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心靈獨白3-2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關於魯迅。

“魯學”在1949年以後成為顯學，成為官學。我的一位朋友説，如果魯迅真的在他之後的世界裏樹起一竿大旗，大喝一聲:“跟我來！”他一定會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塵上滾滾而來。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獨徘徊”的淒涼。而一旦人馬走近，塵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樑山一百零八條好漢的面孔，一定會嚇得棄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個亡的時刻還要倉惶。至於那些好漢們，他們並不追回逃走的主帥。既然他們是衝着那面大旗而來的，現在大旗已經到手，扛走就是。至於魯迅本人是否參戰，已不重要。憑着這旗，就能招兵買馬了。

最有趣的還是周作人。他最恨魯迅，可晚年不得不寫回憶魯迅的文章來混飯吃，只有那樣的文章能賣錢。

魯迅死前對海嬰説:“忘了我。”這並非矯情。與其被“闡釋”不如被忘卻。被忘卻是魯迅最大的、卻無法實現的願望。

朋友最後説了一句跟魯迅本人一樣陰毒的話:在魯迅的遺體上覆蓋寫着“民族魂”的旗幟，是無情的中華民族最多情的時刻。

美誕生於醜安徒生寫出了最美的童話，可安徒生是全丹麥最醜的男人。姑娘們説，他是一連小鳥也不願在上面鼓息的樹幹。

醜誕生於美。

那些在星級賓館裏賣的女，無不具有驚人的美麗。男人們孜孜以求的，不正是這樣的美麗嗎？

鞋。路還是那條路，而鞋卻換了無數雙。鞋是最準確的尺子，測量着路的長度。

昂納克倒台後，記者採訪他，問及他打獵的愛好。民德共產黨政治局有專門的“打獵區”為了滿足政治局委員及來訪的外國元首的需要，專門從別處空運野獸到這兒來，特別加以飼養。記者問:“這對於您這位打獵難道不是一種反常現象嗎？”昂納克回答説:“經過一週非常緊張和非常疲勞的工作後，我們想去打獵，呼新鮮空氣，活動活動身體。”他再三強調自己遵守打獵法，並非破壞生態平衡“附近村子，對於我打獵一直非常理解，從來沒有任何抱怨。我同那裏的村長及其他人談過。”我理解這種“理解”——平頭百姓難道敢於“不理解”總書記嗎？昂納克輕信了這種“理解”最後被唾所淹沒。

昂納克還有段妙論，解釋他並不喜歡坐巨型轎車。

“許多人對我們坐轎車到氣憤，但沒有看到我們外出總有陪同人員跟着，經常要進行安檢，從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雖然這些安全人員是非常好、有教養、舉止文雅、講禮貌和非常樂於助人的同志，但我們不高興周圍總是有人陪同着。這不是私人生活。我們希望有人在這方面能同我們換一下。”最後一句是點睛之筆。富有的女遇見貧寒的貞婦時，往往會説:“我真羨慕你有好名聲。”但她真的願意跟對方換個位置嗎？

北魏使者李諧至梁，梁武帝與他一起遊歷。梁武帝是個篤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諧炫耀他的仁慈。當他們行到放生池時，武帝問:“彼國亦放生否？”李諧回答説:“不取亦不放。”帝大慚。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毀了“放”的本質。世間如梁武帝者多如牛。

在頤和園的諧趣園，讀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個地地道道的藝術家，這麼個巧奪天工、集南北園林大成的園子虧他想得出！他的詩雖不佳，但愛寫詩畢竟無可厚非。他的書法雖有珠光寶氣，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了。在五台山顯通寺，又見乾隆的不少墨跡，嚴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為懷。

然而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們欺騙。高陽有小説《乾隆韻事》，前些年又免費電視連續劇《戲説乾隆》，不讀史書的小百姓耳燻目染，乾隆成了風才子，可愛得像美國小男孩。還是歷史書讀得多的兩位武俠小説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中，乾隆陰險毒辣，令人髮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學”的最高境界。

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餘年，不能説沒幹過好事，但乾的壞事也堪稱空前絕後。僅以文字獄而論，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網之密，文禍之巨，讓人瞠目結舌。

第一大案為偽造孫嘉塗奏稿案。該稿在民間傳，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過”遍劾滿朝重臣。乾隆震怒，釀成巨案，緝捕人犯上幹，革職拿辦督撫大員十數名。乾隆所發上諭就達三萬餘言。大學士孫嘉徐心驚跳，對圍在他身邊的兒説:“皇上屢戒我好名，偽稿縱然與我無關，但徒為什麼假託我的名字？我真是罪無可辭！”終於驚懼而死。

書運動。開動整個國家機器，全面查明末清初野史為主的書，乃是乾隆的獨創。徐述愛（一柱樓詩）中有“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即被開棺戮屍，果首示眾，且讓後代子孫也掉了腦袋。乾隆嚴斥江寧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為事，是成何心！”指示辦案官員“徐述葬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繫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悻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屍，以伸國法。鄭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説得出這樣的話來麼！王錫侯花對年時間編成一部體例新穎的字典《字貫》，因未避諱，乾隆發現直書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應照大逆律問擬。”結果，王錫侯斬立決，子孫七人秋後處決，媳及年未歲之子為奴。在乾隆眼裏，人的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而自己的江山無價。於是，殺人便成了保衞江山不變的正義行為。

我對乾隆這個“明君”的厭惡超過了梁紂等“暴君”上古我欣賞刑天，欣賞他斷首之後仍舞干鏚的英姿；中古我欣賞科康，欣賞他刑場奏廣陵散的悲壯；近古我欣賞李蟄，欣賞他天牢中揮刀自刎的豪邁；近代我欣賞譚嗣同，欣賞他留下來為求一死的決絕；現代我欣賞魯迅，欣賞他讓海嬰“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當代我欣賞李敖，欣賞他穩佔五百年來漢語寫作前三名的驕傲。

有一天，我將欣賞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書讀得多的人，他們在我的面前宛如廟裏的菩薩。後來我發現菩薩是泥塑的，心裏頓時涼了。王韜在《微隱漫錄伯序》中有這樣一段話:“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使刻險狠，陰賊乖戾，心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幹百中不得一工。”學院是偽君子最多的地方，一個個作高蹈狀，一有風吹草動，便成為畫眉的張敞。人沒有知識並不可怕，人沒有骨氣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雖有知識卻沒有骨氣的人。

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句名言:“要麼著書立説，要麼退職回家”這句話令教授們不敢有絲毫的鬆懈。普大的傳統:一本好書能提高大學的聲望，反之，一個沒有建樹的教授將影響學校的聲望。

北大可不這樣認為。北大出版社近年來出的最好的書卻是比爾·蓋茨寫的《未來之路》，這本書與北大無關。北大的教授數目比美國任何一所大學都多，但數目卻與研究實績不成比例。

泰戈爾與甘地見面。

泰戈爾説:你們不要毀滅藝術。甘地説:藝術不要毀滅我們。

是藝術重要，還是“我們”重要？幾代中國知識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説過:“當人的思想不通時，需靠固執或依靠權威來維持自己的中心觀念；當人的思想不透徹時，容易受市面免費的浮詞泛語的搖；當人的思想嚴密且靈動時，他既不需要依靠權威，又不會受到一時意見的搖惑。”中國知識分子中，前兩類人居多，後一類屈指可數。讀書破萬卷的經學大師們，沒有幾個是思想“通”了或“透徹”了的，只好走向權威和大眾。

“幫閒”並非他們的本意，只是實在找不到自己，姑且這樣混口飯吃。

小説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