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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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莫利诺的直觉告诉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可能是一条重大的新闻，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没成形，也不具体。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她还不知道她究竟要调查些什么。另一个是，她需要给《加利福尼亚检查报》搞别的常报道工作，这就限制了她进行那捉摸不定的调查的时间。更加重她的困难的是，她还没有对任何人透过这件事，特别是没有跟《加利福尼亚检查报》那位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谈起过。这位主任总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丝毫不理解，施展巧计和耐心等待有时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极其重要的两种手段。就南希来说，这二者她都兼备。

自从那次在金州电力公司股东年会上，尼姆·哥尔德曼怒气冲冲地对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以来，她一直在使用那两种手段。

“他”指的是戴维·伯德桑。

当然哥尔德曼当时是发了脾气，本没指望她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南希却真的这样做了。

她早就对伯德桑到奇怪。南希往往觉得那些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被迫者一边的人们，或者说希望你认为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人们，有些靠不住。而戴维·伯德桑就是这种人，南希通过亲身经历，深知这种口“自由”、“人民”、“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们”往往一心想当“老大”而把别人撇在老远老远的后面，捡些残羹剩饭。她亲眼见过的这种情形简直是多得很——不仅白人里有，黑人里也有。

南希的父亲，米洛·莫利诺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以公益为己任的人。他是个建筑业的承包商。他一辈子都直言不讳地追求一个目标:把自己从一个出生在路易斯安那①农村的黑人家庭的穷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实实干成功的。现在，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亲，南希注意到，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以及尊重别人作人的尊严，给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过一千名政治活动家之。那些人，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从来不必出钱付给别人工资的”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白人。他们做出一副要凭他们个人对三百年来黑人受的奴役赎罪的样子。这些白痴的行为使人到:只要是黑人，就从来不会干出什么错事——不会。南希拿这些人寻开心，对他们傲慢无礼，看着他们逆来顺受，不计较她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个黑人。每当他们这样做，她对他们的轻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并不看不起尼姆·哥尔德曼。事实上，她反而逐渐喜他，佩服他了。不过尼姆要是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哥尔德曼恨她戆直，这一点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从不设法加以掩饰:他恨这样的记者，也恨这样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这种恨，与她的肤无关，即使她是个白种人、黄种人、或者皮肤略带紫，这种恨也是同样强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诺这一点上说，哥尔德曼可以说是个盲。

这倒也好，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点反常地喜惹哥尔德曼生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兴！当然，过分了也就不好。有两回她确实得他狼狈不堪，可是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她也觉得不公平了。再者，这家伙真是有种，而且正直。而那次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这样的评语的。哥尔德曼在那次会上说了老实话，后来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关于这次听证会，她不得不照实写了一篇报道，因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个好记者，而这就意味着要冷酷无情，把个人的情和好恶放在第二位。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妨碍她对哥尔德曼表示同情，衷心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她能和他更悉一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会告诉他所有这些想法的。

同时，南希·莫利诺还认为，她不再把哥尔德曼当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戴维·伯德桑身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

对伯德桑她当然决不赞赏。即使据她目前进行的初步调查，她也十分肯定这是个冒牌货，甚至还可能是个骗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东大会后不久，她就悄悄地开始调查伯德桑搞的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这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因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余暇来进行，而有几段相当长的时间，她本不出空来。不过，尽管进展缓慢，结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发现，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那时，通货膨，加上石油价格上涨，使电力煤气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这些费用的增长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难。就在这时，伯德桑公开宣布他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了。

他的浮夸招摇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把成千上万的人拉进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雇用了一大群大学生挨家为他宣传。南希找到了几名给他干过这种事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这一番经历深表不。

“我们当时以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帮助贫苦大众，”一个当时的大学生，现在做建筑师的人告诉南希说。

“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干的主要是给戴维·伯德桑个人帮了忙。”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接着讲:“我们出去宣传的时候，都带上发给我们的请愿书。这都是伯德桑让人印好的，请愿的对象是州长、州的参众两院、公用事业委员会等等，应有尽有。请愿书强烈要求‘对经济困难的居民用户降低电力煤气价格’。我们挨家挨户地请人家签名。真见鬼！你说谁会不签？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另一位替他搞过宣传的人——一位答应南希在这同一时间来介绍情况的妇女——接着说下去:“伯德桑要我们等到签了名之后（而不是在签名之前）就向签名的人解释:组织请愿这种事是费钱的。请大家给这次请愿运动捐款三元好吗？这三块钱还包括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一年的会费。到这会儿，跟我们谈的这些人也觉得我们为这件事出了不少力，应该向我们表示谢意，这一着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伯德桑对这是非常拿手的。结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贫苦户，不肯捐这三块钱的。”

“我想，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不正当，”那位年轻的建筑师说。

“除非你认为募捐的款项大大超过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实际需要，才是不正当的。但是，伯德桑对待替他干活的学生的办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伯德桑答应我们，”那个青年妇女说“每捐到三元钱拿出一元给我们作工资。但他坚持全部捐款必须先给他，说是为了入账，以后再付给我们工资。付给我们钱的时候真是‘以后’了，而且是‘大大以后’了。甚至就是那么晚，我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只是本来答应给的四分之一，每三块钱里我们实得两角五分，而不是一元。当然，我们和他争执过，但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们当初误会了。”南希问:“你们当时没有文字上的凭据？”

“没有，我们当时相信他。无论怎么说，他是站在穷人这一边反对大企业的，或者说我们当时以为他是这么一个人。”

“另外，”建筑师又说“我们后来才发现，伯德桑有意识地跟我们分别单独谈话。这样，我们就没有证人了。可是如果要说我们误解了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误解居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本不是什么误解的问题。”那年轻女人说“伯德桑是个骗子。”南希·莫利诺请这两个人和一些别的人估计一下总共捐了多少钱。伯德桑在公开声明中说，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有两万五千名会员。但是和南希谈过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也许有三万五千名会员。果然是这样，那么扣除了付给别人的工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第一年的收入可能接近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现款。

“你看真是开玩笑，”建筑师在南希告诉他这个估计数字的时候说道。

“伯德桑的这个行当就是赚钱！”他懊丧地说“也许我搞错了行当吧。”南希发现的另一情况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捐款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戴维·伯德桑还在雇用大学生，——总归有需要打零活挣钱的新一代大学生。他的目标是每年发展更多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会员，同时也动员现有会员继续参加。看上去伯德桑目前不再欺骗雇用的大学生了，他或许意识到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干而不被人抓住。不过肯定是有一大笔现款又进了电力为人民服务会。

这笔钱伯德桑是怎么花的？似乎难于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不错，他的确在好几条战线上积极地、大声疾呼地反对金州电力公司，有时还很有成绩，于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很多成员就相信他们的钱并没有白花。不过南希对这却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