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迷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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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七三年，我結束生活回到連隊不久，收到家裏一封來信。母親在信中告訴我，父親已經落實政策，從“五·七”幹校分配到川西北一個叫龍門鎮的地方工作，母親和弟妹亦一同遷出城市。他們都很想念我，等等。

這天晚上，我在地圖上查找許久，始終沒有找到那個偏僻陌生的地名。

又過了一年，我獲准回家探親。經過十幾天風塵僕僕的旅行，汽車終於在嘉陵江上游一個荒涼破敗的小站外面停下來。

我從車窗裏看見了久別的父親。

父親微佝着背，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勞動布工作服，四十多歲的人，頭髮已經花白。母親站在父親身邊，顯得那麼嬌小和弱不風。他們緊緊挽在一起，任憑公路上滾滾塵土落滿全身，望眼穿地盼望他們的兒子從遠方歸來。

我猛然鼻一酸，眼淚奪眶而出。

記得文革前，母親常常自豪地對我們説，她和父親都是在教會的搖籃里長大的。

教會學校是近代西方列強在中國推行平民教育的產物。學校主要開設自然科學課程，兼及傳播社會文化和基督教義。由於教會學校‮試考‬嚴格，收費昂貴，加上男女同校，授受不親，不大符合中國國情，因此往往只有一部分家境富裕和勤奮上進的學生能夠入學深造並且不致中途輟學。

我的父母親就是唱着讚美上帝的頌歌從幼稚園一直唱到大學畢業。

據説我父親的父親是個明、專制、野心和不屈不撓的小個子男人。他一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莫過於完成了從農村進軍城市的偉大轉折，並且從一個討飯的八歲小漢奇蹟般成長為一個擁有百萬資產的工業巨頭，創立了號稱“中國四大財團”之一的“武漢裕大華紡織公司（集團）”我父親在他眾多的兄弟姐妹中以想象力豐富和不安分著稱，因此沒少挨老太爺的枴杖，常常被揪出來示眾。但是，要將功折過取得老太爺寬恕並不困難，那就是好好讀書，分數掛帥。老太爺從未進過學堂，相當鄙薄婦女，但是卻推崇聖賢，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孔孟之道。因此聰明過人的父親便常常篡改出一些奇蹟般的高分數捧回家來報功，才避免了被攆出家門做漢的可恥下場。

漢口淪陷，全家人偕工廠搬往重慶。我父親考取一所名叫“博學（erudite）”的教會學校念初中，地址在江北區的黃角埡。他從竅角沱的裕華紗廠去上學，每天都要翻兩座山坡，走很遠的山路。

黃角埡位於長江北岸的山坡下，與繁華的市中心隔江相望，那幢著名的黃山別墅就坐落在黃角埡鎮外的山坡上。學校後門有一條青石板鋪成的小路上山，但是山上有別短槍的警衞站崗，因此學生們只能登上半山遠遠地張望一陣，望見樹林間隱隱綽綽的灰屋頂。

盛夏暑熱，有時大人物不喜坐車，就乘滑竿從小路下山，一前一後，跟了七八個隨從。總是女的在前，悠悠揚揚；男的殿後，穿青布長衫，興致的樣子。抗戰時候，國家領袖在民眾心目中還是很神聖的，雖然這種威望主要來自老百姓對國家權力的敬畏和崇拜。委員長似乎並不十分懼怕老百姓謀刺，所經之處也不戒嚴，行人遠遠瞻仰，也不會受到鞭笞或者驅趕。因此有一天，一個讀初中的少年人突然壯起膽子拉住滑竿，要同大人物講一句話，大人物竟然同意了。

“你説吧，我聽着。”大人物的聲音聽上去一點也不親切。

少年人開始膽怯了。他漲紅臉，結結巴巴問:“我想知道，我、我們什麼時候能回…原來的家去？”

“你原來的家在哪裏？”

“在漢口。”

“重慶不好嗎？”大人物皺起眉頭。少年人覺得大人物的表情同生氣一樣難看。

前面的夫人也停下來。她向少年人招手，讓少年人走到她跟前。

“你的話我聽見了。”夫人温柔地説“你是這間學校的學生嗎？”

“我們都是。”少年人指着那些站得遠遠的同學回答。

“讓我來告訴你，你們都會回到原來的家去的，我保證。”少年人呆呆地望着夫人，他覺得夫人的面孔生動極了，皮膚透明，泛着柔和的光澤，就跟畫像上的聖母瑪利亞一樣。他呆呆地站了幾秒鐘，突然心臟大跳，連告別的話也忘記説，就慌慌張張地逃走了。此後一連幾天，他在課堂上神不守舍，什麼也沒有聽進去，老師懷疑這個學生是不是在偷偷早戀。

這個喜歡幻想和不安分的少年人後來就成為我的父親。幾十年後，父親應我的要求把他的記憶積月累整理成冊，並且編上號碼，指定由我來繼承。

於是我父親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我正在寫作的這部長篇紀實文學的主人公之一。

2“珍珠港事件”發生的消息傳到重慶，人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博學中學的美國教師卻個個垂頭喪氣，如喪考妣。我父親班上有個數學教員叫白德理（johnbadery），二十幾歲年紀，瘦高個，脾氣極古怪，常常無緣無故衝着中國學生大叫大嚷，因此同學們背地裏給老師取個綽號叫“白鬼子”聽説白鬼子是在國內失了業才到中國來教書的，因此中國學生又不大瞧得起他，覺得他是個乞丐。

在美國人到處吃敗仗的子裏，白鬼子卻好像變了一個人，興高采烈，摩拳擦掌，彷彿他早就盼望打仗一樣。不多久，他果然被批准到澳大利亞去參軍。

我父親是班上的數學尖子，也是白德理的課代表。他雖然不大喜歡白德理，但是老師要去打仗，學生畢竟到惋惜。因此在白鬼子離校時，替他送行的人羣中只有一箇中國學生，那就是他的課代表也就是我的父親。

白鬼子絲毫不為自己的孤立而懊喪，亦不為中國學生的忘恩負義而氣餒。他起勁地拍着那個來替他送行的中國學生的頭，眼睛裏放着光，好像中了彩票一樣喜氣洋洋。

“我要去打仗了，鄧。”他威脅地晃動拳頭“你等着瞧，我們一定要打敗本人！我要叫小鬼子嚐嚐厲害。”白德理把所有的行李書籍都留給學校。自己孑然一身搭飛機離開重慶，他走的那天天氣晦暗，我父親目送老師消失在濛濛雨霧中，心裏悵然若有所失。過了半年，學校傳來消息，説他在南太平洋所羅門羣島陣亡。

白教員是個普普通通的美國人，也是我父親眼睛裏一個平凡而渺小的榜樣。他為人既不友善，又不謙虛謹慎，自高自大，我行我素，不大夠得上為人師表。但是他在關鍵時刻毫不退縮，有勇氣，有情，具有發自內心的愛國衝動和民族自豪，因此這種榜樣的力量便潛移默化地打動和影響了我的闊少爺的父親，充實和拓展了他的懷，後來又把他的空的英雄主義情變成一種腳踏實地的勇氣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