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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的罪证只有一条:她在北京观看《沙家浜》时，说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严凤英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声誉，应该远远高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员吧，但仅仅就是她在观众席里说的这五个字，使她遭到毁灭的灾难。她在自杀前曾到北京有关领导部门求助，但她已经“攻击”过“革命样板戏”没有人能救她。

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杰出的中国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当年看了“革命样板戏”之后发表了一句口头评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不错，《海港》不太行”被人揭发，也被加上了“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其实揭发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剧作家，当然知道《海港》在编剧技巧上还没有入门，更知道他的揭发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但他还是揭发了。我不想讨论这位剧作家的人品，只想说明在当时，即便是两个真正的戏剧专家谈论了一下某个样板戏的编剧技巧，也会面临大祸。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区某镇一个茶馆里有一位农民故事员在讲述“革命样板戏”的故事《智取威虎山》，这本来也应该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晓得他的讲述中没有照搬“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而是稍稍作了一点比较有趣的发挥，便认定是“歪曲革命样板戏”逐级上报。最后的判决是张桥作出的，实在让人骨悚然:毙。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狭小的知范围之内，至于全国有多少近似的悲剧，连想也不敢想了。现在那几台“革命样板戏”又以“现代革命京剧”、“现代革命舞剧”的名义到处演出，甚至演到了台湾，据说还颇为轰动。许多晚会上也会频频出现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剧团”中的原班人马。

这可能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宽容，但我想，时代也应该宽容巴金老人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白天听到几句样板戏晚上还会做噩梦。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他一定立即关掉。如果是在电视里看到，而同时看电视的还有很多家人，他会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把房门关上。因为这些唱段不管多么好听，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恐怖之音。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革命样板戏剧团”里的那些主要演员。我作为一名戏剧学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宠的演员也只是工具，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自己说成是受尽委屈的艺术家，又觉得过分了。戏曲演员可以不懂宏观政治，却不可以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在你们这小小的一拨人享尽人间尊荣、出入如同国宾的十年间，不必说全国人民，只说你们所知道的全国数十万同行在哪里？在干什么？当九州岛大地没有一个角落不响彻你们演唱声的漫长岁月，他们在发出什么样的呻？当然，严凤英不是你们死的，故事员不是你们毙的，徐扶明也不是你们关押的，但你们应该知道，死严凤英、毙故事员、关押徐扶明的政治势力，与哄抬、呵护、打扮你们的政治势力是同一批人，而且，是出于同一个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听过“革命样板戏剧团”演员的报告。不听不行，是政治问题。他们的报告倒也不像当时别的报告那样充大批判的火药味，而只是不断重复一种受到江青“无微不至关”的幸福。由于报告者是演员，总是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使幸福更加幸福。但是，又由于他们缺少语言控制常识，表述失度，使很多听报告的人都以为他们时时能够见到江青。这当然不是事实，但他们在那灾难岁月享受着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却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拥有的安全系数，甚至高于当时的左派领导人。那是因为，这几台戏已经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这些演员的形象，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图腾。

这种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构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权力文化。全国文艺工作者在经历了所谓“攻击革命样板戏”的铁血恐怖之后终于获得了特赦式的恩赐:移植样板戏、宣传样板戏、研究样板戏、描绘样板戏、拍摄样板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标志之一是上海居然拥有四台样板戏，占了全国全部样板戏的一大半。上海这几台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很快又成了国家文化部长，这届文化部长的权力，远远高于历届其它文化部长。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声势煊赫、直达天庭的“样板戏文化”我觉得，上海文化从原来的开放宽容走向后来的自闭排外，有好几道负面门坎，而嚣张十年的“样板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对上海戏剧学院略表自豪了。在当时笼罩全国的“样板戏文化”中，以西方戏剧文化为主课程的上海戏剧学院已经看不到专业前途。江青显然是鄙弃话剧的，又传说泽东主席从来不看话剧，他把没有唱腔、做功的话剧看成是“开会”说他白天开了一天会，不能让他晚上再开会。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话剧死定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死定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样板戏。例如以样板戏作教材，请样板戏演员做教师，或者，以样板戏神来排演一些革命话剧。做这些事并不难，毕竟都在戏剧领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险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学院的任何派别、任何部门，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运动以后接受过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创办这所学校时所制定的国际、经典、实验标准，已经成为一种遗传和惯，居然在灾难岁月中也没有完全消解，这真是令人惊讶。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们弯下来去朝拜样板戏，几乎没有可能。

于是，工宣队想把那个样板戏演员的父亲当作重磅炸弹来轰一轰的企图，也完全无法实现。

这个院子太悉一个配角演员的父亲对戏剧的意义，因此黑衫男子只不过是黑衫男子，没有构成威权，甚至没有引起注意。这在工宣队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教学制度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冷漠和抵拒，他们当然气不过。黑衫男子踢我一脚，还准备踢其它人，是发积怨。

挖防空一段时间后，那个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工宣队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内，说:“听说你的业务水准最高，从明天起，每天劳动结束后写一份挖防空的劳动进度简报。这位是邵师傅，”他指了指边上一位秃顶的工宣队员“给你在文字上把把关。”我以为他不说“在政治上把把关”是为了减少我的政治力，谁知那位秃顶的邵师傅真的要在文字上来纠正我，而且只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昨天你写的简报，有六处语法错误，四处修辞错误，要改一改…”其实那份简报顶多只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页。

我等他一一指出后点点头，说:“按你的改吧。”心想，他们多么渴望在专业领域完成占领，今天且让他完成一次。

这个秃顶的邵师傅看我这么谦虚，态度立即变得和气。他关上门，轻声告诉我，他因家贫没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工余时间还看点书，翻到过一本谈语文常识的小册子。他好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高纔生怎么会犯那么多语文差错呢？”我想告诉他，语文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套子。如果当作套子到处套，就会发现世界都是错误。但当我抬起头来发现他的目光中充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当时的一句语:“不是说，读书越多越愚蠢吗？”他笑了，说:“不要太灰心，你还年轻嘛！”以后好些子我天天听他讲“语文差错”实在受不住了，便动了一个不太厚道的脑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学荣广润脾气特别温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让他来替我抵挡一阵吧。主意一定，便找到秃顶的邵师傅说，我的语文差错给工宣队带来那么多麻烦，于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荐在这方面成绩比我好得多的荣广润，来写劳动进度简报。

“比你成绩还好？”秃顶的邵师傅有点惊讶，又有点兴奋。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语法和修辞方面。”我说。

“那就让他来试试吧。”邵师傅立即憋足了劲，准备对付荣广润的语法和修辞，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几天之后，荣广润哭丧着脸向我直摇头，说:“全是你干的好事。”我央求他:“你千万要耐心顶住。”直到很多年后纔明白，我当时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倒不是对不起荣广润，而是对不起文化。

任何带有颠覆心理的文化扰者总是竭力装扮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来抢夺颠覆权力。对此我们不应采取不屑理会的游戏态度来讳避。据说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对于各种政治陷害不予抗辩，有一次却对一个专来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诸多差错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声:“去！”

“文革”后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考教授”运动。一大批工宣队员、造反队员一定要考出个“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结论来，全都翻着《赤脚医生手册》考医学教授，翻着《学生小字典》考国学大师，据说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识错误”教授们受尽屈辱之后，终于投以鄙夷，投以呵斥。

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对于那个秃顶的邵师傅，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训斥他几句的，一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么样？可惜我放弃了，真有点悔恨。

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护的文化防线。

情况似乎悄悄有了一点转机。

林彪事件后，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泽东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外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从农场回来后虽然已经见过几次面都还没有长谈，就问:“爸爸，我去农场几年，你还好吗？”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立场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