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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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説:“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做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敍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慼慼”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説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者，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月，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説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廄有肥馬，民有飢，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善或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説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惡來自先天。他又説“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的説出:“人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説:“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裏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説:“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涕，然而孔子卻據“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到很不高興。孔憶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着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説:“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説與孔孟二人的個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説“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説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裏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説，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子離散。

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點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不為己甚”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神很相彷彿，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但戰事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動盪。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閒雅代表着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着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以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説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説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説:“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着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説:“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説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説“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説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

“斬首六萬”

“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記錄。孟子説“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着當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説是他對當國君草菅人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説的“民有飢，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佔《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延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情，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

“君子遠庖廚”他的善論必定帶着一種強迫的推論。因人既生為善，那麼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税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里，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説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為什麼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麼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麼中國會如此早－－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説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這動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秋戰國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