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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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界人物薄霧如紗，在湛藍天空下籠罩着山谷的早晨。我們散步歸來，狗兒們身上沾濕了水，鬍鬚映着陽光閃閃生輝。它們首先看見那陌生人，勇猛地繞着他打轉，作出猙獰攻擊的樣子。

他站在游泳池邊上，拿一隻手提箱防範狗兒，往深水池愈退愈近。看見我們，他鬆了一口氣。

“狗沒關係吧？沒有狂犬病什麼的吧？”聽這聲音，不就是打電話來的那位，倫敦人東尼嗎？

他隨即攜着提箱跟我們到家，加入了我們早餐的行列。

這人個頭很大，腹那一圈尤其豐滿；戴一副茶眼鏡，頭髮刻意梳得蓬蓬亂亂，身上一套灰休閒服——不管天氣冷暖，英國觀光客在普羅旺斯總是這付打扮。坐定之後，他從箱子裏取出二個鼓脹的檔案夾、一支金筆、一條免税香煙，以及金打火機。手錶也是金的，我敢説他的之上一定躺着一枚金墜子吧。他説他從事廣告業。

他簡短而自豪地述説了他的事業史。他自創廣告公司，在“艱苦的企業環境、血腥的同業競爭”中興起，最近更以極好的價錢賣出部分股份，並簽得一張五年的合同。現在，他説，他可以輕鬆一下了。

在別人看來，他可不像能放開公司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時時看着手錶，把桌上他那堆雜物擺開去。調整調整眼鏡，深深一口煙，他猛地站起來。

“我可以借用一下電話嗎？倫敦的區域號是多少？”我和子早料到，他必將有此一問。英國來客總是這樣；進得門來，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電話回去，查看是否他前腳才走開，公司後腳便關了門。就連通話的內容，也不離我們早聽的那一套。

“嗨，是我。對，我從普羅旺斯打來。一切都好吧？有沒有人留話給我？沒有？大偉沒回電話？可惡。聽着，我今天會在外面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這兒電話幾號？）記下了嗎？什麼？是啊，這兒天氣很好。我會再打給你。”東尼放下話筒，再度向我們保證他的公司營運正常，他不在也還能維持。現在，他準備全心全力，和我們一道，進行購房產事宜。

在普羅旺斯購置房產可謂難矣，很多城裏來的大忙人，習慣英明果敢、當機立斷，在這兒卻往往糾纏數月，談判毫無進展，只好放棄。

談判中有些事會大出他們意料，第一件就是實際價格高於廣告價格，這讓他們心生警惕，疑慮大起。一其實主要原因是法國政府徵收百分之八的過户税，公證費用也很高。有時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由賣方承擔，那又要加上3％到5％。運氣不好的話，買方在房價之外總共要另加15％，才打發得掉所有雜項支出。

不過，這當中有一種雙方心照不宣的欺詐手段，法國人心照不宣，便是雙重價格法，既可省錢，又可瞞天過海，逃過政府税收這一關。

識時務的膀胱有一個典型的例子。

住在埃克斯（alx）的商人韋法利先生，想把他繼承來的一棟鄉下老房子賣掉，要價100萬法郎。這房子並非他常所居，因此手時要繳不少的税，他想起來便心痛如絞。因此他決定，報給官方的所謂“書面價格”是60萬法郎，其餘40萬法郎他將要求買方付現款，當面點清。他會向對方説明，這麼做對雙方都有利，因為律師公證費用也是依照書面價格取的。太啦！皆大歡喜。

實際行動起來，必須抓緊時機，還要得到公證律師的諒解。

簽約時，買方、賣方和房屋捐客齊集律師處，律師高聲念出買賣合約，一條一條地念。合約上註明的價格是60萬法郎。買主帶來的另外40萬法郎這時該要給賣方了，可是當着律師的面？未免太不妥當。於是，律師此時便忽然內急，進入洗手間，遲遲不出，直待鈔票點數清楚，雙方易手之後，再度面。律師接過合約數字的支票，監督雙方簽字，絲毫不損其法律尊嚴。有人不大厚道地説，在鄉下做公證律師，要具備兩項基本條件:半瞎的眼和識時務的膀既。

在會見律師之前，或許尚有好多障礙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見的是多重所有權問題。

法國法律規定，父母死後，遺產由子女共同繼承，每人持分相等。若要出售祖產，須得每個遺產繼承人同意；子女愈多，協議愈難。

我家附近一户老舊農舍的情形便是如此。這座農舍世代相傳，如今由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3位是科西嘉人。據法國朋友説，科西嘉人不可理喻。每次有人開價要買，14個人之中總是有9個人願意，兩個人拿不定主意，3個科西嘉人反對。農舍至今賣不成，眼見要傳到這14人的38個子女手上去。最後呢？會由175個互不信任的遠房親戚共同擔任業主。

即使房產所有權單歸一人，像馬索的房子，也不保證轉手順利。那貪得無厭的農夫可能漫天要價，指望從此喝酒賭錢虛度年華，不料來了個慷慨買主，一口答應他的價錢，他立刻起疑，認為其中有詐。天下哪有這等好事？一定是定價太低。他反悔不賣，思量了6個月，才以更高價格重新推出。

有些小小的不便，房主總在成之前一分鐘若無其事地平平道出。柴房在賭牌九時輸給鄰居了；據自古以來的傳統，附近農場的羊羣，每年兩次，要依循舊徑，通過廚房；院子裏那口井的使用權，自1958年以來便爭論不休；不然就是長期租種土地的那位佃農年老體衰，看樣子熬不過明年天——總有些事讓你大吃一驚。買主得有耐心和幽默，才通得過重重關卡，完成易。

同胞同心我們開車去拜訪一位識的房屋代售員。一路上，我努力向東尼解説狀況，但發現是徒勞無益。他只顧吹噓着，説自己是個明強幹的談判高手，經常與紐約廣告界那批難惹的傢伙死纏硬鬥，法國的官僚或農夫佔不了他的便宜。我開始覺得，好像不該介紹這些既沒有汽車移動電話，又沒有私人產業的小人物經理給他。

代售員是位女士，在她的辦公室門口接我們，拿出厚厚兩大疊房地產資料。並附照片。她不會講英文，東尼的法文在此時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溝通，東尼索當她不存在。目中無人的態度顯得蠻橫無理，更糟的是他認為對方完全聽不懂，尖酸刻薄的髒話毫不顧忌地吐出口。在這尷尬難堪的半小時裏，我耳聽東尼翻看檔案時迸出的“幹！”

“開玩笑！”口中軟弱無力地把這些字句翻譯成“他對價格到驚異”之類的無聊話。

原先，他是打算尋覓一座不連土地的村舍；他忙得不得了，沒空照顧庭園。可是翻閲房地產資料之際，看得出他的心態起了變化。想做普羅旺斯鄉紳，必須擁有幾畝莊園，地裏種着葡萄藤和橄欖樹。看完資料後，他已經開始煩惱網球場該建在何處了。頗令我失望之餘，他竟表示有三處房產值得考慮。

“哦們今天下午去看，”他宣佈。並在記事本上寫下，又看看腕錶。我以為這動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員的電話，打個國際長途呢，原來只是他的肚腹對他發出了某種訊號:“我們殺去飯館吧，”他説:“我們趕兩點再來。”他伸出兩手指頭，代售員微笑點頭。我們走出門，讓那可憐的女士自行去安撫她受驚的心靈。

用餐時，我告訴東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他表示驚訝，想不出我會有什麼更重要的事待辦。但他隨即叫第二瓶酒，然後對我説，鈔票是國際語言，相信沒有我也不會有困難。

不幸，帳單送來時才知，不論是他的美國運通金卡，或是還來不及換成現鈔的旅行支票，飯館老闆都不願接受。我付了帳，並對有關“國際語言”這問題發表了一些意見。東尼不大開心。

我走了，既慶幸解，又有些不安。與這樣的人相處當然不愉快，可是他總是我的同胞，身在異國，你會覺得自己對他多少有點責任。第二天，我打電話向代售員道歉。

“別放在心上，”她説:“很多巴黎人也好不到那裏去。他呢，至少講些什麼我聽不懂。”音樂與電力之間的關係温暖的天氣會持續下去，對此提出最後保證的是曼尼古西先生的衣着。他前來執行夏季計劃——我們的中央空調系統——時，羊軟帽換成了薄棉帽，腳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換上棕帆布軟鞋。他的學徒助手則是一副游擊隊員打扮，陸軍彩服加叢林帽。兩人從我家的這頭丈量到那頭，曼尼古西同時就各項議題發表長篇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