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三百年前，徐昌治編了《聖朝破
集》。這八卷論叢是中國人對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議文獻，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論的集成。
三百年來，朝代換了，古人死了，這部書的紙張也變黃了，可是聖朝破的細菌並沒有消失，它鑽進中國人的
情裏，一代又一代，隨着愚昧程度的深淺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時中體西用的諺語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傷寒；有時超越前進的怪調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白喉；有時義和團的瘋狂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猩紅熱。
三百年來，我們民族的情變成這種細菌的函數。在思想上，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發展的有機體。在別人都朝着現代化的跑道競走的時候，我們卻一直髮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點逡巡不前。我們總想找點理由來拒絕賽跑、奚落賽跑，同時斷言賽跑的終點將是一個悲劇。
三百年了，原在我們前面的，離我們更遠了；原在我們後面的，也紛紛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可是我們還不肯勞動足下去快跑，我們還在腦袋裏做着後來居上的
夢，夢着我們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選手，我們總想憑點祖上的餘蔭來佔便宜，總想憑點祖傳的步法
頭趕上。
三百年的夢不可謂不久，三百年的失敗不可謂不多，三百年換湯不換藥的惡果不可謂不大。民國以來，我們的病況雖有起
，可是我們並未真正健康起來、活潑起來，我們還有許多不健康的心病，成為我們賽跑時的阻力。如果我們真想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做一個尾隨不捨的健兒，如果我們真想在年輕民族的背後
掉我們的暮氣，我們必須把這些心病做一次徹底的治療。
遺憾的是，歷來研究這些心病的醫生本身就是病人。偶爾一兩個沒破傳染的，卻又接近蒙古派——對病情的診斷和病歷的瞭解完全是枝節的、籠統的、混淆的。
基於這種現狀，我不得不把從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請到一起，從他們中間，
選一些有代表
的豪傑做為病例。再依這些病例，把他們釐定為十一種病名。在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許多民族英雄、達官貴人和名
學者做了我這些病名的捕獲品。換句話説，竟有這麼多的愛國的人兒因為"愛國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罪人。這種不幸説來令人傷心，可是做為一個文化醫生，他有消滅這些病菌和防上它們蔓延的責任。婆婆心腸不能阻止傳染病，阻止的方法在於無情的指控誰是蒙古醫生、誰是病人、誰是就要被染的倒黴鬼。
面對這三百年來聚訟紛壇的死結，想用一個歷史的觀點來透視它，顯然是值得的嘗試。基於這種看法，我決定開始我的指控:義和團病義和團的祖師爺是清人張祥晉。他大概想學司馬相如那一套，寫了一篇《擬諭咪唎堅（口字旁）佛蘭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舳艫一炬，借赤壁之東風；鼓金齊鳴，窮朱儒於南海…克張斐相之英風，奚盧廬循之小寇？（阮元等編《學海堂三集》卷十七）他這種口誅筆伐的夢想居然真有人拿來實行了，那就是義和團。義和團是排斥西方最純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羣。他們對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會表演大刀對洋槍、赤膊擋洋炮。他們不但深信中學為體，也深信中學為用。他們是道道地地的黃帝子孫，他們雖然光榮的失敗，害得全國同胞每人都賠了銀子，可是他們的陰魂不散，陰魂附在辜鴻銘身上，鼓舞這位老怪物寫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
秋大義》），來做他們的安魂曲。"秋大義"式的思想與義和團思想事實上是一個窯裏燒出來的，只是表現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
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標榜的，愈接近此類。這一派顯然是式微了，因為他們既無義和團的勇氣，又無辜鴻銘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籌辦他們的中國道德勵進社去了。中勝於西病這種病是很明顯的文化優越，
本不承認西方勝過我們。代表這種論調的可以舉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説: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學者若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上之法之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疇人傳》卷四千四"利瑪竇傳"）民國以後，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氣説話了:吾國今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遊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體現真理、擔當世運，恐非西洋人識量所及。（《十力語要初續》頁一又過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師的話開口了:…知華族文化生命之圓融通透，與夫聖學之大中至正，其藴藏之富、造理之實，蓋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認識心之批判》序言）我們試看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識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轍的抹殺主義。他們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們三位只是九牛一
而已，這種妙人今天還多着呢！試看有多少人摒西醫不用，而戀着五運六氣"寸關尺"的中醫，有多少人摒正規音樂不學，而戀着七音六呂"笙蕭緣"的國樂…這種中勝於西的觀念最容易導來"以此類推"、"舉一反三"的誇大，而這種誇大卻又正是濫用"民族自信心"的顯例！古已有之病犯這種病的人並非不講西學，而是認為這些洋玩意都是我們古書中早就説過的現話。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説》中罵利瑪竇道:近復舉其伎倆一二，如星文律器，稱為中土之所未見未聞，竄圖訂用，包藏禍萌。不思此等技藝，原在吾儒覆載之中。
這種"原在吾儒覆載之中"的大言，在我們國民心中傳很廣:阮元就拿過後漢的四分法來比西洋數學（《疇人傳》）；印光任就拿過周脾來包括"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理"（《澳門紀略》）；陳啓天就拿過孟子的後來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觀念（《中國政治哲學概論》）；子水就拿過大戴禮記"四角之不揜"的話來比西方的地圓説（《中國科學思想》）。現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動輒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與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問他"孔子周遊列國時為什麼坐馬車不坐汽車？"他並不説"那時候沒有汽車"，他的答覆是:"那時候的馬車就是現在的汽車。"這種誇大誕妄的先生門，説破了，不過是古人屍影下的奴隸罷了。中土傳病犯這種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誇大狂。前一派只是"本來我們就有"，這一派則是"本來是我們的"，"兩洋近代文明是我們傳過去的。"在情人允祿的《數理藴》裏，竟説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所傳。
而其原因，乃是:三代聖時，聲教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疇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經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經解敍》）這真是毫無歷史據的謊言！本來在中西文化
的過程中，"聲教四訖"的情形不是沒有。例如:養蠶、造紙、瓷器、檸檬、大黃等的西傳，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實。但若不據史乘，認為一切都是"吾家舊物"，一切都是西人"陰圖以去"的，這就未免有點無賴了。而耍這種無賴的，紀曉嵐和他老師劉文正最為拿手，在《灤陽續錄》卷一中，我們可以拜讀他們的高論。
這種"中土傳"病本是"禮失求諸野"觀念的翻版，這種病嚴重以後，就會亂做浮誇的歷史考證:什麼法顯發現美洲啦、詹天佑發明火車掛鈎啦、徐福就是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學對歐洲文化劃時代的影響啦，不一而足。又常見一些人最愛拈出羅盤、火藥、印刷術來驕人，殊不知這些東西早就在洋人手裏胎換骨好多次了！不得已病近三百年前，楊光先和比利時的南懷仁鬥曆法失敗，遣戍歸來，寫成了《不得已》。他呼籲"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躲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動機，説穿了皰，不過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罷了。這幫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覺得要了危險，想來想去，決定還是不要好。
這種畏葸的小心眼兒，投鼠忌器的謹慎，真是怪可憐的:他們怕這一變，連腐朽的老本也沒有了。梁漱溟後來寫《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民國二十二年）時，已經明顯的轉入"不得已"派，他那種"最後覺悟"的語氣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國之於西洋，有所不及則誠然矣！（頁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於不及，他説:悟得了什麼…於一向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否認什麼？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頁十三）"更不沾戀"，"真不得而用之"，這是何等不得已的調調兒！現在很多人因為賺不到錢轉而歌頌"抱布貿絲"的農業社會，因為討不到老婆轉而留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後詆譭工業文明、攻擊自由戀愛，究其微意，不過"不得已"三字耳！酸葡萄病這種病患者對西洋把戲的口號是:"沒有什麼稀罕"
"又有什麼了不起！"明末許大受的《聖朝佐闢》最能發揮這種高論。他認為洋鬼子的東西"縱巧亦何益於身心？"他舉的例子是:…自鳴鐘，不過定刻漏耳！費數十金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為之最難，成之易敗，不反耗金錢乎？火車（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殲敵，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錢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專用語彙。乾隆時英國使臣請福大人蔘觀他們的兵
，可是福大人的答話可妙了: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乾隆英使覲見記》頁一0三）這就是許大受的"體"與福大人的"用"！犯這種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還低級:後者起碼還承認外國好，可是我們不要他的好；犯這種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內心深處覺得外國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現"張脈僨興"，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這種善為巧飾的心理，三百年下來，還是完美的遺傳着，世風是下了，可是人心並沒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説是純粹排斥西方的。他們共同的彩是西方並不值得學，我們固有文化是無待外求的。在這六派中，有的已經變得乖巧了，至少他們不再用義和團的符咒來征服世界了，他們要用齊如山夢想的"國舞"來"遠征世界"了。無論如何，在神上、他們永遠是勝利者，永遠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憑鬼子們一尺一丈的增高，我們這些"痴頑老子"是絕不在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這是中國人文字魔術最蠱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張之
高叫的"舊學為體，西學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認西學可供"採補"，至少想"擇西學之所以補吾閉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盡管用，必得"西學先由中學"，孫家鼐的兩句話把這種理論的核心點破了:中學包羅西學，不可以西學凌駕中學。
這就是他們骨子裏的真神！這種神，事實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務理論的"建構化"。當然張之之把它建構得很別緻、很人，既維新又衞道，最適合焦灼狀態下的國人的口味。順着這種思路滑下來，在民國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極一時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俗稱"十教授宣言"。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他們在宣言裏頗藐視中體西用的見解，但是他們筆下的"據中國本位"、"具有中國特徵"，卻正好是"中學為體"的盜版；"
收歐美的文化…但須收其所當收"，卻正好是"西學為用"的化身。這真是數典忘祖的大笑話了！據我看來，王新命諸公唯一比張之之高明的，只是抬出一點"批判態度"來做取捨標準，而張之在這方面的念頭似乎沒有他們強烈。但是這一點並不重要，他們在"殘基"（residues）上面和張之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真可説是"友天下曾經致力於黨務之士，尚論古人"了。東方神西方物質病這一派的頭腦構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構造。前一派是體用二分法，這一派是神物質二分法。
在體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學侷限在科學工藝的"用"上，便很容易轉形為這一派了。所以老實説，這一派比體用二分法還淺薄。這一派的理論本是清季"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蜕變，到了《歐遊心影錄》（一九二0年）時代的梁啓超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九二二年）時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氣象。下傳至陳立夫得意的時代，這種理論更是正當中了。
陳立夫寫《中西文明的特質與新文化的創造），劈頭就説西方有"物質的重心"，而東方"正和他們異趣"，有"神的重心":中西文明的長短互見，一個是偏於神，一個是偏於物質。
我們要趕快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創造完美的新文這種斷釘截鐵的確定（senseofcertainty），由這麼一位大護法來多年推行，無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挾外自重病妄自尊大是自己來肯定自己，挾外自重是拉別人來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樣，肯定的目標則無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瑪竇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與中國佔法吻合"。梁章鉅《退庵隨筆》中就説大主教義"與儒書，又何所異焉？"（卷八）這顯然是一種不正確的比附。這就好像名不副實的廣告一樣，一時雖能得售，久了就會
馬腳，，教皇格勒門得十一的六條
約帶來了中西衝突的白熱化。兩年後康熙還擊，他拿起紅筆，忿忿批道: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説言立論，令人可笑者多！
這是公開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論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過當，想洋鬼子對東方能夠有所"通"，實在是太樂觀的事。他們偶爾有"傾慕"彩的，也無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陣，用來推銷他們的主義和滿足他們的偏鋒覺而已。萊布尼茲用他的《單子論》（monadologie）來比附中國儒釋道三家學説就是一個顯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爾夫（christianwolff）、伏爾泰、狄德羅、海爾佛修（helvetius）。巴夫爾（poiver）、揍內、堵哥，這些人對中國的瞭解都是有問題的，都是不可以胡亂肯定的。但是這些人名單到了挾外自重派的手裏，自然就會表演一次"再比附":借洋鬼之屍，還祖宗之魂了。他們在"國威墜失，民族陵夷"的時候，會大叫道:"你還説中國文化不行嗎？外國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們呢！"於是張其昀埋頭大寫其《艾默生論中國文化》（《東西文化》頁十七），謝扶雅也伏案大做其《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嶺南學報》一卷一期）。他們的結論無非是"嘻，何酷似聖人之徒也！"洋權威引過來，正好可填補他們"子曰"、"詩云"意識的空虛。既然得觀古人之光耀，又聞洋人一言以自壯，無怪乎他們都那樣活潑潑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説是利用西方的。他們比前面六派開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們既宣揚中土的"道"、"體"真傳，又承認洋人的"器"、"用"價值。他們的算盤是如意的，方法是兩全的:繁複的中西文化被他們往簡單整齊的公式裏一裝，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大團圓病大團圓病是比以上三種更會夢囈的狂病。犯這種狂病的人，大腦大概休息了，小腦卻正在反
，反了半天，反出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天下順眼的東西都可以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種反從董仲舒開始，到今天還未打住。錢穆接過來，一口咬定"這是中國文化神最主要的一個特"。
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一六二）反過來説，中國文化對西方卻又存一種禮尚往還的回敬，對於近代西方思想上之衝突矛盾不得解決處，可有一番意外之貢獻與調和，（《中國思想史》自序）這樣一來，中西雙方都佔了便宜了。可是錢穆意猶未盡，他居然説出"並不想專為中國文化抱殘守缺"！他主張只要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之最高神，能不斷提撕…則此後中國之文化新生，決然仍將為中國傳統，而我們也希望中國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開展出世界人類之新文化。（《文化學大義》頁八十）這種大團圓的好夢做來好像對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無偏袒，其實錢穆的內心深處是"項伯式"的，雖然拔劍起舞，本意卻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國文化是也；中國文化者，孔子教義是也。孔子教義將決然為後起的世界文化新生運動中，求在人類歷史本身內部，覓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寶貴的教養。
（《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如此"決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標準的"唯我論"（egotism）！讀了這些新預言，我才知道所謂"世界文化新生"，原來競是向孔子教義看齊；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結果，竟是讓中國聖人來當家。這就是錢穆的"文化客觀真理"。我寫到這裏，真忍不住要嘆氣説:所謂中國今的"史學家"，畢竟還是"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超越前進病犯這種病的人大概頭腦中有點"八十公米低欄"的幻象，因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欄嗎？"前進"云云不正是賽跑嗎？
這些文化選手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假惺惺的不滿意，一方面對西洋文化熱烘烘的掘子。這一派的大法師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裏，口口聲聲勸人"由門户之爭解放出來"，卻沒想到他自己正是門户之中的健將！他並不是什麼"獨立而向前"的"兩不屬"的人，他實在屬於"傳統派"中的一個派。而在這傳統派的門户中，二十五年來，一直扮演一個會耍障眼法的角。例如他説:我們對於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國的，亦當學習之，況中國所國有者乎？使無可取者，即是中國的，亦當摒除之，況非中國者乎？發展自己之長，併兼有他人之長，這不僅是我們應有的目的，也是中國文化與學者的一個重大的神。（《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頁十九）看這些話，我實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體西用派諸公有任何不同之處，也看不出他"拒絕"了哪一點、"超越"了哪一點？他的語調是"況中國所固有者乎？"
"況非中國者乎？"處處不那點傳統的自信，"中國之為中國自若也！"可見他在本質上明明是中國本位的，所以他才會主張"發展中國人之聰明才智，創造新中國的新文化，以求超勝古人、西人。"這種浮誇的調兒實與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啓的"超勝"論同一氣息；和二十七年前張季同的"創造的綜合"一樣味道（參看張季同《西化與創造》，《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論"來一次港台對照（參看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神價值》頁三四八）。坦白説吧，"發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經不能使我們兼顧了，想不到胡秋原還想"創造"，還想師漢宋中外學者之心，並以漢宋中外之學為我註腳，從事新的創造。（《中國文化之前途》頁三十二）這種既虛矯又不實在的侈論，顯然是中國士大夫浮議格的遺傳，與吳康諸君子參酌古今，擷取中西文化之英，加以現代智慧之陶鑄（《宋明理學》結論）等空言同出一廠。這些新文化的創造論者實在是一羣誇大狂的病人，他們的好高騖遠實在是貽誤青年的惡瘡。自古談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們、信徒最多的是他們，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們。
以上兩派都可説是融合西方的，是談中西文化的最時髦的陳腔，也是最動聽的老調。由於他們的推波助瀾，盲目的誇大風氣已經洋溢在一些青年的頭腦裏，與高調刺耳的世風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們不想重蹈明清浮議的覆轍，真想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正軌，"融合"、"超越"這些怪夢實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種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樣法"（representativesampling）定出來的。我這樣分類，可以避免枝節、籠統和混淆的病。我把他們分門別類，同時一一請出他們思想上的開山老祖。不論他們怎麼否認、不論他們怎麼化裝、不論他們怎樣不自覺、不論他們施放哪一種煙幕，我都要抱歉的説:"你們的思想是師承有自的！你們思想的來龍去脈逃不掉《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追蹤。你們的這一套鼓動一些小百姓的情緒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盡天下耳目，還想長期發展下去，你們就錯了！"據我上面的指控，可見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傳統、深厚的歷史淵源，都有先知、大法師，有些聲勢浩大的，甚至還有集團、有靠外國津貼的書院、有報紙雜誌、有理論家（文警）、宣傳家（傳聲筒）、實行家（打手），以及數不清的徒弟與嘍囉。
由於現實利益的不同和頭腦開化的各異，他們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是水
融的，因為他們的思想模式（摸desofthinking）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恰似台中的名產"鳳梨酥"，儘管隨着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裝，但是在那層彩紙裏面，都是大同小異的鳳梨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