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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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命運——許絲的故事一為了表示她的虔誠，媽每禮拜上教堂時，都隨身帶本小小的人造革面的《聖經》。

可後來，她對上帝失望了。從此，那本《聖經》給在一條短一截的桌腿下，使桌子不再晃動，同樣的，也使她生活中殘缺的一角也不再因失卻平衡而晃動。那本《聖經》，在桌子腿下已壓了有二十來年了。

不管什麼時候，誰向她提及這本壓在桌子腿下的《聖經》，她就裝糊塗，用一種過分驚訝的口氣叫道:“哎呀，這個…我都忘了。”媽算不上一個好主婦，不容易的是，這些年後這本壓在桌腿下的《聖經》，倒還居然一塵不染。

現在，我就看着媽，在這張擺在廚房用的桌下打掃着。這是她每天晚飯後必做的功課。只見她用掃帚尖，輕輕地在墊着《聖經》的那隻桌腿上攛着，掃了又掃。

我在一邊默然坐着，尋思着一個合適的機會，向她和盤托出，我和特德崩了，我們離婚了。我知道她聽了後會怎麼反應:“不可能。”她一定不會相信。

就是我向她一再明白表示，我和特德的婚姻已過去了，她一定還會這樣説:“一點也沒法挽救了？”即使我心裏清楚——這事已是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了，她還會竭力勸我再試試。

二媽竟然不贊同我離婚，這真讓我啼笑皆非。十七年前，我開始與特德頻頻約會，這使母親十分懊惱。我的姐姐們，可是隻與教堂裏認識的男孩子們約會的。

我和特德，是在一次生態學的講座中相識的。那天，他俯身遞給我兩塊錢，以此作為報酬，來借我上星期做的筆記。我謝絕了他的兩塊錢卻接受了他喝杯咖啡的邀請。那正是我在伯克萊大學的第二學期。我先入伯克萊的文科班，再轉到美術系。

特德那時正在醫科大學預科三年級。他跟我説過，早在他小學六年級時，便已經在解剖一隻胎豬。

我不諱言；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與我的哥哥和相識的中國男孩子們的不同之處:他的魯莽，他的執著，他的自信與固執己見；他的瘦削的輪廓分明的臉龐和頎長的身材，他的壯實的手臂；還有，他的父母是來自紐約泰蘭城而不是中國的天津。

早在特德第一次來我家接我出去時，媽一定也已經注意到這些不同了。反正那天待我回到家，正在看電視的她，劈頭就是一句:“他是個美國人哦！”她警告般地提醒我，彷彿我是個瞎子，看不出他是個外國人似的。

“我也是個美國人，”我説“再説，我也沒説過要與他結婚。”同時，特德的母親喬頓太太那邊，對此也有一番話了。那天，特德偶爾發興，請我去金門公園，參加一個他們家族一年一度的家庭野餐。儘管那時我們還相識不久，自然更談不上上牀，因為我們都住在各自父母家。在那次聚會上，特德把我作為他的女朋友，一一介紹給他的親戚，可我自己直到那時，也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我是他的女朋友這一點。

後來，當特德和他父親及其他客人走開去打排球時、他母親便挽起我手臂，開始在草坪上踱步，漸漸地，我們踱出了人羣。她親熱地握着我的手，眼睛卻不對着我看:“真高興終於見到你了。”喬頓太太説。我想對她解釋:我實在算不得特德的女朋友。可她只是管自往下説:“我以為，你與特德十分般配，特德與你在一起，覺得很快活。所以，我希望你別誤解我下面要説的。”於是，她娓娓地與我提及了有關特德的前程。他需要致力於他的醫學深造，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不能過早考慮成家。她向我保證，她對少數民族，一丁點都沒有任何偏見。她與他丈夫擁有好幾爿辦公用具公司，他們對公司裏的一些東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也不錯。但是特德將來所持的專業，註定有其特定的侷限與準則，他的活動範圍將是病人和其他醫生們，他們不可能像我們喬頓家那般通情達理，那般理解特德。然後，她不無遺憾地表示，世上其他地方還有那麼多災難和不幸，越南戰爭，又是如此喪盡人心。

“喬頓太太，我不是越南人。”我輕聲糾正着，即便此時，我已怒火中燒，忍無可忍。

“再説，我也本沒想過要嫁給你兒子。”後來在特德開車送我回家途中，我對他説:我們不要再見面了。他追問我原因，我便把他媽的那番話一字不改地重複給他聽，沒有加進任何我的評價。

“行了，你就坐那邊去，讓我母親來擺佈一切吧。”他對着我大聲咆哮着，好像我是他母親的同謀者，好似我背叛了他。他的暴跳如雷和憤慨深深地打動了我。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幽幽地對他發問，同時覺得心口一陣作痛，我想，那是愛情的萌發。

最初的幾個月裏，我們如膠似漆，一種受唐突的反叛和冒險心理的勵，我們互相纏在一起，越發覺得彼此難以分離。我們自認對方，就是自己的那一半，我們兩個一半，構成個堅固的整體，就像陰陽和合一樣協調完美。我們是自己想象中一出悲劇的男女主角，他是搭救我的勇士，我只是個孱弱的女子。不論我陷於怎樣的困境，我的勇敢的男主角，總會排除萬難，就像童話中的王子歷經曲折去解救受難的公主一樣，將我搭救出來。我們完全沉醉在其間，情意纏綿。即使擁抱做愛之時，我也從心靈深處到，我得到了保護，得到了依傍。

“我們該怎麼辦？”我繼續不斷向他詢問。就在我們相識的這一年內，我們住在一起了。在特德進入加州大學醫科的前一個月，我們在聖公會教堂舉行了婚禮。

婚禮那天，喬頓大大坐在教堂前排長凳上哭了，就像一切新郎的母親在這個時刻都會做的，哭得恰如其分。直到特德結束了他的皮膚病學實習，我們便買下一幢多年失修的，帶個大花園的三層樓維多利亞式住宅。特德替我在樓下安排了個工作室，這樣，我能作個自由繪圖員，把活帶到家裏來做。

好幾年過去了，總是特德來決定，我們去哪度假，他決定需添哪些傢俱，他決定我們暫時不要小孩，直到搬到一個擁有更高層次的鄰居的地段。開初時，我們還互相討論一番，待我們明白討論的結果，總不外乎是“你看着辦吧，特德”

“你決定吧，特德”便乾脆不作討論，只由特德做主了。我從沒想過要違抗他的決定。

我寧可不這份閒心，集中力在自己的t字尺和紅藍鉛筆上。

但從去年，特德變了。自從他接受了一個面頰上患蜘網血管瘤的女病人後，他的自信和責任，都消遁了。他當時表示，他能把這些網狀血管出來，令她恢復正常的形象。但結果，他竟把她面頰上的一神經了出來，她左邊的臉神經癱瘓了，她去法院控告了他。

訴訟失敗後，他的變化令我震驚。他開始迫我來作決定。我得決定，是買美國車還是本車，辦終身保險還是定期保險？還有對候選人的選擇，家庭的開支…

我得反覆掂量，反覆考慮，而結果往往是我的腦袋被攪成一團漿糊。因此，只要我一説:“你決定吧”或者“我無所謂”

“隨你便，特德”他便會不耐煩地説:“不，你來決定。你不可以這樣毫無責任心，這樣模稜兩可。”我本能地意識到，在我們之間，已起了微妙的變化，這使我非常不安。那層以保護者自居的面紗已經起，現在，特德處處都在迫我，甚至是最瑣細的生活小事，我覺得他似在有心折磨我:買泰國食品還是意大利的？一種開胃食品還是兩種，哪一種更好？用信用卡還是支票，用支票還是現金？

上個月，為着業務上的事，他將去洛杉磯兩天。臨行時，他問我是否願與他一起去？可不及我開口，他又接下來説:“算了，我一個人去吧。”

“也好，如是你可以更專心業務研究。”我表示同意。

“本不是這麼回事。這只是因為，什麼事要指望你來作決定，等於白搭！”他忿忿然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