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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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引起蒋介石的神经紧张，各国使节很少私下接触。像欧文这种信奉中庸之道的家伙，就更不敢直接找苏联大使谈话。

“对对胡，给钱吧。”周赫煊推牌摊手，他才不想介入两个外国佬的话题。

表面上看，苏联和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是对中国抗战的极大打击。但事实上，这是对中国很有利的，因为苏联和本签署合约的目的，是为了让本放心南下，可以提前让本和英国打起来，并且把美国也拖入战局。

美国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苏密约已经签订了，只能说服苏联加大援华力度，让本对苏联有所顾忌，不敢真的放心进攻东南亚。

今天的牌局只是初步接触而已，互相试探试探，然后各自把情况发回国内。

说起苏联和本的互不侵犯条约，崔可夫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从国府那里搞来本在南方的军事布防情报（中国从一架坠毁的军飞机上缴获的），复印之后发回苏联，斯大林收到这份情报以后立即答应和本签署密约。

那份军事情报，把军对东南亚的战略企图暴无遗，这让斯大林终于松了口气，于是添把火让寇放放心心南下。

“开饭了，”崔慧茀走进来，笑道，“各位先生，吃完了再打牌吧。”崔可夫耸耸鼻子，兴奋地说：“是麻辣火锅，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周赫煊道：“还准备了高度白酒。”崔可夫拍着周赫煊的肩膀哈哈大笑：“周先生，等你以后去苏联，我请你喝纯正的伏特加。”众人围着火锅坐下，欧文没有再提正事，而是跟崔可夫说起中国军队的情况。

崔可夫一边大嚼肚，一边摇头道：“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了，贪污腐化成为常态，官兵矛盾十分严重。士兵生活困难，无法足温，健康状况更是恶劣。我曾到前线阵地考察，有一次让我印象深刻。102师居然有一半以上士兵患有疟疾，而且得不到医治。后勤部门说已经调派了药品，前线指挥官又说没有收到药品，我搞不清楚他们谁说的是假话。还有中国的参谋总部官员，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300个师里有多少士兵，因为大部分的部队在吃空饷，一个编师只有四五千人属于常态。”张恨水听得一脸羞，这虽然不是他干的，但作为中国人，还是不想听到自己国家的军队被外国人如此鄙视。

崔可夫几杯酒下肚，越说越起劲：“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获取这些类似情报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军方就没人认真管理过这些事情，我可以轻松打听到，本间谍同样可以。中国前线部队的情况，对于军来说几乎是透明的。所以中国的军队很难打运动战，一是他们的士兵太糟糕，二是他们的行动路线很容易被敌人获知。中国最明的指挥官们，每次打运动战时，都不敢把太过具体的命令下发到部队，这也算是他们的补救预防措施吧。”欧文仔细聆听并记在心头，他需要知道这样的消息，而崔可夫也是故意告知的。

几人打牌到傍晚，各有所得，都心情愉快地离开周公馆。

周赫煊则叫来林国达，吩咐道：“国达，把这份报告送去云岫楼，亲手到蒋总裁手上。”周赫煊又不是傻，两个外国佬在自己家打牌，百分之百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他干脆主动把欧文和崔可夫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让老蒋明明白白的知道，剩下的就不关他的事儿了。

欧文和崔可夫显然也是清楚的，所以他们故意选择在周公馆接触，以此来打消蒋介石的警惕之心。

此后的几年里，周公馆几乎成为这些外国使节的特定场所，隔三岔五就有人来打麻将吃火锅。周赫煊烦得都不愿自己写报告了，直接让崔慧茀、马珏，或者是林国达代笔，反正都要给蒋介石过目。

第979章【抗战时期的教育】周公馆的常家用，都是在张乐怡那里支取，然后由崔慧茀调度使用并记账。

七月只过了一半，崔慧茀就喊没钱了。

张乐怡把钱给崔慧茀以后，忍不住在周赫煊面前抱怨道：“唉，这米价又大涨了。”

“涨了多少？”周赫煊随口问。

张乐怡说：“涨了三分之一还多。”周赫煊有些惊讶：“马上就要收获稻谷了，米价应该下跌才对。就算是法币贬值，按理说也不应该米价大涨啊。”张乐怡解释道：“政府刚刚颁布了法令，今后田赋一律不收法币，改收实物。粮商们一个个都开始屯粮，市面上的粮价也全线上涨，连带着蔬菜都开始涨价了。”周赫煊顿时无话可说，粮税只收实物，这是倒退回哪个朝代了？

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纸币，现在连自己都不认了，这让老百姓如何是好？农民才是真的苦，辛勤劳作把粮食种出来，一大半都要上政府和地主。剩下一点余粮拿去卖，得来的钱几乎是废纸，估计买食盐等必需品都不够用。

国府如此做法，必然让法币大贬值，而且贬得比前几年更狠。

不过法币的大崩溃，还要等到美开战以后。

在1941年之前，法币是可以在全国通的，包括共据地和占区。而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本彻底占领上海，没收英美等国银行和国在上海的财产，法币与美元、英镑的兑换途径直接断掉。

如此就酿成一系列后果，法币不再被国际社会认可，而且失去了外汇兑换途径。本又趁火打劫，一边大肆制造伪币，一边把占区的法币拿去国统区和据地购买物资，造成国统区和据地法币泛滥且物资失严重。

终于，共据地受不了了，不得不驱逐法币而自己发行“抗币”。

国民政府没办法啊，只能继续使用，由此法币变成了只在国统区通行的地方货币。那币值是打着滚儿的往下跌，不怪孔祥熙无能，就算把全世界的经济专家都请来也没用。……合川，育才学校。

上半年的学期刚刚结束，但下学期的经费还没着落。特别是法币贬值，粮价飞涨，这让陶行知急得团团转，奔走数倒是筹了一些钱，但那点钱都还不够给老师们发工资的。

“叮铃铃！”陶行知接起电话，有些烦躁的问：“你哪位？”对方说：“我是中央银行的邱毅成，行政院段处长的侄子想到中央银行工作。这是个纨绔子弟，我们领导不想要，就问他是哪里毕业的。那小子非说是民国十八年从晓庄师范毕业，但又拿不出学历凭证。陶先生，那小子下午要来找你开证明，希望你不要给他开任何证明。那是个混账公子哥，来中央银行工作只能坏事，对国家对百姓都没有好处！”陶行知问：“他叫什么名字？”

“段志开。”对方回答。

陶行知说：“你下午派人把那个学生的档函函件送过来。”晓庄师范是陶行知以前办的学校，内迁时他把所有档案都带到了重庆。

这种找人开后门的纨绔子弟，换成别人直接就推掉了。但陶行知却认认真真去查档案，果然发现1929年那一届有个叫段志开的学生。他收到中央银行的函件后，立即回函写道：经查证，该同学确系1929年从我校毕业，学习成绩合格，学习社会学……

中央银行收到回函气疯了，连忙打电话过来：“陶先生，请你通融一下，帮我们把这个关系户推掉。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本事都没有，进了中央银行也是个吃闲饭的。”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说：“不管他现在好与坏，也不管你们要不要他，我只是真实的反映情况。他就是晓庄师范毕业的，我只能证明这个。”两天后，那个叫段志开的青年提着礼物上门，说要谢陶校长帮忙。

陶行知闭门不见客，只写了一张条子：“我是从事教育的，一直在强调真实，但愿你没把我的真实用坏。”段志开拿着字条愣了半天，也不知在做着什么思想斗争，突然放下礼物转身就走。他没有去中央银行报道，而是选择参军打仗，最后牺牲在抗战场上。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七月下旬。

陶行知从合川来到周公馆拜访，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听说周赫煊捐款大方，于是来这里碰碰运气。别的学校多少还有点政府拨款，但育才学校却是民办的，所有经费都靠陶行知到处化缘解决。

“陶校长，稀客，稀客！”周赫煊笑着接。

陶行知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的说：“周先生，实不相瞒，我这次是来请求帮助的。育才学校的经费不够了……”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问。

陶行知说：“一万法币。”周赫煊笑道：“现在物价飞涨，一万法币哪够用？我给你十万！”1941年夏天的一万法币，只够买几十袋面粉。

陶行知刚坐下就重新站起来，抱拳道：“都说周先生是及时雨，这回我是真的相信了，陶某不尽！”周赫煊说：“以后学校资金不够，尽管来找我。”陶行知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挥舞，连连说道：“多谢，多谢！”希望小学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办的，军入侵华北之前，周赫煊就让文绣等人带着学生南下。现在大后方已经有80多所希望小学，主要收战争孤儿和贫寒子弟入学，顺便也帮一些低级知识分子解决了生计（当老师）。

如果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点，那无疑要数教育事业了。

抗战初期，蒋介石就特别做出指示，把学生从征兵对象中剥离出来，并大力发展教育来为战后恢复做准备。八年全面抗战打下来，国府的地盘越来越小，经济越来越困难，但教育却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大后方）在校小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300万，增长至1943年的676万。在校中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48万，增长至1945年的120余万。在校大学生数量（含专科），从1936年的4万，增长到1945年的8万余——其中还去除了大量辍学参军的学生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