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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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

“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间称“恩来”公事和社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俱厉“是谁告诉你的？”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枕下，起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把钥匙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死后，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邓颖超说:“你怎么给我，我怎么还给你。”周恩来笑得更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条呢…”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源首先不是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情基础。加深这种情并使之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子最大的足，这无疑是他们夫之间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一起喜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这是夫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情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帐”我说:“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申请补助…”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一体，大姐更高兴，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生活不能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闲的一点时间，给夫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雪，喜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栋小楼造型巧雅致，院草木丛茂；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