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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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茨的墓碑上刻着:他一生中原諒了許多人。也被許多人原諒。許多人，就是説不是全部，那個餘數中有我，也可能沒有。

坐在墓前的我慢慢地想着事情。煙從這七十多歲的女人身後升起。塘水和蓮花在我眼前成了莫內最後的三十八幅畫中的一幅。七十多歲的我會想起賀叔叔的去世，追悼會上擺一排他的書。我爸爸會被我攙扶，在人羣裏，因知道真相而多一層沉痛。還有什麼關係？反正什麼都留不下來，那些書是不是竊取都留不下來。真止的著者和冒名的，彼此彼此。無論真相怎樣不堪入耳，書已經先於著書人而逝去了。

現在我還完全不知道，誰會先走一步；誰會參加誰的追悼會。

在我七十五歲坐在墓前時，己經全知道了:墓裏是誰，墓外是誰。我的未來語態出了差錯沒有？未來完成式，這語態給人無際的展望，無際的宿命。

也很可能是我同賀叔叔站在一起，追悼我爸爸。案上沒有一部他生前的作品，這個刺目的空白讓賀叔叔很不安；每個人都知道死者生前從沒停過筆，都服貼過他的學識和才華；那夜動的筆，去了那個不見天的所在，終使那份卓越成了一場謊枉嗎？人們想起死者和這位高大的老人是不可生離的朋友，同時憶起死者曾給過這位生者一個大耳光。我看一眼賀叔叔:他原諒過許多人，也被許多人原諒過。他卻沒有原涼我爸爸在一九六六年給他的那個耳光。

這是我將在墓前席地而坐時想到的事情。那時，追悼會不管是誰的，都無所謂。

我讓你混亂嗎？

我還想起十一歲的暑假。一九六三年夏天。老婦人總是很有膽量去看她的少年時代。那個夏夜的觸立刻有了。它的聲音、動作、氣味所營造的質。火車窗外的光一股一股撲進來、每一景物，都帶有暗藍絲絨一樣的品質。絲絨的遲緩和陰影，那樣厚厚的深夜藍。我就躺在窗左邊的鋪位上，賀叔叔在右邊。

是的，你沒聽錯。

這對我很平常。父母常常把我託給一個朋友，由他(她)帶我到上海，在祖母家寄放一陣。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吵架，相互揭，或者公然説:要不是看在女兒面上。或者:就是因為懷上了女兒，我才非同你結婚不可。

這些話當然都是由媽媽來説。我爸狠狠地順着酒，狠狠地沉默着。

暑假前正好賀叔叔要去上海開會。我媽媽替我把兩件一模一樣的連衫裙放進一隻小藤箱。手輕輕推着我的後腦勺，把我推到賀叔叔懷裏。我的高度已達到他的腋窩。白泡泡紗的連衫裙到處濺着西瓜汁。十一歲的我因為發育而躲着口那層布的觸碰。一個階段我都是那種把自己的口躲開的姿態。所有那階段的照片都是這個姿態，眼神也是躲開的，有點窘又有點害怕地略伸下巴。

賀叔叔笑笑説:沒貼郵票啊？腦門上給貼個郵票咱們就給她寄到上海去！

他的手已經伸過來，要從媽媽手裏接過我了。接過的卻是我的藤箱子。他突然看見我那躲開他的眼神，睫細微的掙扎。他意識到某種不妥，我的高度，白泡泡紗浸印出一個苗條女孩微暗陰涼的皮膚，讓他這份臨時監護差使顯得不倫不類。

是我現在分析起來，把當時的短暫覺以語言歸納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事情發生後，那覺沒有語言地在我心裏待着。看這沙盤，小人兒、在沒語言的時候我或許也該被領到這兒來排演。現在我手指太大，捏不住他們。這個小人兒是代表父親？教父？神父？都可以。還有這隻恐龍。不是恐龍？是夢魔？噩夢。

噩夢，你看，與夢本身無關，在英文中是另一個詞:由夜晚和虛幻二詞的組合。我這樣説已欠嚴謹。也許是“夜晚”加上“月球上那塊遼闊的(曾幾何時被誤視為海洋)黑暗平原”？可以有更荒誕一種組合:夜晚/雌的馬類動物。類馬，不全是馬，近似中國傳説中的麒麟。那麼:夜晚麒麟/噩夢，可不可能呢？不可名狀和莫名其妙，夜晚無窮的可能。把這番不可名狀和無限可能以語言解述，必須犧牲和妥協。以犧牲覺的豐富而妥協於語言的準確。不成的人不是缺乏語言能力，是缺乏妥協的能力。肯定常聽到高中生和大學生五官起舞，張口卻只呼一個:“哇！”或者“噢上帝！”他們寧可過度貧乏也不讓他們年輕的覺妥協給語言；他們可不願意犧牲那意在不言中的豐富。

賀叔叔沒有像平常那樣用他的大手掌把我的頭髮亂，再抹平。他這次碰也不碰我，提着我的小藤箱，邁着閲兵大步。藤箱在他手中沒有一點分量，是個玩具。媽媽跟在他身後，講起我所有的生活陋習。賀叔叔笑嘻嘻的，看我用少年人都有的魯和簡潔語言回答母親。像是他專注於尋找車廂。

就是你們叫做包廂的那種。

是等級制度。你可不能花錢買不屬於你的等級，等級是榮授的，我們叫:待遇。

待遇，就是火車包廂，把賀叔叔和我與充滿汗氣和煤屑，不斷有人吐痰、昂揚音樂中某人無車票被逐出車廂的眾生百態的公有空間屏隔開來的私下空間。一切不允許被公眾共享的，就叫“待遇”再給你一個例子:賀叔叔還有個待遇叫“小灶”儘管他和所有人進同一個食堂，但他不必端着碗或鍋同幾百人站在隊伍裏。他直接走進屏風隔出的“小灶”屏風是碗櫥紗的面料，裏外全看透。賀叔叔是個非常隨和的人，在這時他卻面孔繃得很緊，濃眉低壓，像所有居要職的人那樣顯出稍稍的煩躁和沉重。走進屏風前他不和任何人説話；總是在進入屏風之後，他叫廚房雜工出來找一個某某進去説話。雜工説:某某，賀書記請你到裏面去談談。後來食堂虧損，漲了飯菜價，許多人家重新買鍋灶，飯廳內人煙淡薄下去，賀叔叔還是派人把某某叫到透明的屏風後面去談話。

門拉合，包廂裏很靜。賀叔叔從他的漱口杯中拿出洗臉巾，對我説；擦擦汗吧，小夥子！

對。小夥子。我當時就喜愛上了這稱呼。獷和豪放，我喜歡以後的幾十年他一直這樣稱呼我，它破壞了一種天定的規範，有種挑戰。作為一個女孩所存在的重重危機，所註定的痛苦，因其而生的拘束和發育時的輕微犯罪，都可能被否去。他這樣叫我，是他突然到一股壓力。男女被擲入一個私有空間的壓力。

是的。

但我此刻還不想叫它“的壓力”他小夥子長小夥子短地大聲叫我。很快我活潑和自如起來。他自己也自在了。再沒什麼不妥了。我們笑、聊着天上地下、一個十一歲一個三十七歲，不能相信他們有那麼多可聊。他微微笑着，靠在沙發上聽着他自己的思考。

時而會聽見一兩句“雷鋒叔叔”

“少年宮航模表演”或“普通活普及”他問我為什麼戴這麼破爛的紅領巾，我説，我們都喜歡當老資格；像你一祥，老革命。

他又問我:常見你脖子下面夾着個扁葫蘆琴，腆着肚子在上面鋸呀鋸的，那是十什麼？

我知道他在逗我，他不可能不知道小提琴。他就是要看我傻笑。

沒有別人。就我和他。

不知道。那時候不是很多人有這份包廂待遇，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