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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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律师仍然没有反驳，再问:“胡锡涛先生的回忆中，明明是说余秋雨先生用学术方式抵制了当时的大批判，为此，胡先生还向余先生表达了钦佩和抱歉之情，你现在要把这件事情完全翻过来，我现在再问你一句，能提供任何一点点翻过来的证据吗？”被告开始亢奋，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大家都很明白，我自己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听到这里我不能不闭住了眼睛，想着法院西边当年叔叔的墓地，法院东边当年爸爸的隔离室。然后我睁开眼睛，扭头找窗，希望能看到一九六八年冬天在这里长久注视过的萧杀云天，但这个审判庭没有窗。

在法庭的原告席上，我一次次咬着嘴提醒自己:千万忍住。

这有点困难。因为我只要一开口就会说到当年的真实灾难，声音就会变调。鲍律师事前听过我的叙述，知道我的弱点，就一再告诫我:“你尽量少说，让我来说。”我努力让听觉麻木，只是长时间地盯着对面被告席上的那个老年男人，不断自问:站在佛教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我在说明事实真相之后，能够原谅这个人吗？

哪怕有最后一丝可以原谅的理由，我也要抓住。

终于，我抓住了。──我想，自从我起诉之后，海内外媒体均有报道，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欧美华文界的读者们得知基本案情后，大多认为这是最典型、最严重的诽谤案件，但在中国大陆，凡是在媒体上发言的文化人，全都支持被告。他们完全不在乎我起诉的内容，只说“这是言论自由”、“不能让司法干涉文学批评”、“文化人不应该动辄打官司”、“名人难道不会犯错误吗”、“法律应保护弱势群体”

…

等等，让人不得不叹息，这片土地离“言论自由”、“文学批评”、“弱势群体”等等概念的本义确实太远了。因此，被告只是一大群人的一个代表，而这一大群人，又代表着一段漫长的历史，代表着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代表着一种社会灾难的生成机制、蔓延机制和复燃机制。这么大的空间含量和时间含量，投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本身就有被原谅的理由。

想到这里，我随手翻了一下由法庭复印换的双方证据。被告拿出来的“证据”不出所料，果然主要是那个金牙齿提供的，与孙维世命案完全无涉，只证明金牙齿“清查”过我。让我兴趣的是，被告还把我十四年前写给他的一封回信当作“证据”给了法院，证明他那么早就在“研究”我了，与我有过一次通信往来。由此，我读到了自己十四年前的匆忙笔迹。我在那封信的末尾冷冷地写道:大文溢美之词颇多，由我荐出似有不妥，只得奉还，请谅。

这封信寄出的期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九。

读了这封自己写的信，我的心态更平和了。你看早在十四年前，他与我之间，已经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我已经在用如此峻冽的口气教训他溢美和求荐的失当。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对他进行一点教育？他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但当代优秀的台港作家几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像他这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我很清楚。他褒我贬我，都无关憎，只是一种追赶，一种试探。他对报刊是仰望的，刚纔我的律师问他证据，他回答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这居然成了他的“证据”了，当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真实。他从报刊动向中寻得选题，为了发表，把话说得更加极端，试着投稿，正好投合了报刊追求耸人听闻的企图，果然命中。他觉得有那么多“重要的”报刊垫底，而所有这些报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对这样的人，很难认真生气。

就在这时，我发现法官的眼光转向了我，并对我说:“原告要不要对今天的庭审作最后陈述？”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则。但一说到“学术研究”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个极端说起。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来分析。他在那里写道: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我说，这里讲的全是“好话”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戏剧美学》，更何来“卷帙浩瀚”？一个人书写得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来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个学者能对某种文化作出“最终的探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朱熹、王明都不能，你怎么轻易地加到了我的头上？

我劝他仔细想想这种奇怪的吹捧和后来奇怪的诽谤之间的共通关系。

这次庭审结束之后，被告又几度被法院从湖北传唤到上海，我就不出场了，一切由鲍律师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报纸上说自己清贫，付不出官司的赔偿款项，更动了恻隐之心。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还问鲍律师，如果到时候判下来了，他拿不出赔偿款，法院会怎么做？鲍律师说:“强制执行，一点儿也不会客气。”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赔款了，光让他道歉就成？

鲍律师说，这岂不就成了调解了。

我说，那就调解吧。

法院听说我有意用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要被告写一份调解草案。被告在调解草案上表示，会在他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几家报刊上发表致歉声明，他还把这些报刊列了出来。我对鲍律师说:“到报刊上一家家发表致歉声明也得花不少钱，我们干脆好人做到底，只让他在法庭致个歉，不要他在报刊上一一致歉了。”那天，当鲍律师向法官转述我这个意见时，连法官也很惊讶，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被告道歉，承认所发表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我宣布放弃赔款要求，但全部诉讼费用还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数字很小，我问过。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事毕，走下法院台阶时鲍律师问我:“不让他登报致歉，文化界舆论仍然不知真相，怎么办？”我说:“这些年来，那些人从来不会对我说好话。既然他们不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们知道不知道真相。”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后在社会上、媒体间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我说:“希望他不会。如果他不会，我也不会在文字间提到这件事情。但这位先生，确实有点难说。”果然，后来被告在湖南卫星电视上说这个案件，连我的主诉内容“孙维世命案”都掩盖了，还在重复所谓研究李白不必向李白调查的可笑自辩，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最近他又宣称还将就此写一本书。这本应重新起诉，但我还是再一次原谅了他，只是不得不在这里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考虑到他毕竟曾经向我正式道歉，仍隐其名。

我与鲍律师边走边说，已经从法院边门走到马路上。临别，鲍律师站住，郑重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起诉背后那个人？”他说的那个人，当然是指多次给我制造了重大的人生灾难的金牙齿。

鲍律师知道，我这次起诉被告，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有关金牙齿非法窝藏和散布整人材料的证据。现在，证据拿到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之怨。但这个金牙齿，却让我受到一种横贯几十年的“新仇旧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记他，但他总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你眼前。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也放过他吧。算起来他已经很老，听一位记者说，他身体很不好，他的子不断为他的行为与他吵架。…年龄法则超过其它法则，我永远也不会去惩罚一个老人，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懂事的老太太。祝他晚年安康。”其实，世间很多事，人们只想探究底细，并不想对这个底细有所行动。

此生就是来解谜的，人生的引力主要由悬念构成。当答案一经显，在心底叹一声“果然是他”就已非常足，不必留连过度。

历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惩罚“冤主”的，仅让受害人和读者的眼光最终扫到他，并注视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蒙的烟雾中。甚至，欣赏着这个背影以什么样的身手一次次逃。一旦惩罚，便落入因果报应的通俗套路，虽未尝不可，却降低了等级。

文学作品是这样，真实人世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