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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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暗了，但還是很暖和。我徒步從舊碼頭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雖然我已經去了我的上裝。我的雙腳火燒火燎的，但只是因為那沉重的鞋在讓它們受罪。此刻萬燈齊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順着艾斯特萊爾山腳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燈了。其中有三艘燈火通明，上掛燈光彩帶，倒影在水裏閃爍。

海灘上空無一人。我停下腳步，看湧上海灘的疲憊的波。一個老人跟我講話。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麼，後來我醒悟了。他在乞討，偷偷地、羞愧地乞討，因為他害怕警察，他們這裏止公開乞討。我給他十法郎，他説，他將為我祈禱。這種事總不會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點五馬克。事實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側行車道上，一輛輛車從我身旁奔馳而過。它們並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貴和最漂亮的汽車。汽車的橡膠輪胎在瀝青上輕聲沙沙。我往前走，尋思像拉克洛斯給我的名單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樣富得油，會有什麼意思。但我怎麼想也想象不出來。又有一個人跟我講話。他一身白西服、藍襯衫，繫條白領帶，孔武有力。他問我有沒有火讓他點支煙。

我摁着打火機，在亮光下我看見了那張臉。只是有點太和氣了，英俊得過了頭。火熄滅。年輕人道了一聲謝又走了。從這一刻起，我覺有人在跟蹤我。我猛轉身幾次，都不見有人。但幹我這一行對這種事還是很的。有人在跟蹤我，也許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側，但有人在跟蹤我。我終於到達了“莊嚴”酒店，橫穿過行駛道和中間線。在酒店大院裏，在花圃周圍，大轎車首尾相接。先生們身穿白燕尾服，夫人們身穿如夢的晚禮服，珠環玉佩，鑽出車來。

“這裏有什麼事？”我問一位僱員。

“一場盛宴，先生。”當時這個詞對我還很新鮮，如今我已對它習以為常了。在戛納不停地有盛宴和雞尾酒會，特別是節——大多是在兩家新開張的大賭場之一舉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裏。我簡直無法穿過大廳，那裏擠滿了人。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出租車司機和傷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説得都對:戛納有特別美麗的女子和特別富有的男子，他們以一種我還從沒見過的方法讓他們的子和‮婦情‬掛滿首飾。大餐廳裏傳來一支小樂隊緩慢的音樂，酒吧裏傳來另一支。我坐電梯去五樓我的房間。當我推開門時，我聽到電話在響。我在客廳裏拿起電話聽筒，客廳的牆上貼着金的緞子。我坐到一張白和金的簡樸而又別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廳裏只有白和金的簡樸而又別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紅和白的調，衞生間裏鋪的是黑瓷磚。

“我是盧卡斯。”我説，把聽筒湊在耳朵上，一邊扯下我的領帶，掉一隻鞋。

“你聽着，你這混球，”一個男人的聲音用不帶口音的德語説“你最好什麼也別手，明白沒有？滾開。如果你明天中午還在這裏，我們就要幹掉你。我們不會再事先警告了。”

“誰…”我剛開口，線路就斷了。

那個講話的人一定是在他的聽筒上蒙了一塊布。那聲音聽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沒有口音。這麼説還是有人在跟蹤我了，當我掉第二隻鞋時我想。要不然電話不會等我一進房就打進來了。這種事對我沒什麼新鮮的，早就不會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約熱內盧發生過，在安哥拉、在貝佛利山發生過，另外在香港也發生過。不管怎麼説，我覺得這動搖了我的上司的理論，他説銀行家赫伯特-赫爾曼是自殺身亡。

我走進浴室，往浴缸裏放水，得一絲不掛。雖然有空調我還是熱，我在淌汗。我以防萬一嚼了兩粒藥丸，然後拿起聽筒，向總機報了我連同地址記了下來的那位昂熱拉-黛爾菲婭的號碼。那邊只響了三聲，她就拿起來了。

“喂？”那聲音聽上去很平靜。

“是黛爾菲婭夫人嗎？”

“對，您是誰？”

“我叫羅伯特-盧卡斯。我來自德國。請您原諒，我這麼晚還打電話。我希望我沒有打擾您。”

“我正在收看電視新聞。”

“那我呆會兒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經結束了。有什麼事？”我告訴她我的職業，問她，我能不能同她簡短地談談。

“當然，盧卡斯先生，如果這能減輕您的工作的話。”出現了一陣冷場。

“夫人…”

“嗯。”

“我是説…”

“我聽到了。我也講德語。但不…不喜歡講。請您別生氣。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

“我理解。”

“您講一口出的法語，盧卡斯先生。咱們相互用法語談，行嗎？”

“行。什麼時候？”

“您等等…明天十點有人來，我為他畫像…”在我講話時我聽到一個輕微的男人聲音。這一定是那位新聞播音員，我想。

“九點成嗎？”

“當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話…”

“噢，我總是早起。那就九點吧。地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