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一九四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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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納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底到達好萊塢。之後不久，他得悉《郵報》已同意採用《老爺的屋頂板》，這是關於農村人民和農村教堂的一個喜劇故事。這是個好消息。以前的拒絕太多，他很缺錢。他肩負着仔細地編好組的有着其債權人名字的總帳，來到了加利福尼亞。因為他“並不比縣長好多少”他需要省錢償還債務。

在以後的幾年裏，他正是那樣做的，但是他已停止了出版著作。六年前，他寫完了另一部小説。七年前，他在一份大雜誌上發表了另一個故事。他為金錢苦惱和自己的秩序不能擺好萊塢而煩惱。這時，他經受着另一個枯燥無味的鬱郎不樂的時期。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八月之光》和首次到了好萊塢以後，經過幾個月的奮鬥，不能寫完任何東西。但是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乾旱持續時間那麼久而且緊張，以至於情況似乎本不同了。關於這個時期，我們知道幾個情況:這個時期正是在他寫完了真正獨創的和偉大的作品之後；他是懷着厭惡的心情進入它的，曾經為克服困難一再地奮鬥着，它永遠給他留下了記憶。因為福克納終生艱苦地進行寫作，他可能非常需要休息，人們肯定會説他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是一個除了工作就不知道怎樣生活的人。甚至他所喜歡的業餘愛好並不是獨立的，它們主要是生活節奏的變化，意味着給他以愉快，雖然這是真實的。假若不是對一上午長時間的工作到滿意，那麼午後的太陽、森林和馬就會失掉其閃閃的光輝。他陷入被人忽視的地位，使他難以對自己所寫的東西到滿意。往後邊一看，他瞧見長長的一排書，其中大多數都沒有出版。但是撇開被人輕視不管，他總是對自己現在寫的更興趣，而對過去寫過的東西則興趣少些。特別對他這樣一個把過去看得那麼重要，把寫作看得如此需要的作家，他又是一個“應時的”小説家，這是令人驚訝的:他的許多小説——就時間順序而言，從《蚊羣》到《去吧，摩西》，從質量説，從《航標塔》到《聲音與憤怒》——都代表着他對閲歷或危機的即時反應。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不得不到某些地方，從而增加了閲歷。他的寫作的較大提綱不是從主觀願望而來，而更多地是被發現的。他發現某些事情等待着他用書面語言把它表達出來。他的整個一生一直在發現——在被拒絕、沮喪、失望、命運中令人驚訝的逆轉、失敗的羅曼史和夭折——種種淵源，刺着他，將其寫成小説。儘管心情亂槽糟的時候多極了，大多數都是關於家庭、女人和金錢方面的，然而他卻一直在發現他所需要的另一件事情:他自己的一間房子和他在裏面長時間進行寫作。

雖然好萊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人心煩意亂，然而它們對福克納的影響不如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所引起的情緒不安那麼大。雖然福克納不喜歡好萊塢並對戰爭到痛惜，他覺得這兩者都使人不得不行動。和它們比起來，光是言詞似乎太沒有力量，等於枉然。來得快而又持續久遠的是時光正在耗完的思想，是生死命中註定不會在“我們的無意義的編年史中留下任何重要痕跡”的思想。許多年裏，他曾經認為，他啥也不要，只憑孑然一身、語言和想象力，就可以掌握任何經歷，戰勝任何現實，不管它們是多麼令人神昏目眩或威脅人。在某些作品裏，他強調他自己想象的境界的真，在另外一些作品裏，他卻玩味那些境界的虛構狀況。但是在這兩種作品中，最近在《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經越過了關於對藝術的人工雕琢的憂慮而走向忠實於藝術的力量。目前，年歲正在耗盡，力也在衰竭，他發現自己已處於另一個關鍵時刻，不料卻發現環境對“寫作不利。”結果證明，這個經歷，改變了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他的寫作。因此，他表現為一個更加具有説教，或者至少是預言的小説家，或者是一個講話更加坦率的公民，特別是關於種族與戰爭的問題上是如此。然而關於這個發展中值得奇怪的是，這除了使他得到所需要的明白曉暢和贏得社會的聲譽之外，它是使它導向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學見解的途徑。到頭來，他的新作，特別是《寓言》，不僅反映着他在好萊塢獲得的技巧，而且也反映着他作為一個詩人在其文學事業的初期的態度。

他得悉黑爾登合同的細節後，他的第一個不如思索的傾向是行。

“它是一長串的選擇，十三週——十三週二十六週——二十六週，然後是一連串的五十二週的選擇。”他寫信給哈羅德·歐怕爾説。但是他很少有選擇的餘地，他明白這點。在一週以內，他就簽字了，相信瓦爾納兄弟公司的代表傑姆士·蓋勒提出的保證:這個電影製片廠以後會和他談判一個新合同，允許他“實際上在奧克斯福進行寫作，時間可以在他願意的任何時間之內。”他簽字的時候，住在一家不太費錢的作住家用的海蘭德旅館的一個房間裏，正與羅伯特·巴克勒合寫一個關於查理士·戴高樂的一部影片·他給自己系統地安排的生活規則是簡單的:他計劃艱苦地寫作以保持自己的工作和改善他的合同；他計劃過簡樸生活以便省錢和還債。常工作常常使人煩躁。他説:它可能是“枯燥得要命的生活”但是他滿意地看見他的債務減少了，他見到了老朋友們很高興，特別是見到了梅塔·芮布勒爾使他高興。

一九三九年四月，梅塔·芮布勒爾在新奧爾良與福克納相會後不久，她回到了紐約，希望改善她的夫關係。翌年一月，她和烏爾夫幹移居加利福尼亞，仍然希望有一個新的開端。在那兒，她恢復了她的職業，在那兒，短短的恢復之後，她的夫關係破裂了。福克納聽她回到了紐約，就寫信給她，將甜的回憶與痛苦聯結了起來。他説，他所需要的是一個新的女人“一個體的痰盂”然而就他對梅塔的瞭解，使其他的女人不可能。後來梅塔告訴他，她已動身去加利福尼亞，她的夫關係快完了。他回信説，他也要回好萊塢去。在這之後，他寫信説，儘管是錯誤的開端，又長期拖延，他還是來了。然後，在最近的一個七月下午的旁晚，梅塔在她的房間前停了下來，發現他“在那兒盤腿坐着？他的行李在台階上整齊地堆着。”自從他倆在好萊塢林蔭道上散步，去到馬索·福蘭克餐廳飲酒和吃東西以來，五年已經過去了，許多事情都已變化，福克納的年齡和情況也不同了。一九三七年，他似乎仍然年輕，每週掙一千二百五十美元；一九四二年“看得出他已經老了”（他的頭髮灰普灰普，眼神“象鷂鷹似的老而謹慎”），他每週掙三百美元。他們不考慮他們不能予以改變的情況，努力再開始“好象依然當年，時間一點也沒有逝去似的，”不料卻發現，他們生活在一起“已不似當年，那種情況已一去不復返了。”梅培希望重新恢復他們所失去的東西，建議，他倆努力生活在一起，以保護他們曾經一度知道的東西，福克納答道，在好萊塢作此打算“會是一個可悲的錯誤”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不屬於某一特定時間的地方“南北戰爭之前的、堂堂皇皇”在那兒，他們中的“一個對另一個可能有過錯。”他一旦相信了那種可能的結果，就試圖為之。但是他在婚姻方面的經歷太多了，他無意再嘗試一次，特別是不願意在他所知道的象好萊塢這樣糙的象賤價的金屬片似的閃閃發光的世界裏重複此事。雖然不是那麼熱情的愛人，然而作為非常講究的情人和真誠的朋友，他們可以重新開始他們的戀愛，而不致損害他們對自己的美妙的羅曼史的回憶。首先，他們在一塊兒歡度長長的幾個鐘頭，吃東西、飲酒並且談情説愛。大多數時間，他所談的都是舊時的情思:談到吉爾、談到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納的令人沮喪的合同，關於他最近想參軍的意圖；關於他已經寫的一些書和準備寫的書。但是恢復了他們“夜復一夜合歡”之後，不久就放棄了它。他們兩人都需要更加獨立。梅塔作為電影腳本管理員的事業正是紅火之際，她需要保護它。福克納想去拜訪杜洛賽·帕克並與其他作家們在馬索·福蘭克餐廳及夕陽林蔭大道或拉努林蔭大道的樸勒斯登·斯特爾吉斯的演員們歡度社晚會。他有時和霍華德·霍克斯及克拉克·佳寶一道出去打獵或垂釣。有時，他和魯斯·福特一道去參加小丑集會，魯斯·福特是福克納當系主任時的一個女學生，在這兒他首先會到她時是個女演員。後來，他想成為她的情人，他將要求將他們的關係“升級”但是目前他是作為她的“男朋友”同她玩。

在這個電影製片廠，他寫了一系列電影腳本，其中大多數都是與戰爭有關的。當戴高樂在倫敦和華盛頓遭到輕視的時候，他的第一次任務的成果被當成廢品給扔掉了；但因為好萊塢正以創記錄的速度出影片，需要提供足夠的電影腳本。《戴高樂傳》仍在寫作中，他短時間裏還幫助霍華德·霍克斯寫作《空軍》。他放棄了戴高樂傳的寫作，轉而寫《解放者的故事》、《一個投彈手的生死搏鬥》與《戰鬥的呼喚》。因為傑克·瓦爾納對所有的作家都一概予以藐視（他把他們叫作“發育不全的笨蛋們”），在華爾德的作家們都心懷仇視，認為只是聽從召喚。福克納覺到他的大多數同事們，其中包括裏查德·阿丁登、斯蒂芬·朗斯翠堤和湯姆·傑布對他都是友好和談得來的。弗里德里希·福斯特是較為知名的馬克思派，結果是一個狂醉濫飲之徒和對福克納的小説的崇拜者。約·帕於諾，特別是題為《路迢迢》的一部小説的作者阿爾貝特·伊沙克（巴斯）·貝仁萊茲成了他的持久的朋友。有一些好萊塢作家，主要是朱裏絲·弗仁曼，對文學毫不關心，因而無視福克納的較大貢獻。他們認為他似乎是不稱職的。但是福克納尊重技藝，甚至在好萊塢的技藝他也尊重，即便這個技師似乎陷入黑暗時，他也很尊重。此外，他覺到作為一個電影腳本作家的不足之處。他充其量只能將霍克斯給他要作的東西修補修補或改寫一下而已。他集中注意於某個特殊鏡頭，而不願意去寫敍述的長長的連續鏡頭和囉囉唆唆而不間斷的講話，電影腳本的其他一些作家們則把後者認為是自己的特徵所在。因為他覺得自己密切注視着戰爭，他認為他的任務的大部分至少都是稍為有點興趣而已。有少數證明是有引力的。假着他老是從事電影工作，那麼這種時候至少似乎是對的。

“我覺得相當好，”他寫道“頭腦清醒，我要寫作以便使這個電影製片廠滿意。”在第一個十三週期限臨近結束的時候，他等待着，盼望電影製片廠能夠很好地實踐諾言，給他一個新的合同，付給尚好的薪水。傑克·瓦爾納用舊合同來拴住他，在另一時期裏，薪水只作微小的增加，福克納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狂飲至人事不省。巴斯和梅塔將他在電影製片廠外藏了起來。幾天以後，他回來工作，他的朋友們保住了他的工作。但是他是痛苦的，也到減輕些。他知道，傑克·瓦爾納待他不公平。他覺得“自己掙的錢比那些在文學上小有名氣和在電影上有一點子經驗的其他作家們掙的少得多。他為此到生氣。”他急需錢，因此限制了他的選擇，這增加了他的憤怒。據目前的合同，他只能使他的債權人們擔心焦慮，要花好幾年才能償清他的債務。

為了能夠鬆快些，他要求一個月假期，以便他能夠在羅萬·俄克過聖誕節。傑克·瓦爾納同意了這個要求，條件是，他繼續寫《解放者的故事》。給的錢比他期望的稍為多一點，他和他的家人愉快地過了聖誕節。他的子帶來的兒子馬爾科姆和他的侄女傑姆士·福克納不久將離開奧克斯福去歐洲或去太平洋，在他們離開之前，他希望和他們談一談。最為高興的是他看見了吉爾，他從來不習慣於她不在。唯一的壞消息是從蘭登書屋來的，通知他，他一九四二年的上演税總計三百美元。但這只是證實了他已經知道的事情:他將不得不辭掉“至少是部分時間寫作的電影腳本作家的職務。”福克納知道自己必須離開羅萬·俄克，以便使這件壞事“有所挽救”他回到了好萊塢，希望多省點錢，少呆些時候。一月，他想告假幾個月，假期從四月份開始。興許那時候，他能夠回到自己的工作上來。四月和五月份處去了，他並沒有離開。他的決心動搖了，以飲酒澆愁。六月份的大部分時間，他搬動來搬動去，或者依靠醫生和護士們的照顧，或者靠象巴斯、梅塔與約·帕幹諾這樣的朋友們的關懷。他討厭好萊塢和瓦爾納兄弟公司，他有點希望這個電影製片廠會使他的合同終止。然而七月份，儘管有六月份的成績，這個電影製片廠還是採取了另一個要求履行合同的特權:這一次是五十二週之內每週工薪四百美元。他得到自己曾經害怕然而又需要的一項決定的鼓勵，回去與霍克斯一道寫作《戰鬥的呼喚》，這是一項他在四月份放棄了的任務。霍克斯一再自居是獨立的製片人，僱用福克納作為電影腳本的作家。不久，這部福克納早先丟棄的電影腳本作為關鍵的考驗，浮現在他心頭。他寫信給愛斯蒂爾説，假若他既要滿足電影製片廠，又使電影導演滿意，他立即可以達到兩個目標:他可以從“七年的合同中”解出來，瓦爾納兄弟公司現在同意，一旦他寫了一部成功的影片，立即撤銷這個合同；並且他自己可以得到霍克斯的承認，因而解除他“關於走向暫時破產的再次憂慮。”在福克納情緒高漲的時候，愛斯蒂爾開始懷疑“霍克斯先生是否會要他的老秘書回去，”她繼續説:雖然現在她既不嫉妒他的尋歡作樂，也沒有發現梅塔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雖然，愛斯蒂爾關於有梅塔·杜赫蒂存在的想法是對的，但是她關於福克納的熱情的據的想法則是錯的。幾周來，瓦爾納與霍克斯一直在進行關於金錢的議論。在八月初，即福克納給愛斯蒂爾寫信幾周之後，他在情中大體講了他的舊希望的另一種想法，即將自由與財政安全結合起來。這時，霍克斯離去了。福克納一聽見放棄了《戰鬥的呼喚》，就向最近的酒吧間走去。他竭力繞過一次失敗，請假離開。他要求離開六個月，不領薪金。到八月中旬，他可以離開了，雖然期限規定是三個月而不是六個月。

福克納竭力在加利福尼亞寫作，既在他在海蘭德的房間裏寫，也在鄰近的平房裏寫。他希望而且需要“開始寫一部新小説”並且寫些新故事。他在給哈羅德·歐伯爾和羅伯特，哈斯的幾封信中提到了計劃的程安排。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送給哈羅德·歐伯爾一首關於青年飛行員在當年的“題為《老練的空中英雄》的三頁長的一首詩。”你還有一次飛行巡邏，去引導年輕的人們，他們和我們當年一樣，要求的只是死，不是為新的重利盤剝者所搞的新的出賣去死，這幫人有着同樣的舊的錯誤和恥辱。

但是戰爭和關於戰爭的電影加上黑爾登和一些合同主宰着他的通信，甚至充滿了他的生活。幾年來，他一直需要和進行短途旅行。但是現在，他的短途旅行把他帶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並且呆的時間太長。他一回到奧克斯福就持起他悉的事務，似乎希望它們會幫助他重新捕捉某些被忘卻的節奏。他檢察了羅萬·俄克需要修繕的地方和在格林菲爾德農場照顧好牲口、糧食和裝備。在奧克斯福《鷹報》對他的一次訪問中，他表明，他一直在進行寫作，因為他的合同將他寫的一切東西都給了瓦爾納兄弟公司，他才只是停止了出版。但是甚至當他談到一些新故事和一部新小説時，他的憂慮加深了。他早年曾經憂慮用空話代替行動；如今他擔心用計劃的空談代替寫成的作品。

九月底，他終於恢復了寫作，他用多屬於好萊塢的風格和題目來寫。這時，霍克斯為《戰鬥的呼喚》一書出去了，福克納與導演亨利·哈薩魏及製片人威廉·巴契爾談與瓦爾納兄弟公司毫無關係的一個計劃。在這些談話中，他們達成了幾項協議:第一，他們將進行合作，以製作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個無名士兵的傳奇為基礎的一部電影；第二，那部傳奇必須是一個情的故事；第三，除他們可以分享這個電影腳本外，福克納可以寫他自己的一部小説或戲劇；第四，在解除了和瓦爾納兄弟公司的合同之後，他可以提前寫一個提綱，然後寫整個電影腳本。

“我現在正在寫一個東西，”福克納寫信給哈羅德·歐伯爾説“它將有一萬到一萬五千字。它是一個寓言，興許是對戰爭的控訴，因此現在可能不會被接受。我正以便概的方式將其寫出。”在一九四三年開始寫的這部著作，福克納花了十年功夫才將其寫完。也是將近那麼久，才給它取名為《寓言》。在快寫完的時候，他據瞭解認為那是他的一部傑作。寫這部著作證明是超乎他想象的困難。在好些年裏。他刪去的頁數就堆成了一大堆，其中包括在這部書中實際上每個場面的修改或廢棄的稿子。他的體會是既疲憊不堪又欣喜若狂。

“假若我年紀更大一點，有這部鉅著傳諸後世，”他寫信給薩克斯·康斯説“那麼我幾乎就想在這兒把這支鉛筆斷，扔掉。”他指着一個鼓鼓囊囊的皮包對一個吃驚的人説，這裏有“這部書的稿子，它可能是我們時代裏最偉大的一部著作。”然而，儘管寫作非常艱辛，心情變動不居，這部著作的基本特點則是早就確定了的。比他所寫過的其他任何書，其中包括《去吧，摩西》一書，他的這部新著作在思想上更加戲劇化一些；他心中的想法打一開始就具有深思慮、象和教導的質，因而它更加是寓言的而不是對比的。在所有這些方面，這個新計劃反映出福克納作為一個藝術家的作用的基本概念的一個轉變。他説，這個戰爭是“不適宜於寫的。”它侵害了生動；事先就贏得了注意，使藝術無能為力。而且它是在錯誤的時間到來的，當時他“太年輕了不會不受動”然而又太老了以致不能參加戰鬥。他既到事變的戲劇又到有解答的需要。他寫信給他的繼子説，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為什麼一個男人，不管他多麼聰明，都堅持他的丈夫氣概要得到公眾證阻，即:他的勇氣和毅力，他願為他的祖先們成長的祖國犧牲自己的願望。”希望能夠證明他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幹得那麼多，然而他知道自己太老了，可他不願意承認，他決不會知道響應集合號的光榮。

另一次難以捉摸的戰爭之後，他計劃着寫一些故事，意在表示一個英雄的願望和表現英雄的光榮。幾年來，他為那些計劃一直到不安，甚至當他到不願意、不能夠放棄它們時，也到不安。他將他的英國皇家空軍肩章上的一顆星送給他家庭的一個戰士，解釋道，他在德國丟掉了他的軍人身份證明牌。興許他的侄兒的指揮官會讓他戴上這顆星，作為幸運的護身符，他知道，這顆星是在英國皇家空軍當過兵的教父送的。但它與他正在考慮的昔的光榮的一些故事或象徵沒有關係。它在戰爭期間的作用小，戰後卻起了大的作用。雖然小夥子們認為“在戰場上，肯定是自由第一”

“當人們又回家去的時候”他仍然“穿着便服在那裏為我們照看東西”雖然他太老了不能作戰了，他可以寫作電影歌頌英雄們並且寫成文學作品勸告他們，使有準備和鼓勵他們。寫信給他的繼子和侄兒説，（如他所表明的）這些人想“長期當兵？並且太受説教的影響了。”他依然決不認為，只是照料照料就是適當的任務了，他更深的意圖是集中於戰後的子。

“興許那個時候，老人們的時代又會到來。”自然，這個問題在於較老的男人們那時可能作的是什麼，特別是象他這麼一個“啥都不會做，只會使用語言的男人”能作些什麼。他所發現的這個答案必須處理兩個本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在他原先預料之中或者原先就希望出現的，其中的一個變化是悉的，另一個變化則令人吃驚，這兩者，他都在給馬爾科姆·弗蘭克林的幾封信裏講得詳詳細細。馬爾科姆已經成了他“親愛的兒子”

“我們總是在和許多舊的錯誤與可惋惜的事作鬥爭，它們既是我們每一代人繼承下來，也是產生出來的。我們將贏得這個勝利，之後我們必須，我們必須打掃乾淨這個世界，以便使人們又可以在其中和平地生活。我相信我們會贏得勝利的。”假若這是對的，他所預期的第一個變化似乎是明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類型；那麼第二個變化就幾乎是幻想的了。已經變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假定會形成的情況，即到達和平的序幕，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必然會預示一個種族公正的新世紀。他寫道:“一箇中隊的黑人飛行員曾經終於説服了國會，讓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去報效他們的國家。當他們在盤特雷利亞島①那樣做的時候，一羣白人暴徒和一些白人警察卻在底特律殺死了二十名黑人。假若你和我及我們中的其他幾個人住在剛果，那兒七十五年前就以一個敕令獲得了自由；我們自然不能和黑人們住在同一個公寓小屋裏，也不能經常乘坐同一輛汽車，不能在同一個飯店裏就餐，但我們是自由的，因為偉大的黑人神父是那麼説的。”隨後有了一個戰爭“至少我們可以説服偉大的黑人神父讓我們也參加戰鬥，”不料得到消息説，我們在戰鬥的時候，我們的人民有二十個“被平民和警察的混合暴徒所殺害了？你將會作何想？”

“這次戰爭的結果將產生一個變化，”他接着説。

“如若不發生變化，政治家們和管理這個國家的人們不被迫講出漂亮的政治術語；即口若懸河他講些什麼自由、自由權、人權，那麼你們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將會蹉跎掉你們的寶貴時光，那些不能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也是白死了。”雖然福克納知道，他不得不等到這次戰爭結束，然而他無意等到可能發生的變化結束之時。在戰後時期，他寫信給馬爾科姆説“我可以作的單單是使用語言，我的任務將是重新整頓世界，以便全人類可以在和平中生活。”他早先就寫過“較老的人們的時代將要到來，我們這些人象我一樣，對國事的發言是清楚的，我們太老了不能當兵了，但是還沒有老到我們也變成了另一批老朽不堪的老人，在此時刻眼睜睜看着退後到過去的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時代去。”福克納關於作為臨時的戰爭觀點和他作為個人分水嶺的關於戰爭的思想比較起來，在藝術上是沒有地位的，這終於是不足為奇的——這一事實標誌着他已經寫的那類小説的終止和他正在準備寫的這類小説的開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延長了離開的時間以便寫完他從九月份就開始寫的梗概。到一月，他開始予以修改時，他關於這書的思想變了。現在，他知道它是一部書而不是一個電影，他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寫它。他思想中的教訓主義仍然保持着，一點沒有減少。他在九月份把這部著作説成是“一個寓言，興許是對戰爭的控訴。”可是他在一月份，卻把它説成是一個論據，其要旨是人類不敢糟蹋掉其保衞和平的“最後機會”福克納預料到戰爭可能使其發生的變化，他憂慮，這將超過他的有生之年。他準備從短篇小説和小説變動到説教的故事和寓言，從拐彎抹角變為坦率，從“毫無影響的”小説的形式變成至少對變化起辯論作用的形式。但是他覺得時間正在耗光。

“我有着相當好的才華，興許象同時代的任何人那麼好，”他給哈羅德·歐伯爾寫信説。

“但是我已經四十六歲了。因此，我的意思是不久將會使‘有’變成‘有過’。”假若戰爭提出了一個問題（“雖然我現在生活在戰爭中是太糟了”），錢卻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形勢卻迫使他花出很多時間去掙錢。然而他已經預料到一個更危險的問題:寫作他的寓言會是痛苦而艱鉅的，這不只是因為他年紀大了，寫得為那麼快了，而且也因為他在試圖掌握一種文學的樣式，這是和他的才華不怎麼相稱的一種樣式。

梗概已經修改完，現在是“加工使之華麗”的時候了。雖然他一方面希望延長離開的時間，以繼續寫他的寓言，他仍然要去魏斯特旅行，比起一年以前，他也不那麼害怕了。中斷的時間長一些特別有助於使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上來。興許他能夠寫出他舊的半年計劃的新的改寫本。假若他知道呆在好萊塢與在奧克斯福有着同樣長的時間，那麼他就可能發現這幾次旅行並不那麼會引起破壞作用。他所需要的是以某種方式保持他的生活的兩種情況，使之互相“隔絕”起來，以便使他不得不做的工作不致玷污他希望去做的工作。

福克納回來後不久，將他在海蘭德的房間與巴斯·貝仁萊茲及他家人的一間備用的房間作了調換，後者剛好在山塔·孟尼卡北的一個景宜人的地區。雖然這個房子離電影製片廠有幾英里遠，他沒有汽車，可住在那兒寫作很好。他喜歡和巴斯的換，周圍景絝麗，他不那麼到寂寞了。在幾個月的寫作中，他也進展比較順利。在困難重重的開頭之後，似乎他可以與哈爾·瓦麗斯合作寫一個關於羅伯特·李·斯科特與飛虎隊的電影了，他開始寫作以恩斯特·海明威的《有與無》為基礎的一個電影劇本。

即使作朱裏絲·弗仁曼的合作者，福克納也覺得《有與無》是自《轉向》以來，好萊塢提供給他的最好的工作。雖然，這個電影是由瓦爾納兄弟公司作財政上支持的，可是這個商業冒險屬於霍克斯。他為了表示自己的獨立，當傑克·瓦爾納走近佈景時，他乾脆就停止了工作。霍克斯寧願工作人員辛辛苦苦工作，儘管開點玩笑也不礙事，他有一套籠絡他們的技巧。因為他喜歡在他走過的時候，即席演奏，他的作家們在工作上能夠與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密切合作。梅塔·杜赫蒂在那兒，漢弗萊·博加特、勞倫·巴卡爾與霍基·卡米契爾也在場。幾年以後，福克納對《有與無》的明星漢弗萊·博加特表示特別傾慕。但是他租霍基·卡米契爾飲酒、談天，興高采烈，他並與勞倫·巴卡爾一道仔細觀看和工作，也興致盎然。

“她象一匹小馬駒，”他對魯斯·福特説。

五月，福克納關於《有與無》的寫作完稿了，他在這個電影製片廠附近的一座私房裏租了一個房間。除了到他對貝仁萊茲一家打擾太久之外，他已到越來越心緒不寧，因為他的債務已經減少了，他希望在馬索·弗蘭克斯俱樂部消磨更多時間，以便和朋友們談天和宴飲，不僅與梅塔，而且還要和珍恩及約·帕幹諾，後者是瓦爾納兄弟公司的一個作家，他離開了科洛拉多州，希望成為一個小説家；與歐文和貝蒂·弗朗西斯，後者來到加利福尼亞，希望掙很多錢，以便回新奧爾良去；還要與愛德蒙德·科恩往，他是一個藝術家，靠出租費那德爾菲亞和布魯克林的住房維持主活。但是它的成員們都共同有着幾項偶然的興趣以及有幾個明顯的興趣。歐文·弗朗西斯是託姆斯·烏爾夫的朋友，後者是福克納經常讚譽的一個作家。象福克納一樣，愛德蒙德·科恩喜歡朗誦莎士比亞的作品。只有約·帕幹諾和愛德象德·科恩似乎讀過福克納的許多小説，然而這個組裏所有的人都喜歡聽福克納講家庭、斯諾普斯家族和他們的計劃、密西西比的森林和林中的鹿、熊與浣熊。若干年後“貝蒂·弗朗西斯回憶起他講家庭和森林中小動物的習的一些“小東西的故事”的情景。她説，它們都是字斟句酌而又有趣的故事“用辭的真正含義上美極啦，”特別是對在好萊塢在生活上遭到不快的某些人來説，更其如此。福克納關於《有與無》的作品“在整個電影製片廠為他贏得了很大的敬重”而他對這件事則處之泰然。他開始了一系列新的任務，仍然同吉利·華爾德之類的人在題為《該死的，不要喊！》和《唐璜歷險記》的電影腳本上進行合作。這時，他舊的憂慮增加，他不能剋制了。一月，他回到了好萊塢，希望進行寫作。五月中旬，他的稿子仍然沒有變動。他在“爭鬥與恐怖時期”在電影方面的極大努力只證明它們自己與其説是無所成就不如説是大大加深了他的覺:藝術是留下來傳諸久遠的東西之一。然而他自己仍然要靠創作:他決不會長久地停止寫作而不到損失，並害怕他絕不會找到回頭的路。

“我什麼時候和假如再幹，”他告訴哈羅德·歐伯爾説“我將寫信給你。”但是他沒有作出承諾，沒有引起懷疑。

甚至也不希望重新得到讚譽這減輕他的沮喪情緒。五月初，他開始寫回信給馬爾科姆·考萊。考萊計劃寫一篇長長的論文，以有助於“矯正福克納的價值與他的聲譽之間的差距，”他希望知道福克納是否會見他並回答關於他的經歷和目的的問題，以表示合作。福克納關於“傳記部分”是有保留的，但是他高興會見和談話，並表示。

“我非常希望這篇文章寫出來，”他説。於是，他似乎瞥見了這次與命運攸關的通信的意義所在，他繼續表明他保持着的抱負，儘管他已經到疲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