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南開中學張伯苓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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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幼年離開小西山故鄉後，經常活在病痛、轉學和災難之中。在南京雖曾有爐邊幸福時，但妹妹降生、父母歡顏，轉眼都如暑花凋謝。我家隨着亡學生顛沛離半個中國，從西南山路來到重慶，剛入市區，中山中學就有師生五人被機炸死，戰爭與死亡的威脅如影隨形。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隨着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慶是我們亡的終點，中山中學走了五百里，在自井大廟靜寧寺安頓、復學，絃歌豈止未輟，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廣西、貴州學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親在重慶四德里祖屋恢復東北協會（負責訓練東北地下抗工作，由政府資助，一九四六年東北光復後解散），但落腳不久，房子即被炸燬。父親託人在沙坪壩鎮外找到兩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協會辦公用，後來《時與》編輯部亦設於此。

在離開南京整整一年間，我們奔跑了半個中國的土地之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爸爸帶着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送我去上學。

我們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車行大約二十公里，過了小龍坎不久，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一羣紅褐大樓，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在這裏六年，我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格。

本人佔領東北後，以天津租界為基地，積極地向華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數年間，天津的南開中學和大學透過遊行呼喊自強，號召愛國抗。校長張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勢危急，戰爭只是早晚的問題，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壩鄉紳捐地。各界捐款蓋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學生。蘆溝橋開戰後，南開是第一所被本人炸燬的學校，也是第一所在後方以長期抗戰為信念重建的學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後，國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正式遷至戰時首都重慶。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數萬青年，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神的延長。

張校長創業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神，他就是校歌裏“巍巍我南開神”的化身。在我成長的六年中，留給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長得很高，約有一百八十幾公分，體型又大又壯，不胖，肩膀很寬，長年穿着長袍，戴一副有顏的眼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闊步地在校園行走。不論前線戰報如何令人沮喪，機轟炸多麼猛烈，在張校長的帶領下，我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隨着跡各地私墊教學的父親到義學輾轉讀書，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從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義。

十三歲時，考取官費的北洋水師學堂，他聽得懂啓蒙思想家創校的理想:當年清廷維新派的嚴復、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國留學歸國的年輕軍官，引進西方思想與新知，希望建立強大的現代海軍，為國雪恥。這種奮發圖強的志氣，影響了他一生。

張校長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年紀正是我在南開中學的年紀，我在校六年，聽他在週會講過多次的故事也成為我終生的記憶。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師學堂畢業時，正逢中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連一艘可供學生實習的船都沒有了。一年後，勉強派到“通濟輪”上見習，竟是目睹甲午戰場威海衞由戰勝國人手中移給英國人佔領的場面。他在自己國家的領海上眼睜睜地看着國幟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旗，隔一改懸英國旗。

他在晚年回憶當時“悲憤填，深受刺…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他怒憶當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寫一“兵”字，背後寫“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稱體，面黃肌瘦，神委靡，手持大刀，懷一槍（煙槍，鴉片用）慢地走出來，將黃龍旗（清朝）降下。旋英軍整隊出，步伐整齊。神奕奕，相形之下，勝敗可知。”這樣的羞恥使他深受刺，更因為看到怠惰無知的一般民眾，既無紀律和敬業神也不知國難當頭，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現代知識、教愛國。他毅然決然離開海軍，一心辦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館擴大到天津南開（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開）中學。建校之前，他曾兩度前往本參觀各類學校，特別是私立學校，當時不滿三十歲的他，滿腔熱血，誓為教育新中國的子弟獻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歲，竟決心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勸他“你已功成名就，幹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讀書！”甚至説“這個臉你丟得起，我們到丟不起。”他還是去了，認真研究、見習，做了許多活動，實驗主義思想大師杜威也是他的老師。回國後，他創設南開大學。

抗戰爭之初，本人恨他發起愛國活動，炸燬南開。當時蔣委員長公開宣稱，南開為國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將南開與北平的北大、清華合為西南聯大，在昆明設校，成為抗戰期間最好的大學。

抗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哥倫比亞大學授與張校長榮譽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適和十一位美國學者合撰thereisanotherchina一書賀他七十歲之成就。此書由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彙編，哥大crownpress出版，中譯為《另有表現的中國》，意指藉由南開神看到在政治軍事動亂不寧的年代，尚有另一箇中國在益進步，充滿了高瞻遠矚的理想。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個學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為止，張校長一直用強烈的情到處演講，鼓勵“國不亡，有我！”的志氣，宣揚教育救國的理想，他足足説了半個世紀！那五十年間，中國的災難有種種的新面貌。外侮與內煎並存。抗勝利，從重慶回到故鄉天津，老病纏身的他仍在國共之戰中呼號和平合作建設中國。七十五歲那年去世，臨終最大的安是看到南開中學和大學在天津原址覆校。

張校長的身影永遠留在學生心裏。在沙坪壩那八年，他住在校內宿舍，每天早上掛杖出來散步巡視，看到路旁讀書的學生就過來拍一拍肩、摸一摸頭，問衣服夠不夠，吃得飽不飽？南開的學生都必須住校，在他想，這些孩子都是父母託給他的，必須好好照顧。他那時不知道，他奮鬥的心血都沒有白費，他説的話，我們數萬學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記得，在各自的領域傳他的薪火，永恆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