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會戰曼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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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抗的首都——重慶。

在史迪威過去的印象中，重慶是座秀美而熱情的南方山城，建築古樸，氣候宜人。每當夜幕降臨，城市萬家燈火倒映在揚子江水中，猶如天上銀河倒懸，讓人賞心悦目連忘返。

史迪威對中國並不陌生。

當喬（喬是史迪威的暱稱）還是一名年輕英俊的西點軍校畢業生的時候，他就偕新婚子威妮一道遊覽過中國，中國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傳統和貧窮落後的社會面貌曾給他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運似乎同中國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他先後三次受命來華擔任軍職，還幫助中國政府在山西和陝西設計過兩條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説一口利的漢語，會唱京戲，對中國各省地方風情瞭如指掌。他的兒女有兩個出生在中國，史迪威給他們各取了一箇中國小名，女兒叫“李娜娜”兒子叫“楊京京”但是這樣的和平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一千多個夜夜的野蠻轟炸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城市的模樣。與史迪威同行的美國《時代週刊》記者埃裏克·弗賴德在機場發回的通訊中把中國陪都描繪成:“一座死城…一座醜陋得難以名狀的燒焦的廢墟…只剩下一個彈痕累累的門廊。陪都應有的繁華與熱鬧景象煙消雲散，到處都是難民、乞丐和傷兵。醫院人滿為患，飢餓籠罩城市。為了躲避本人轟炸，人們乾脆把每一幢建築物抹上泥灰，把玻璃塗黑。…入夜，全城沒有一星燈火，連揚子江也死氣沉沉，凝固在無底的黑暗中。中國，這個名字讓人強烈地受到戰爭散發的恐怖氣息。”（《並非狂熱的夢想》）埃裏克·弗賴德先生的描繪並不誇張。一九四0年前後，本飛機幾乎天天對中國城市狂轟濫炸，有時一天空襲多達數十次。在重慶，有時空襲不分晝夜，政府只好委屈求全，把機關搬進防空裏辦公。

即使在這樣令人心酸和國難當頭的子裏，國民黨政府仍然不肯放棄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政府對民眾實行高壓政策，發表不同意見的人被當作“異黨份子”抓進監獄，民主人士受到恐嚇和監視，報紙新聞隱瞞事實真相，專門報喜不報憂。

“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重慶大街小巷的茶館都張貼着“莫談國事”的警語。

中國抗戰的希望在於民眾的覺悟，但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暴和黑暗恰恰扼殺了這種覺悟。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是沒有多少希望的。作為西方軍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認識到中國社會的這種本質特點，他最先注意到的卻是中國豐富而廉價的人力資源。

“…喬治，你知道嗎？這是一個多麼龐大而頑強的家族啊！”他在寫給馬歇爾將軍的信中興奮地説道“每逢陰雨天或者沒有空襲警報的子裏，重慶的街道上就擠滿各種各樣黃皮膚的人羣。他們好像洪水滿河道一樣浩浩蕩蕩在城市和鄉村動，永無盡頭。他們中大多是衣衫襤褸的苦力和被戰爭奪去土地的農民，還有許多失業者和落街頭的學生，這些人的住處都是東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兩木頭支撐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嘔的污水和垃圾。我進過幾處這樣的房子，房子裏沒有牀，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飯睡覺，但是他們照樣活着！上帝，中國人的生命力是多麼頑強啊！他們似乎只需一片菜葉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並且並且成羣地繁衍後代。你想想，這樣的人民，你如果把他們武裝起來加以訓練，發給他們最好的武器，吃罐頭食品，他們難道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嗎？”（《史迪威出使中國》）史迪威將軍不是哲學家，他的軍人的侷限在於他只看到事物的一個方面。中國人固然因為貧窮而勤勞，因為吃苦而頑強，同樣也會因為富裕而懶惰，因為愚昧而貪婪。更重要的是沒有文化的民眾永遠也產生不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來。

這才是事物的本質結論同市民奄奄一息的悲慘生活相反，重慶的統治階級生活卻依然奢侈，這種鮮明的兩極分化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從來沒有被改變過。

一週後，史迪威在黃山別墅正式拜會從緬甸歸來的委員長夫婦。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馬斯·赫恩少將和弗蘭克·多恩准將，還有大名鼎鼎的美國空軍“飛虎隊”司令克萊爾·陳納德上校。

黃山別墅位於重慶南岸，距市區十英里。這是一座向陽的山坡，視野開闊，草木葱蘢，站在觀景台上可以鳥瞰重慶市區和兩條夾峙在山谷裏的大江。

蔣委員長夫婦親往別墅大門接美國客人。

委員長身着青布長衫，面帶笑容，顯得輕鬆自然。蔣夫人依然美麗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將和大使胳膊，用婉轉動聽的英語向他們翻譯委員長的問候。

一大羣制服筆的中國軍政官員被介紹給美國客人。許多經過特許的記者跑前跑後搶鏡頭，鎂光燈耀眼地閃動。沸沸揚揚的歡儀式進行了大約一刻鐘，人們才簇擁着委員長夫婦和貴賓走向會客廳。

只有陳納德少校落在人羣后面，顯出落落寡歡和垂頭喪氣的樣子。

史迪威注意到空軍司令的反常表現，用眼睛向高斯大使投去不解的一瞥。後者鄙夷一笑，趁落座時小聲説:“你沒看出來嗎？這頭蠢驢在吃你的醋哩！”史迪威大吃一驚。

他在美國時曾經隱隱約約聽説過陳納德追求蔣夫人的桃新聞。上校象個痴情的紳士，每天派人給夫人送去一束鮮花。他原以為這不過是逢場作戲，或者傳聞而已，因此一笑置之。沒想到空軍司令果然墮入情網，他對此到很不安。

“我得警告他。”史迪威低聲對大使説。

“恐怕難以奏效，將軍。不過你不妨試試。”大師不動聲地回答。

會見純粹是禮節的。

晚上主人舉行盛大宴會招待美國貴賓。委員長的廚師向客人們奉獻了一道道美的宮廷菜餚，讓西方客人大開眼界歎為觀止。席間，蔣夫人趁碰杯時向史迪威投去人的一笑，用英語説道:“將軍，您能向我保證，今後一定不拋棄我的英雄陳納德嗎？”史迪威一本正經回答:“也許不，夫人，就象蔣先生不會拋棄他的夫人一樣。”蔣夫人不屈不撓地追問:“您是説，您已經向我做出了保證？”史迪威到委員長從一旁投來狐疑的眼光，他索用漢語大聲回答:“您説得對，夫人，我保證讓他回到他該去的位置上。”據説這件事後來一直成為陳納德怨恨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因為空軍上校認為史迪威不僅干涉了他的私生活，而且妨礙他成為中國人民心目中唯一受人崇拜的美國英雄。

後來他自始至終同中國人站在一起反對他的頂頭上司史迪威。

經過反覆磋商，史迪威帶着蔣委員長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飛機，開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緬甸之行。他受命全權指揮正向緬甸南部開進的中國遠征軍。委員長代給這位美國參謀長的任務有二:第一，擋住本人進攻，伺機收復仰光。第二，監視狡猾的英國人，不要讓他們出賣了中國人的利益。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項任務而忽略了後者。加上他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政治和國情，這就使他在後來緬甸盟軍的勾心鬥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動和困境。

2抗戰初期，中國政府名義上宣稱擁有三百萬軍隊，組成大約三百個作戰師，每師編制一萬人左右。但是據美軍參謀部最樂觀的估計，中國軍隊的兵員最多隻能達到這個數字的百分之六十。

中國軍隊有中央軍和雜牌軍之分。中央軍是正規軍，受命於中央政府；雜牌軍則是地方部隊，為地方軍閥所擁有，自成體系，比如滇軍、川軍、桂軍、黔軍等等。他們一般只駐守本省，不奉命外調。中央軍裝備優於地方部隊，戰鬥力亦強，但是據統計，抗戰前中央軍只佔全國軍隊的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七年本關東軍報告指出:“…中央軍士兵每年能領到一雙草鞋，一條幹糧袋，二分之一套灰布軍裝和三分之一條棉被。士兵軍餉約為十六至十八元紙幣，伙食費還須從中扣除一半。上尉和少校月薪各為士兵的八至十倍。”（《本陸軍經理部》，本芙蓉書屋一九八一年出版）由於槍桿子在中國社會有着特殊用途，因此軍官們的實際收入遠不止這些薪餉。他們或者向地方百姓敲詐勒索，或者肆無忌憚地“喝兵血”剋扣士兵薪餉，把缺員士兵的軍餉貪污起來，攫為己有。

中國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戰爭期間的兵源主要靠農村“抓壯丁”來補充。

“壯丁”一詞原指身強力壯的男勞力。後來演繹為那些被強迫押往兵營服役的貧苦農民的代名詞。壯丁們由於並非自願而是被迫離鄉背井當兵打仗，因此通常情況下決無積極可言，軍隊裏臨陣逃和開小差的事件層出不窮。

如此種種，腐敗的社會制度嚴重敗壞了中國軍隊的血，因此當史迪威作為中國遠征軍最高指揮官出現在緬甸的時候，他吃驚地發現原來中國軍隊的現實比他預料的還要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