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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他们都说是我杀害了他，是么？”黑暗中，龙子的声音，好象久埋在地底的幽泉，又开始汨汨地涌现上来。

“我杀死的不是阿凤，阿青，我杀死的是我自已。那一刀下去，正正中我自己的那颗心，就那样，我便死去了，一死便死了许多年——”我们两个人，肩靠着肩，躺在一铺垫着浸凉藤席的沙发上。在南京东路三段的一条巷子底，王夔龙父亲那幢据时代留下来的古旧的官邸里，我们躺在龙子从前那间临靠后院的卧房内。脚下，点着一饼浓郁的蚊烟香，香烟袅袅上升，头的纱窗外，几扇芭蕉的阔叶，黑影参差，忽开，忽合，在扫动着。院子里有夏虫的呜声，颤抖，悠扬，一声短，一声长。

“许多年，我藏在纽约的曼赫登上，中央公园斜对面七十二街一座公寓大厦的小阁楼里，变成了一小不见天的野鬼。白天，我躲在百老汇一家地窖酒吧里，打零工，赚些零用钱。到了深夜，到了深深的夜里，我才面，开始在曼赫登那些灯光灿烂，行人绝迹的街道上起来，从四十二街一直走到第八街，走到两条腿酸疲得抬不动了，我便在华盛顿广场的水池边，坐了下来，坐在那里，坐到天明。有时候，我乘地下车，在纽约的地底下，横冲直闯，从一路车换到另一路，一直乘到方向完全失，才从地底下爬出来，跨入一片完全陌生的黑暗地带，在那些黑影憧憧的高楼中间，盲目地转起来。有一次，半夜三更，我闯进了哈林黑人区，那个夏天，黑人暴动，每夜都有警察在跟黑人揪斗，那晚我走到一团黑漆漆的人群中间，也给警察拳打脚踢赶上了警车，捉到拘留所去。可是那时我并不懂得害怕，因这我一点觉也没有——“一个风雨加的夜里，我站在河边公园的一棵大榆树下，雨水从树叶树枝上冲下来，浸得到全身透透，我的双足陷在泥沼里，愈陷愈深，泥浆灌进了我的鞋子内，冻得我一双脚都发了麻，我一直望着远处华盛顿大桥在风雨中闪烁着的灯光，全然忘却了还有一个人跪在我的脚下，在啃食着我的身体。又一个大雪纷纷的冬夜，我在时报广场一家专演黄电影的通宵戏院里，倒在最后一排，昏昏睡了过去。醒来时，大概已是清晨，一间又黑又大的戏院里，上上下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银幕上人体跳，可是我完全没有看见，只是当我低头看表时，手腕上那只我在台湾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给我做纪念的劳力士却不翼而飞，让人家顺手剥走了。那些年，我在纽约的街头上，前前后后，大约总吃了几百只牛过了吧。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牛饼是什么味道，我失去了味觉，嚼什么东西，都如同木屑一般。有一次，我在格林威治村买了一只牛饼，一口下去，把舌尖咬下了一块来，一嘴的血，我自己也不知道，和着自己的血，把牛饼一齐下到肚里去。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恢复了知觉——“那是一个圣诞夜，纽约大街的圣诞树上都点了红红绿绿的彩灯，到处都在唱平安夜。那晚落雷落得早，五六点钟，曼赫登巳经变白了，人们跟家人聚在屋内，开始圣诞晚餐。我也跟着一群人，在吃圣诞晚餐。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个，有六七十岁全身松弛得象只空皮囊的老人，有十几岁四肢刚刚圆滑鼓的少年，有白人、黑人、黄人、棕人，在那个圣诞夜里，我们从各处奔逃到二十二街躲入一幢又黑又旧的高楼里，在一间间蒸气漫的密室内，我们赤着身子，围在一块儿聚餐，大家静默而又狂热地噬着彼此的体。我离开那间三层楼象一般的土耳其蒸汽浴室，走到街上，外面已经曚曚亮了，天上的雪花给寒风刮得飞，到处白茫茫的一片。我坐地下铁回家，走过中央公园门口，突然间，里面树丛中闪出一团黑影来，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平常夏夜里，中央公园那一带树荫下，经常人影憧憧，在那里互相追逐，就是冬天，有时候，还会剩下几个孤魂野鬼，在寒风中，徬徨徘徊，直到天明。那天，我已疲力尽，遍身麻木，于是便加速脚步，往七十二街家里走去。走到公寓门口，后面跟着我的那个人，却追了上来，声音颤抖地叫道:‘先生，有零钱么？我饿了。’我回头看，发觉那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裹在一件黑呢带斗篷的大衣里，斗篷盖在眉上，遮掉他半张脸，他佝着背，一身抖瑟瑟的。我对他说，我楼上有热可可，他便跟了我上去。进到房中，他去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暗红破旧的套头紧身衫，出他那瘦羸的身子来。他有一头大卷大卷乌黑的头发，蓬松松地堆在眉上，一双大得出奇的黑眼睛，深深嵌在他那张削薄青白的上，烁烁发光。他看起来约莫十六七岁，象是一个波多黎哥的孩子。我冲了一杯热可可端给他，他接过去，双手捧起杯子，也不怕热，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得光，他那张冻得青白的脸上才渐渐泛出一丝血来。他坐在我的沿上，一双大眼睛闪烁烁地望着我，在期待着。我知道，那些孩子们要的是什么，二十块、三十块，一个礼拜的饭钱，一个礼拜的房租。我过去伸出手去剥他的衣服，我要尽快打发他走，好蒙头睡觉。当我的手指尖戳中他的前，他突然啊的一声惊叫了起来，我赶忙缩回手，孩子抬起了头，对我歉然地笑着，可是他的眉头却紧皱着，一双大眼睛好象痛得在迸跳似的。他自己缓缓地将衣衫卸下，出了赤的上身来。在他那瘦骨棱棱青白青白的膛上，横横斜斜，赫然印着几条伤痕，条条有手指大小，青的青，红的红，叉的地方，一块伤疤，有酒杯口大，正正在他的心口上，伤口破了，发了炎，浮肿起来，鲜红的，在淌着黄的浆。孩子告诉我，前几天的一小晚上，他在公园里，撞见一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带上挂了铿铿锵锵白铜锁匙有待狂的家伙，将他带了回去，用一长长的铁链子把他捆绑了起来，鞭着他象狗似在地上爬。‘绑得太紧了，磨破了——’孩子指着他口上那块酒杯大的伤疤说道，他嘴角上一直浮着一抹歉然的笑容，那一双深坑的大眼眼，闪烁烁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在他心口鲜红的伤疤上，看见了那把刀，那把正正在阿凤口上的刀。阿凤倒卧在地上，一身的血，也是那样望着我，一双大眼睛痛得跳，可是他那抖动的嘴角上，也是那样，挂着一抹无可奈何歉然的笑容。多少年来，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失去了知觉。可是那一刻，那一刻我好象触了高电一般，猛地一震，心中掀起一阵剧痛，痛得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我抓起那个孩子一双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拚命。我跪倒在他面前，把他那双又脏又裹了雪泥的靴子掉，捧起他那双僵冻肮脏的脚，搂进怀里，将面腮抵住他的脚背，来回磨擦，一直‮抚‬到他那双僵冻的脚温暖了为止。那个孩子被我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也不顾他反对，把他抱上了，替他去衣，去找了一瓶双氧水，用棉花蘸了，替他把他上的伤痕轻轻洗干净，然后将一张厚厚的毯盖到他身上去。我坐在他头边的地板上，守着他，直到他闭上眼晴，疲倦地睡去。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斜对面中央公园里，树上地上都盖了一层洁白的雪，太刚升起，照得一片晶亮，眩人眼目。我企立在窗前，一身的血，在翻腾，在滚烧，脸上一阵阵的热，如同针刺一般。从前的事，一幕一幕，象万花筒似的，拼凑起来。猛抬眼，我瞥见窗玻璃里，映着一具骷髅般的人影，多少年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那个孩子，在我那里居留了三个多月。他的名字叫哥乐士，哥乐士是波多黎哥人，是从圣璜来的，他的英文破破碎碎，夹了西班牙话。他告诉我，三年前他们全家移民到纽约，父亲不愿负担家累，弃家而走，母亲就那样疯掉了，给关进了市立神经病院。有一天，我们走过东河河边，哥乐士指给我看，对面河岸凸出一个半岛，半岛尖端，有一所红砖大楼，四周都围了很高的铁丝岗。‘我母亲就关在那里头。’哥乐士对我说道，他说他在纽约街头已经了一年多了，遇见过不少奇奇怪怪的人，也染上了一身的恶疾。他的生殖器上，凸起一块块的红斑，我带他到医院去治疗，他患了二期梅毒，打了许多针。他的内衣总沾着点点斑斑黄浊的脓汁，晚上换下来，我便用消毒药水替他洗干净。我那铺单人窄小，晚上我们躺在一起，我一翻身，手肘触中他上的创伤，总是痛得他从睡梦中叫醒，于是我便把我的让了出来给他睡，我躺在他下的地板上，在黑暗中，我听得到他均匀睡的鼻息。三个多月，我天天喂他蛋牛，还有草莓冰淇淋——哥乐士人瘦，食量却大得出奇，每天可以吃一小桶冰淇淋哩—一他的面颊渐渐丰起来，前那几道铁链子箍出来的创伤也慢慢平复了，结成一条条殷红的疤痕。有一天，哥乐士告诉我他要去探望他的母亲，可是他一去，再也没有回来——“然而，阿青，哥乐士失踪了，可是纽约的曼赫登那些棋盘似的街道上，还有千千万万个象哥乐士那样的孩子，夜夜，夜夜，在、在窜逃，在染着病，在公园里被人分尸。那么多，那么多，走了又来，从美国各个大城小镇。有时候在中央公园的树丛里，有时候在地下车站的厕所中，有时候在四十二街的霓虹灯下，我会突然看到一双闪烁烁的大眼睛，那是阿凤的眼睛，痛得在跳跃的大眼睛。于是我便不住要伸出手去抚摸那个孩子的面颊，问他:‘你饿了么？’有一次半夜我带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犹太孩子回家—一他蜷卧在公园外面人行道的长靠椅上，睡着了。我把我的让给他睡，可是天还没亮，他却爬了起来，到处翻我的东西。我没有作声，看着他把我的皮夹从袋里拿出来，还顺手牵走了我一副太眼镜。又一次，我带了一个饿得发抖的意大利孩子回去，我煮了通心粉喂他吃，吃完后，他却倏地出一把弹簧刀来，我给钱，那天正好我的现款用光了。他以为我说谎，暴怒起来，一刀戳到我上，戳偏了，没有中要害。我倒在地上，也没有呼救，血一直沁到我的夹克外面来。我听得到自己的血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渐渐昏了过去。第二天，房东太太叫救护车来把我送进了医院，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输了两千cc的血。我的体虽然很虚弱，可是觉却异样地锐起来，锐得可怕，好象神经末梢全部张开了，一触便发痛。出院那天，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走出医院外面，八十二街近公园那里，靠墙坐着一个老黑人，一个头花白的瞎子乞丐，眨着一双青光眼，在拉拉一架破烂的手风琴，冬天的夕把他那张皱得眉眼模糊的脸照得赤红。那个老黑人正拉奏看一首黑人民谣:goinghome。手风琴的声音在寒冷的暮风里，颤抖抖的。我背着夕，踏着自己的影子，走着走着，突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望:我也要回家，回到台北，回到新公园，重新回到那莲花池畔。可是我还得等两年。两年后，我父亲才过世——”龙子那汩汩上冒的声音，突然间好象干了似的，嘎然中断。窗外那轮黯红的月亮，冉冉沉落到那几扇肥大的芭蕉叶来了，院子里的夏虫，一声短，一声长，仍在细颤颤地叫唤着。我的眼睛酸涩得张不开了，蒙着睡去。等到醒来，纱窗外已经透着青濛濛的曙光。我到呼困难，上好象着一沉甸甸的铁柱一般，是王夔龙那只钉耙般的手臂，正正地横卧在我的心口上。

“你喜什么颜的衬衫？阿青？”王夔龙带我回来的时候，问我道。

“蓝的，”我说。

“明天我们到西门町替你去买一件，”他把我下的衬衫挂到门背上，我的衬衫右肘，破了一个大。

王夔龙要求我搬到他父亲南京东路那幢古老的住宅里，跟他一块儿住。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照顾你。”他在黑暗中向我幽幽地乞求道，他说怎么我也会有那样一双眼睛，一双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头一晚在公园里便发觉了，他伸出他那只瘦棱棱的大手，在不停梳耙着我的头发。离开家三个多月，在有一顿无—顿，昼夜颠倒的子里，也曾有几次，半夜里突然惊醒，有时在候车站的下旅馆里，有时候在万华一间又脏又热的小阁楼一铺陌生人的上，也有一次，竟倒卧在公园里博物馆前的台阶上，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确实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可是有人要收容我的时候，我却又借故溜了。我在公国里才出道一个星期，便遇见了一个好心人，一个姓严的中年人。他在西门町银马车当经理。他介绍我到银马车去当小弟，并且收容我到他金华街的那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才出来还有救，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我穿上了银马车雪白洁净的制服，托着咖啡、红荼、酸梅汤、芒果冰淇淋，十小时不停脚地周旋在那些到西门町来看电影买东西的客人中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在厕所里悄悄地下制服，换上自己的衣裳，趁人不注意，从后门溜了出去。我从中华路朝着小南门一直奔跑下去，愈跑愈快，一口气奔回到公园里，跳到莲花池畔的台阶上。

我突然起了一个逃走的念头，逃出王夔龙父亲这幢古老的官邸外面去。前些时在新南看过一张美国西部片:“黑峡双枭”是讲落为草莽出没峡谷的两兄弟—一哥哥是亨利方达演的。两人一生抢劫为恶，最后被官兵追赶，哥哥掉进了沙里，弟弟伸手去救，一齐给拖进了泥淖中，两个人揪着扯着，慢慢沉沦下去，最后只剩了四只手，伸在沙外，拚命地在抓。我轻轻将龙子的手臂从我上挪开，他那钉耙似的手臂，在我心口上，那样重，直住下沉，我觉得就如同黑峡谷里强盗哥哥伸出的那只急切拚命的手一般，要将我拖进沙里去似的。我悄悄地下了，穿上我那件破了的衬衫，走了出去。外面的铁闸大门上了锁，铁闸很高，门上耸着三尺长黑的铁戟。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翻越出去，把小腿都刺出了血。

20我跟吴约好，我在房间里等他。我在二楼二一五，他在三楼三四四。杨教头叫我和吴到中山北路京华饭店去，只告诉我们旅馆房间的号码。那个人临离开房时，没有开灯，留下了房间钥匙，搁在头五斗柜上，在黑暗中低声说道:房钱已经付过了。我没有看清他的面貌，也没有问他的姓名。他开门掩身出去时，我只觉得他的背影很高，大约有六呎。隔壁的七七餐厅是开通宵的，凌晨一点了，犹自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我躺在上，完了一支烟，吴才来敲门。

我跟吴两人，悄悄地走下楼去，也不到拒台去还房间钥匙，趁着柜台的伙计不注意，溜出了京华饭店。一出去，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便跑起步来，往圆山那个方向跑去，跑了一段路，灯光渐疏，我们才停下来，松了一口气。路上行人已经绝迹，路的两头都是空的，我的一只手搂在吴的肩膀上，我们两人的脚步，同一步调，在人行道上，咄咄咄地一直响了下去。

“小，你的手好了么？”我看见吴的左腕上的纱布绑带已经除去。

“结疤了。”吴把左手却进了袋里去。

“你这个家伙，那天要不是我和小玉、老鼠及时赶到，你这条小命早送掉了！真没出息，姓张的那种人，也值得你去为他割手！难怪小玉骂你，他前天还说，要你把他的血还给他呢。”吴低下头去，一边踢着脚。

“也不是这样说，”吴低声说道“我在张先生那里住了那么久，不知不觉便把他那里当做自己的家了。那天突然间给张先生撵了出来，一时心慌，觉得走投无路，才做出那种事来。张先生那里你是知道的，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怎么不教人留恋呢？”我记得我每次到光武新村张先生的公寓去找吴，他不是在擦地板，便在洗厨房，把张先生那个家，收拾得有条不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张先生请到一位最好的小管家。

“阿青，我记得我头一夜搬到张先生家，在他那间洗澡间里，足足磨了一个多钟头。”吴摇着头笑道。

“你在洗澡间里玩那么久干什么？”

“你不知道，张先生家那间洗澡间有多，全是天蓝的磁砖砌成的，连澡缸也是蓝的——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洗澡缸，澡缸上面还有瓦斯炉，一打开龙头，热水哗啦啦啦就出来了。我放了一缸热水，泡在里头，一直舍不得爬起来，泡得一身红通通——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洗了那么个舒服澡！”

“你这副德！把张先生的洗澡间也说成天堂了！”我忍不住好笑。

“你哪里懂得？”吴叹道“我跟你说过，我从小便跟着我爸到处，我们租的房子，就从来没有一个洗澡间。夏天还可以在天井里冲凉，冬天两三个礼拜才去一次澡堂子。身上臭得自已闻见也要作呕。我又是最干净的人，张先生那个洗澡间，不是天堂是什么？”吴的父亲，在台北监狱，坐牢已经坐了两年多了。他在万华一带贩毒，卖白面，给抓了起来。他父来是广东梅县人，吴说刚到台湾时，他老爸身上还带几金条的，可是他好赌如命，喜赌台湾人的四牌，把金条输光了便干起贩毒的勾当来。头一次下牢，吴的母亲刚怀了他，出世几年都没有见过他老爸，他是在新竹他叔叔家长大的。他父亲出狱把他接走了，东飘西，混了几年，又给捉进牢去。

“给人家扫地出门，滋味不好受哩。”吴幽幽地说道。

“我知道。”我用力搂了他的肩膀一下，那天父亲将我撵出门，我身上没有带钱，在西门町逛了一个下午，平时走过老大房，起士林，玻璃窗橱里那些糕饼，从来也没有注意道，可是那天，那一叠叠一堆堆的红豆糕芝麻饼，看得人直咽口水，腹中咕噜咕噜响个不停，胃里空得直发慌。

“我跟着我老爸，两三年倒换了七八个住的地方，总是因为欠房租，让房东撵走。有一次我们住在延平北路一条巷子里，那家房东太太是个母夜叉。我们欠租，赖了两天，她豁琅琅一家伙把我们的东西统统扔到巷子里去。脸盆、漱口杯，到处滚。我老爸两副最心的四牌，也撒得一地。我老爸先溜了，留下我一个人地捡东西，邻居都在围着看。那一刻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搬进张先生家后，我以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所以特别小心，半点错也不敢犯，没想到末了还是让张先生扫地出门。”吴又那样怨怨艾艾起来。

我们走到圆山儿童乐园门口，停了下来，坐在门口外面的石阶上，我们都去了鞋子，打了赤足，并肩靠在一起。白天这一带那么热闹，儿童乐园里都是孩子们的尖笑声，此刻四周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吴那怨艾的声音，在黑暗里浮沉着。

“那天黄昏，我提了个破箱子，从张先生家走出来，愈走愈糊，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经过一条小河，大概是舒兰街那边吧，我把那只破箱子往河里一扔，心里想:人都不想活了，还要箱子做什么？我是不忿的，我并没有做错事，张先生也那么不留情——”

“张先生是个‘刀疤王五’，有什么情？”

“‘刀疤王五’？”吴愕然道。

“他笑起来，嘴角上好象划过一刀似的，不象个‘刀疤王五’象什么？”

“你真缺德，那么会损人！”吴有点不以为然。

“哟，你这条小命差点送在那个姓张的手里，还那么卫护他！”吴双手抱膝，佝起身子，半晌，才缓缓说道:“张先生那个人，脾气是怪一些，有点忽冷忽热，捉摸不定。但是我看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心肝，只是不太容易亲近。他撵我出门的头一天，对我特别好，还送了一只声宝牌的小收音机给我玩，又赞我的豆瓣鲤鱼做得够味，那晚难得他兴致那么高，跟我两人喝光了一瓶白干，对我说道:‘阿，你知道，你跟我算是跟得最久的了，你想你能跟我一辈子么？’我当然说能，张先生却冷笑道:‘你又来哄我了，你们这些兔崽子，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给你们几分颜，你们就爬到人头上来了！’张先生告诉过我，从前有个孩子跟他住，他很宠那个小家伙，谁知那个小家伙不但不领情，还倒踢一脚，把他的东西偷得光溜走。张先生一提起就恨。我半开玩笑对张先生发誓道:‘张先生，你不信我，我就死给你看！’他叹了一口气，一脸的酒意，摸摸我的头说道:‘阿，你哪里懂得？四十岁的人，不能伤心，也伤不起！’阿青，你莫笑，我宁愿在张先生家天天洗厨房洗厕所，也强似现在这样东飘西游牧民族一般。阿青，你的家呢？你有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