學生一旦放棄他個人判斷的權利時,他便頓然易於被一切人生的誘惑所動搖了。

孔子好像已經覺得學而不思比思而不學更不好,所以他説:“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必因看見弟子之中這種學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要提出這種警告。這個警告其實也是現代的學校所極為需要的。我們都知道現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學校制度,都偏於割捨了鑑別力以求學問。視強記事實即為教育的本身目標,好像富於學問即會使人成為一個高士。但是學校中為什麼要貶視思想?為什麼要歪曲學制,而將愉快的求學企圖變成了機械式的、嚴定尺寸的、劃一的和被動的強記事實?我們為什麼要把智識置於思想之前?我們為什麼願意稱呼一個僅是讀足了心理學、中古歷史、倫理學和宗教學學分的大學畢業生為學成之士?這種學分和文憑何以會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標的地位?何以會使學生們的心目中也認為是如此的?

理由很簡單:我們所以用這個制度,因為我們是在將民眾整批地教育,如在工廠裏邊一般。而一涉工廠的範圍,則一切都須依着呆板的機械式的制度去行事了。為了保護學校的名譽和將產物標準化起見,所以學校要發給文憑,以為證明。為了須發文憑,便不能沒有次第;為了須分次第,便不能沒有記分;為了須記分,便不能沒有大小‮試考‬了。這全部的程序,成為一個整個的合於邏輯的必然事件,而使人無從避免。但機械式的大小‮試考‬,為害之大,遠過於我們所能想見。因為它立刻使人注重強記事實,而忽略了鑑別力的發展。我本人曾當過教師,很知道出歷史題目確比一般的泛常普通智識題目較為容易,印批分數時,也較為省力。

而危險在於這種制度一經訂立之後,我們即易於忘卻我們已漸漸或將要離教育的真正理想目標,即我所説的智識上鑑別力的發展。所以孔子所説:“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這句話,仍有牢記的價值。世上實在無所謂必修科目,無必讀之書,甚至莎士比亞劇本也是如此。學校好似已採用一種愚笨的概念,以為只須從歷史或地理中採集若干有限的資料,便足以供一個學者所必須。我曾受過相當的教育,但我至今不清楚西班牙京城叫什麼名字,並且有一個時期還以為哈瓦那是一個鄰近古巴的海島呢。必修課程的規定,其危險在於它義涵一個人只要讀完這個課程,便已在事實上知曉了一個學者所應知曉的事情。所以一個畢業生離校之後,即不再企圖更事學問,或再讀一些書,因為他是已經學完了一切應該知道的學問了。這也無怪其然,因為這是一個合於邏輯的結果。

我們須放棄一個人的智識有法子可以考驗或測量的概念。莊子説得好:“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尋求學識,終不過是像去發現一個新大陸,或如愛奈托爾佛郎士(anatolefrance)所説:“一個心靈的探險行為。”我們如用一種坦白的、好奇的、富於冒險的心去維持這個探索神,則這種尋求行為便永遠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痛苦了,我們應該捨棄那種規定的、劃一的、被動的強記事實方法,而將這種積極的滋長的個人快樂定為理想目標。文憑和學分如一旦廢除,或僅僅值其所實值,學問的尋求即能趨於積極。因為那時做學生的至少要自問為什麼而讀書了。這句問話,在目下是無需他來答覆的,因為現在每個學生都知道他為了要升入二年級,所以在一年級讀書;為了要升入三年級,所以在二年級讀書。這種外加的意念,其實都應該丟棄,因為尋求知識,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不相干的。現在的學生,有許多是為了註冊員的關係而讀書,有許多是為了他們的父母或教師或未來的太太的關係而讀書,以便取悦於耗費了許多金錢培植他們的父母,或以便取悦於看待他們很好很熱心的教師,或以便將來可以多賺些錢去養他們的家口。我以為這類思想都是屬於不道德的。尋求智識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無干。只有如此,教育方能成為一種快樂,並趨於積極。

以藝術為遊戲和個藝術是創造,也是消遣。這兩個概念中,我以為以藝術為消遣,或以藝術為人類神的一種遊戲,是更為重要的。我雖然最喜歡各式不朽的創作,不論它是圖書、建築或文學,但我相信只有在許多一般的人民都喜歡以藝術為消遣,而不一定希望有不朽的成就時,真正藝術神方能成為普遍面瀰漫於社會之中。這正如學校中的學生,重在要他們多數能隨便玩玩網球或足球,而不必定求他們能產生少數幾個能加入全國競賽的錦標運動員或球員。兒童或成人,也重在能創作一些物事以為消遣,而不必定求其能產生一個羅丹(rodin,十九世紀之法國大雕刻家)。我寧願學校中教授兒童做些塑泥手工,寧願一切銀行總理和經濟專家能自制聖誕賀卡,無論這個思想是如何的可笑,而以為這樣實在較勝於少數幾個藝術家為了職業關係而從事這些工作。換句話説:我贊成一切的業餘主義。我喜歡業餘哲學家、業餘詩人、業餘植物學家,和業餘航空家。我覺得在晚間聽聽一個朋友隨便彈奏一兩種樂器,樂趣不亞於去聽一次第一的職業音樂會。一個人在自己的房裏看一個朋友隨便試演幾套魔術,樂趣更勝於到劇院去看一次台上所表演的職業魔術。父母看自己的子女表演業餘式的戲劇,所得的樂趣,更勝於到劇場去看一次莎士比亞戲劇。我們知道這些都是出於自動的,而真正藝術神只有在自動中方有的。這也就是我重視中國畫為高士的一種消遣,而不限是一個職業藝術家的作品的理由。只有在遊戲神能夠維持時,藝術方不至於成為商業化。

遊戲的特,在於遊戲都是出於無理由的,而且也絕不能有理由。遊戲本身就是理由。這個見地,有天演歷史為證明。美麗是一種生存競爭説所無從解釋的東西;世界上甚至有對生物具着毀滅的美麗方式:例如鹿的過於發育的美角。達爾文發覺他的自然選擇説實在無從解釋植物和動物中的美麗分子,所以他不能不另定一個的選擇為附加原則。我們如若不能承認藝術實只是一種體力和心力的泛濫,自由而不受羈絆,只為自己而存在,則我們即無從瞭解藝術和它的要素。

“為藝術而從事藝術”的口號,常受旁人的貶責,但我以為這不是一個可容政治家參加議論的問題,而不過是一個關於一切藝術創作的心理起源的無可爭論的事實。希特勒貶斥許多種現代藝術為不道德,但我認為那種替希特勒作畫真像,放到新藝術博物院去取媚這個炙手可熱的統治者的畫家,乃正是不道德之中最不道德的人。這不是藝術,而簡直是賣。商業式的藝術不過是妨礙藝術創作的神,而政治式的藝術則竟毀滅了它。因為藝術的靈魂是自由。現代獨裁者擬想產生一種政治式的藝術,實在是做一件絕不可能的企圖。他們似乎還沒有覺得藝術不能藉刺刀強迫而產生,正如我們不能用金錢向女買到真正的愛情。

我們如要了解藝術的要素,我們必須從藝術是力的泛濫的物體基礎去研究。這就是所謂藝術的或創作的衝動。藝術家每喜歡用“煙士比裏純”這個名詞,即表示本人也不知道這行動是從哪裏來的。這其實不過是一種內心鼓動關係,如科學家去做一種發現真理時的行動,或探險家去做一次發現一個新海島時的衝動。這裏邊並無理由可説。我們在今有了生物學知識的協助,漸能知道我們的思想生活的整個組織,是受着血中“荷爾蒙”(hor摸nes)增減的支配,對各項器官和控制這種器官的神經系所起的作用的調節。動怒和懼怕,也不過某種汁的分泌關係。天才本身,在我看來,也不過是腺分泌過量供給的結果。中國某無名小説作家雖然並沒有“荷爾蒙”的知識,居然能臆測到一切活動的起源,以為是由於我們體內的蟲的緣故。通姦是由於蟲在那裏咬大腸,因而鼓動一個人生慾。志願、挑釁心,和愛名位,也是由於某一種蟲在那裏作怪,使一個人片刻不得安逸,直到他的志願達到了目的才罷休。著作一本書,例如一本小説,也是由於某一種蟲在那裏鼓動和迫促那作者無理由地去創作。

“荷爾蒙”和蟲這兩個名詞中,我寧取蟲,因為它好像更為生動。

蟲的供給過量,或只是常量,一個人便將被迫去做一些創作。因為這時他是自己也做不了主的。當一個小孩的體力供給過量時,他便會將尋常的跨步改做跳躍。當一個人的體力供給過量時,他即將跨步改為跳舞,不過是一種低效能的跨步;所謂低效能者,是從實用主義者耗費力量的見解而言,而並不從美術的見地而言。跳舞者並不取徑直接走向目的地,而迂迴地兜着大圈子走過去。一個人在跳舞時絕不會顧到愛國的,所以命令一個人遵照着資本家或法西斯主義或普羅主義的預定方式跳舞,簡直就是毀滅遊戲的神,以及使跳舞的神聖效能減低。如若一個共產主義者企圖去達到一種政治目的,或企圖去做一個忠實的同志,則他只可跨步而不當跳舞。共產主義者似乎已明瞭勞工的神聖,但沒有明瞭遊戲的神聖。難道人類在和一切別種動物比較之下,還嫌他們的工作不夠量,所以連這些些的空閒去從事遊戲和藝術的空閒,也須受那個怪物(即國家的權力)的干涉嗎?

這種對於藝術只為遊戲的真質的瞭解,或許可以有助於澄清藝術和道德的關係。所謂美者不過是合式而已。世上有合式的行為,如同有合式的畫或橋一般。藝術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圖畫、音樂和跳舞,因為無論什麼東西,都有合式的。賽跑中有運動員的合式;一個自幼至長,更自長至老的人,在每個時代中都有相配的行為而具着行為上的合式;一次佈置周密,指導有方,因而獲得最後勝利的總統競選活動,也自具着其進行上的合式;即小如一個人的笑和咳嗽,也有合式和不合式之別。如中國舊官僚習氣即屬於合式。凡屬人類的活動,都各有它的表顯方式,所以要想將藝術的表顯限制於音樂跳舞和圖畫這幾個小範圍內,是不可能的。

所以藝術有了這樣較廣泛的解釋之後,行為上的合式和藝術上的優美個便有了密切關係,併成為同樣的重要。我們的身體動作上可以具有一種逾常的美點,如一首音韻和諧的詩的節調上逾常的美點一般。一個人一有那種過量的力量供給,他便會在一切行動中顯出飄逸和瀟灑,並顧到合式。飄逸和瀟灑是從體力充足的覺而產生,他覺到能把一個行動做到超過僅僅看得過的地位而做得非常地合式。在較為象的範圍中,我們能在一切做得好的動作中看到這種美點。做一次優美動作或簡潔動作的衝動,本來就是一個美術的衝動;甚至如一件謀殺行為,或一件陰謀行為,只要在動作上做得簡潔,則看去也是美的。就是在人生的一切小節上,也有可能有飄逸瀟灑和勝任的姿勢。凡是我們所謂的禮貌,都屬於這一類。一次行得適宜恰當的問候,我們稱之為優美愜人意的問候;反過來説,一次行得不好的問候,便謂之拙劣討人嫌的問候了。

中國人説話和一切人生動作上的禮貌的發展,在晉代的末葉(第三、第四世紀)達到的最高點。這就是“清談”最免費的時代。這時女子的服裝尤其講究,男子中則有許多個以美貌出名。這時並盛行留“美髯”和穿着寬大的長袍。這種長袍納裁製很特別,能使一個人縮手到衣裏去搔身體上任何部分的癢處。當時一切舉動都是出之以瀟灑的。拂帚,即拿幾綹馬鬃紮在一柄上以供驅除蠅蚋之用的,成為談天時一種重要的道具。這種閒談在文學中至今尚稱之為“帚談”這帚的用處,是在隨談隨拂,以助談思。扇子也是談天時一種優美的道具,可以在談時忽開忽摺,或微微地搖動着,正如一個美國老婦在談天時,將她的眼鏡忽而除下忽而又戴上的神情一般,都是悦目。在實用上講起來,拂帚和扇子與英國人的單面眼鏡差不多,但它們都是談天時的道具,如手杖之為閒步時的道具。我所親見的各種西方禮貌中,最悦目的,當為普魯士紳士在室內向女客並足行鞠躬禮時和德國少女叉腿向人行禮時的姿勢。我覺得這兩種姿勢都美麗無比,可惜現在都已經被淘汰了。

中國人所行的禮貌,種類很多,一舉手一投足中的姿勢,都經過研究教導。從前滿洲人的“打千”姿勢是極為悦目的:她走進房中時,把一隻手垂直在身體的前面,然後用優美的姿勢,把一隻膝屈一下子,如若房中的人不止一個,她可以在屈膝的當兒,將身體向四周旋轉一下,對在座的眾人,打一個總千。下棋的高手在落子時,姿勢也極好看:他用兩指拈起一粒棋子,用很優美的姿勢,輕輕地推上棋盤。富於禮貌的滿洲人,他們發怒時的姿勢,也極美麗:他穿着裝有“馬蹄袖”的袍子,這馬蹄袖平時都是翻轉着裏子向外的,他在表示極不高興時,就將兩手一垂,將翻起的袖子往下一甩,走出房去,這就是所謂“拂袖而去”文雅的滿洲官員,説話時的音調極為悦耳。有着美妙的節奏,和有高有低的音韻。他説話時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説話中,並夾着許多詩文中的成語,以表示學問的淵博。做官人的笑和痰嗽,姿勢確實悦人耳目的:他們在痰嗽時,大都出之以三個音節;第一第二是往裏一,打掃喉嚨,到第三節,方把痰從一聲咳嗽之中吐將出來。只要他的姿勢做得極美化,我倒並不以他把痰吐在地上為嫌,因為我從小即生長於這種微菌之中,而並沒有覺得受到什麼影響。他的笑,也是極富有音韻而美化的;起首時略帶一些矜持,輕笑兩聲,然後縱聲一笑。他如已有白鬚的話,那就更為好看。

笑術更是中國優伶所必須苦練,為演劇中重要動作之一。觀眾看見劇中人笑得美妙時,大都報以彩聲。笑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笑的種類甚多:如快樂時的笑,看見別人中圈套時的笑,蔑視的笑。其中最難於模擬的,則是一個人受到挫敗時的苦笑。中國的劇場觀眾,最注意伶人的各種小動作,稱之為“台步”或“做工”伶人的舉手、投足、扭頸、轉身、拂、掀髯,都有一定的尺寸,須經過嚴格的訓練。所以中國人將各種戲文分為兩類:一類是唱工戲,另一類就是做工戲。所謂做工者,即指一切手足的動作和表情。中國伶人在表示不贊同的搖頭,表示疑忌的掀眉,和表示滿意的掀髯中,都有一定的姿勢。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德和藝術的關係這個問惠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將藝術和宣傳混為一談,而民主國家中的知識分子又竟毫不研究地默認它是固然的,因此每個明理的人,都實在有對這個問題明白瞭解的必要。法西斯派和共產主義派抹掉了個人,而改以國家或社會階級中較有勢力的主張為創作的主動力和創作的目標,這個出發點就是錯誤的。文學和藝術都是以個人情緒為基礎的,但法西斯派和共產主義派則只曉得注重團體或階級情緒,而不曉得個人情緒實在是必要的。個一旦被逐於本境之外,我們便無從去合乎情理的討論藝術和德的關係的問題。

藝術和德,只是一件藝術作品的一個特有之點,仍在那個藝術家的個表現時方發生關係。一個具有偉大個的藝術家產生偉大藝術;一個具有卑瑣個的藝術家產生卑瑣的藝術;一個多情的藝術家產生多情的藝術;一個逸樂的藝術家產生逸樂的藝術;一個温柔的藝術家產生温柔的藝術;一個細巧的藝術家產生細巧的藝術。這就是藝術和德的關係的總括。所以德並不是一件可以照着一個獨裁者的愛憎,或依照宣傳主任所定常加修改的道德條例而從外面灌輸進去的東西。它只是藝術家的靈魂的自然表現,而必須發於內心。它不是屬於一個選擇問題,而是一件不可逃避的事實。心腸卑鄙的畫家,絕不能產生偉大的畫作,而心偉大的畫家,也絕不會產生卑鄙的畫作,就是有命的出入時,他也是不屈和不肯苟從的。

中國人對於藝術的品,或稱人品、品格的見解是極有興趣的。其中也包涵品第高下的意義,如我們次第畫家或詩人為第一品或第二品。又我們嘗試茶的滋味,每稱之為品茶。各種人在他們的各種動作中都表現了所謂的品,例如一個賭徒,如他在賭時的脾氣很壞,即謂之賭品不好;一個酒徒如在醉後的行為很壞,即謂之酒晶不好。棋手也有棋品高下之別。中國一部最早的評詩著作,書名印為《詩品》。該書的內容即是品第詩人的高下。此外還有評畫的著作,書名即是《畫品》。

所以,因了這個品的思想,一般人都深信一個藝術家的優劣,完全繫於其人格的高低。這人格是屬於德的,也是屬於藝術的。它意在注重人類瞭解心、高尚心、出世、不俗、不卑鄙、不瑣屑的觀念。在這種意義上,它是類似英文中所謂manner(風格)或style(派頭)。一個任的或不肯墨守成規的藝術家必顯出他的任或不肯墨守成規的風格。一個風雅的人必自然顯出他的風雅風格。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絕不肯俯就成規。在這個意義上,個或風格實即是藝術的靈魂。中國人都默信一個畫家除非他本身的道德和美術的個是偉大的,他絕不能成為偉大的畫家。中國於評騭書畫時,最高的標準不在於作者的技巧是否純,而只在於作者是否有高尚的格。技巧純的作品往往會是風格很低的。在英文中我們即謂之缺乏“特”因此,這一來我們便達到了一切藝術的中心問題。中國大軍事家兼政治家曾國藩在他的家書中曾説過,書法的兩種重要原則為:形和神。並説當時的名書家何紹基很贊同他的説法和欽佩他的卓見。一切藝術既然都屬於有形之物,其中當然有一個機械的問題,即技巧問題,凡是藝術家都應通的。不過因為藝術也是屬於神的,所以在一切形式的創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是個人的表現。在藝術作品中,最富有意義的部分即是技巧以外的個。在文字著作中的,惟一最重要的東西即是作者所特有的筆法和情,如他所表現於愛憎之中。這種個或個人的表現常有被技巧所掩沒的危險,而一切初學者不論是書畫或演劇,最大的難關即在難於任着己意做去。其中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初學者每每被範型或技巧所束縛,而不敢逾越。但不論哪一種形式,如缺乏這種個人的因素,便不能合式。凡是合式的物事或動作,必有一種飄逸的神態,所以悦目的就在於這個神態。不論它是一個錦標高爾夫球員甩動球的神態,或是一個人一帆風順功成名就時的神態,或是一個美式足球員抱着足球在場中飛奔的神態。這裏邊必須有一種真,這個真必不可被技巧所毀損,而必須在技巧之中自由而愉快地充沛着。一列火車循着弧線轉彎時,一隻快艇乘着滿帆飽風向前飛駛時,都有一種極悦目的神態。一隻燕子飛翔時,一隻鷹攫身撲取別的動物時,一匹賽場中的馬“很合式”地衝進底線時,也都有着這種悦目的神態。

我們所定的資格是:一切藝術必須有它的個,而所謂的個,無非就是作品中所顯的作者的靈,中國人稱之為心。一件作品如若缺少這個個,便成了死的東西。這個缺點是不論怎樣高明的技巧都不能彌補的。如若缺乏個,美麗的本身也將成為平凡無奇了。有許多希望成為好萊塢電影明星的女子都沒有能夠了解這一點,而只知拼命的模仿瑪蓮德麗區或琴哈羅,因此使物人才的導演覺得非常失望。平庸的美貌女子很多很多,但鮮豔活潑的則千中難得其一。她們為什麼不去模仿瑪麗特萊的身段和神情?一切的藝術都是相同的,以靈的這一原則為據,不論是在電影的表現中,或是在書畫中,或是在文學著作中。其實從瑪麗特萊和李禽納巴里摩的表演中,即能意會出寫作中的秘訣。養成這個個的可愛乃是一切藝術的重要基礎,因為不論一位藝術家做一些什麼東西,他的靈總是能在他的作品中顯出來。

的培植是道德的,也是美術的,當中需要學問和雅韻。雅韻近乎風味,或許是一個藝術家生而已有的。但要能欣賞一件作品,則非有學問不可。這個情形在書畫之中極為顯明。我們從一幅字中,即能看出作者是否曾見過魏拓。倘若他真的見過,這學問就使他的作品具着一種古氣。但除此之外,他也須將自己的個加進去。至於個的強弱則當然是高低不一的。如他是屬於一種細緻富於情的心,他於作品的風格上必現出細緻和富於情;如他是喜愛雄豪的,則他的風格也必是趨於雄豪的。因此,在書畫中,尤其是在書中,我們可以從而看到各式各樣種類不同的美點。在這種完美的作品中,個已和技巧融合於一起,不能再加以分析。這美點可以是屬於古怪或任之類,可以是屬於豪之類,可以是屬於雄壯之類,可以是屬於自由的靈之類,可以是屬於大膽不循俗例之類,可以是屬於漫的風韻之類,可以是屬於拘泥之類,可以是屬於柔媚之類,可以是屬於莊嚴之類,可以是屬於簡單和笨拙之類,可以是屬於齊整之類,可以是屬於捷之類,有時甚至可以是屬於故意的鬼怪之類。世上只有一種美點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本不存在,這就是忙勞生活的美點。

讀書的藝術讀書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認的一種樂趣,極為無福享受此種樂趣的人所羨慕。我們如把一生愛讀書的人和一生不知讀書的人比較一下,便能瞭解這一點。凡是沒有讀書癖好的人,就時間而言,和空間簡直是等於幽囚在周遭的環境裏邊。他的一生完全落於常例行公事的圈中。他只有和少數幾個朋友或人接觸談天的機會,他只能看見眼前的景物,他沒有逃出這所牢獄的法子。但在他拿起一本書時,他已立刻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如若所拿的又是一部好書,則他便已得到了一個和一位最善談者接觸的機會。這位善談者引領他走進另外一個國界,或另外一個時代,或向他傾吐自己中的不平,或和他討論一個他從來不知道的生活問題。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像到這位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和怎樣的一種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馬遷都表示這個意見。一個人在每天二十四小時中,能有兩小時的工夫撇開一切俗世煩擾,而走到另一個世界去遊覽一番,這種幸福自然是被無形牢獄所拘囚的人們所極羨慕的。這種環境的變更,在心理的效果上,其實等於出門旅行。

但讀書的益處還不只這一些。讀者常會被攜帶到一個思考和慮的世界裏邊去。即使是一篇描寫事實的文章,但躬親其事和從書中讀到事情的經過,其間也有很大的不同點。因為這種事實一經描寫到書中之後便成為一幅景物,而讀者便成為一個身是非,真正的旁觀者了。所以真正有益的讀書,便是能引領我們進到這個沉思境界的讀書,而不是單單去知道一些事實經過的讀書。人們往往耗費許多時間去讀新聞紙,我以為這不能算是讀書。因為一般的新聞紙讀者,他們的目的不過是要從而得知一些毫無回來價值的事實經過罷了。

據我的意見,宋朝蘇東坡的好友詩人黃山谷所説的話實在是一個讀書目標的最佳共式。他説:“三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當然是人如讀書即會有風韻,富風味。這就是讀書的惟一目標。惟有抱着這個目標去讀書,方可稱為知道讀書之術。一個人並不是為了要使心智進步而讀書,因為讀書之時如懷着這個念頭,則讀書的一切樂趣便完全喪失了。犯這一類病的人必在自己的心中説,我必須讀莎士比亞,我必須讀索福克裏斯(sophocles),我必須讀伊里奧特博士(dr。eliot)的全部著作,以便我可以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我以為這個人永遠不會成為有學問者。他必在某天的晚上出於勉強的去讀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hamlet),放下書時,將好像是從一個噩夢中甦醒的一般。其實呢,他除了可説一聲已經讀過這本書之外,井未得到什麼益處。凡是以出於勉強的態度去讀書的人,都是些不懂讀書藝術的人。這類抱着求知目標而讀書,其實等於一個參議員在發表意見之前的閲讀舊案和報告書。這是在搜尋公事上的資料,而不得謂之讀書。

因此,必須是意在為培植面目的可愛和語言的有味而讀書,照着黃山谷的説法,方可算做真正的讀書。這個所謂“面目可愛”顯然須做異於體美的解釋。黃山谷所謂“面目可憎”者,並不是相貌的醜惡。所以世有可憎的美面,也有可愛的醜面。我的本國朋友中,有一位頭尖如炸彈形一般,但這個人終是悦目的。西方的作家中,我從肖像中看來,相貌最可愛者當屬卻斯德頓(g.k.chesterton),他的鬍鬚、眼鏡、叢眉、眉間的皺紋,團聚在一起是多麼的怪異可愛啊!這個形容使人覺得他的前腦中充滿着何等豐富的活潑思想,好像隨時從他的異常尖鋭的雙目中爆發出來。這就是黃山谷所謂可愛的面目,不是由花粉胭脂所裝成的面目,而是由思想力所華飾的面目。至於怎樣可以“語言有味”這全在他的書是怎樣的讀法。一個讀者如能從書中得到它的味道,他便會在談吐中顯出來。他的談吐如有味,則他的著作中便也自然會富有滋味。

因此,我以為味道乃是讀書的關鍵,而這個味道因此也必然是各有所嗜的,如人對於食物一般。最合衞生的吃食方法終是擇其所嗜而吃,方能保證其必然消化。讀書也和吃食相同。在我是美味的,也許在別人是毒藥。一個教師絕不能強迫他的學生去讀他們所不愛好的讀物;而做父母的,也不能強迫子女吃他們不喜歡吃的東西。一個讀者如對於一種讀物並無味口,則他所費在讀的時間完全是虛耗的,正如袁中郎所説:“若不愜意,放置之俟他人。”所以世上並無一個人所必須讀的書,因為我們的智力興趣是如同樹木一般的生長,如同河水一般的向前去的,只要有汁,樹木必會生長;只要泉源不涸,河水必會長;當水碰到石壁時,它自會轉彎;當它到一片可愛的低谷時,它必會暫時停留一下子;當它到一個深的山池時,它必會覺得滿足,而就停在那裏;當它過急湍時,它必會迅速前行。如此,它無需用力,也無需預定目標,自能必然有一天到海中。世上並沒有人人必讀的書,但有必須在某一時間,必須在某一地點,必須在某種環境之中,必須在某一時代方可以讀的書。我頗以為讀書也和婚姻相同,是由姻緣或命運所決定。世上即使有人人必讀的書如《聖經》,但讀它必應有一定的時期。當一個人的思想和經驗尚沒有達到可讀一本名著的相當時期時,他即使勉強去讀,也必覺得其味甚劣。孔子説,五十讀易。他的意思就是説,四十五歲時還不能讀。一個人沒有到識力成的時候,絕不能領略《論語》中孔子話語中淡淡的滋味,和他的已成的智慧。

再者,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讀同一部書,可以得到不同的滋味。例如我們在和一位作家談過一次後或看見過他的面目後,再去讀他的著作,必會覺到更多的領略。又如在和一位作家反目之後,再去讀他的著作,也會得到另一a種的滋味。一個人在四十歲時讀《易經》所得的滋味,必和在五十歲人生閲歷更豐富時讀它所得的滋味不同。所以將一本書重讀一遍,也是有益的。並也可以從而得到新的樂趣。我在學校時教師命讀《westwardho》和《henryes摸nd》兩書,那時我已能領略《westwardho》的滋味,但對於《henryes摸nd》則覺得很是乏味,直到後來回想到的時候,方覺得它也是很有滋味的,不過當時未能為我領略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