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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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裏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爸爸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裏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着男孩練習揮，女孩在遊戲場的鞦韆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

“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説，他伸出手指數着“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他關於以列的説法惹惱了弗裏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將他們氣瘋。

“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裏，以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顧着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

“以列幹這個，以列幹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説“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佈抵制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

“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説“列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傢伙居然只説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列涅夫的氣焰。

“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採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羅納德·里就是這樣的硬漢。當里在電視現身，將俄國稱為“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着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掛在入門的牆上，將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裏面，他繫着領帶，跟查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弗裏蒙特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説，全都是被裏的經濟政策壓得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惟一的共和黨員。

但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乾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裏去了？開頭兩年，我試着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

“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會這麼咕噥。

1983年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弗裏蒙特大道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説等我五分鐘，他聳聳肩。他當時在弗裏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裏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髮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髖骨。

“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着對我説，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

“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着阮先生會學着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閲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1］mike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spillane1918～）創作的系列恐怖小説主角。［1］懸疑小説，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枱後面，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雜誌架，一個裝牛乾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

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

“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裏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説，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你在這裏，”阮先生説，站在他子身前，他用枴杖指着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裏再也不歡他。”

“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抬高了聲音説，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麼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説，她探出臉來“你走開，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別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別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説。他戴着金絲眼鏡，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門去拉爸爸，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誌。我説服他別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裏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裏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

“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裏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着説。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着那木頭到麪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饢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裏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裏，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織在一起。

對我來説，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説，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