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拥有阴眼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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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邝姐姐相信自己具有眼。她看得到那些已经去世、现在住在间的鬼，那些鬼会从冥界来拜访她位于旧金山巴尔博亚街的厨房。

“利比—阿，”她对我说“猜猜看昨天我看到谁了，猜猜看。”而我本不必猜就知道她在谈的是某个死者了。

邝实际上只是我的半个姐姐，不过我可不想把这事到处加以宣扬，那将是一种侮辱，仿佛她从我们家里只得到了一半的。可把遗传记载摊开来说，也就这些:邝和我有着一个共同的父亲。她出生在中国，而我的兄弟凯文和汤米以及我，却是在我们的父亲——杰克·伊——移居到这儿并娶了我妈妈易丝·肯菲尔德后，出生在旧金山的。

妈妈称她自己是“美国炙什锦——一些肥肥的、白白的、煎炸过的东西”她出生在达荷州的莫斯科市，是那儿第一的军乐队女指挥，还曾经因为种出过一个轮廓像杰米·杜兰特的变形马铃薯而获得过县里博览会的奖项。她告诉我，她曾梦想有一天会长得与众不同——苗条、洋气、高贵，就像在《美好的地球》里因扮演奥兰而获得奥斯卡奖的丝·雷纳一样。当妈妈搬到旧金山来住而且又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后，她做了件稍逊于最佳的事:嫁给了我爸爸。妈妈觉得她在盎格鲁种族之外的婚嫁使得她成了一个自由人“在杰克和我相遇时，”她一直在告诉人们“还有着止种族间通婚的法律呢，我们为情冲破了法律。”可她忘了提起这些法律并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实施过。

在邝十八岁以前，我们——包括我妈妈在内——还没人见过她。事实上，直到我们的父亲死于肾衰竭之前不久，妈妈甚至都不知道有邝的存在。父亲去世时我才不到四岁，但我依然还记得与他在一起的时光:东倒西歪地向前挪着步子倒在他的臂弯里；在浅水池里摸索寻找他扔进去的硬币；还有他去世的那天，我在医院里看到了他，而听了他说的事则吓得我多年以后都不得安宁。

凯文也在那儿，他当时五岁。而汤米还只是个婴儿，所以他与我妈妈的亲戚贝蒂·杜普利——我们必须叫她贝蒂婶婶，她也是从达荷州迁居过来的——一起待在接待室里。我当时坐在一张硬塑椅子上，吃着我父亲从他的午餐托盘里拿给我的一碗草莓果冻；父亲则被撑高躺在上，沉重地呼着。妈妈是一会儿哭，一会儿又快活地忙乎着。我竭力想清楚有什么不对头。我所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父亲在低声说着什么，而妈妈则俯身贴近倾听着。她的嘴巴张得越来越大，接着她的脑袋猛地朝我扭过来，脸都恐怖得变了形。我也被吓坏了:他怎么会知道的？父亲怎么会发现那天早晨我把我的乌或慢慢地戳着，或快速地戳着给冲下马桶去了的呢？我曾想看看它们没了甲会是个什么样，而到最后却是拉断了它们的头。

“你的女儿？”我听到妈妈在说“把她带回来？”我确信他是在叫她把我带到那个闭处去，在我们的狗巴顿丝咬坏了沙发后他就是那么做的。在那以后，我所记得的就是一片混:果冻碗摔落到了地板上，妈妈瞠目瞪着一张照片，凯文抓过去哈哈笑起来，而后是我看到了这张小小的黑白快照，上面是一个有着一头发的瘦小孩子。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听到妈妈在叫喊:“奥利弗，别再争辩了，你现在必须离开。”而我则在哭叫着:“可我会听话的。”在那以后不久，我母亲宣告说:“你爹离开我们了。”她也告诉我们她将把父亲的另一个女儿从中国带来住到我们家里。她没有说要把我送到那个闭处去，但我依然哭泣着，相信所有这一切之间都有着若隐若现的关系——旋转着被冲下马桶去的无头乌、弃我们而去的父亲、另一个很快就要来取代我的女孩儿。甚至在我见到邝之前我就被她吓坏了。

等我到了十岁，我知道了是我父亲的肾脏害死了他。妈妈说他生来就有四个而不是通常的两个肾脏，而且这四个肾脏还全是坏的。贝蒂婶婶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有一套说法。她从来不会没有说法，而且这些说法通常都是来源于像《世界新闻周刊）｝这类刊物。她说他原应是一对联体婴儿，但是在子里时，我父亲——较强壮的一个——食了较弱的另一个，并把额外的两只肾脏也攫为己用。

“或许他也有两颗心脏、两个胃，谁知道呢。”贝蒂婶婶作出这样的说明时，《生活》杂志刚好在刊登有关来自俄国的联体婴儿的图片。我也看过同一个故事:两个女孩子，塔莎和莎莎，在部处相联。她俩美得令人心碎，真不该是畸形儿。这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大约在我学会分数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希望我们能把邝和那对联体婴儿换一下呢，那样我就会有相当于一个整人的两个半体妹妹。我估计那时这地区所有的孩子就都会想成为我们的朋友，希望我们能让他们观看我们跳绳或玩“造房子”的游戏。

贝蒂婶婶也涉及了有关邝出生的故事。这故事不是令人心碎，却是使人困恼。在战争期间，她说，我的父亲是桂林的一个大学生。他经常到天市场去，从一个名叫李晨的年轻女人那儿买活青蛙做菜吃。后来他娶了她；她于1944年生了他们的女儿邝，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瘦小孩子。

贝蒂婶婶对于这桩婚姻同样也有一套说法。

“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你爹长得确是相貌堂堂。他受过大学教育，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和你妈妈一样。那么他为什么要娶一个小农女呢？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那就是原因。”而那时的我已长大到足以懂得没有办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不管是什么病症，总之，在1948年，我父亲的第一个子死于肺部疾病——或许是肺结核。我父亲去了香港以寻找工作，把邝留给他子的妹妹李彬彬照料。李彬彬住在一个名叫长鸣的小山村里。当然了，他送钱给她们维持生活——哪个父亲会不这样做呢？可是到了1949年，共产解放了大陆，我父亲不再可能为他五岁的女儿而回去了。这样一来，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香港，去美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并忘怀了他身后那些悲哀的往事。十一年以后，当他在医院中濒临死亡时，他子的亡魂出现在他的脚“召回你的女儿，”她警告说“否则死后就要受到报应！”那就是我父亲在临死前讲的故事——多年以后，贝蒂婶婶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回溯往事，我能够想象出我妈妈在初次听说这件事时势必会有的那种受。另一个子？一个在中国的女儿？可我们是一个现代美国家庭，我们说的是英语；没错，我们是吃中国食物，但也是像每个人一样，吃的是外卖；我们住在德利市一幢具有农场风格的房子里；我父亲为政府的会计署工作；我母亲出席家长一教师协会的会议；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听我父亲谈论过中国的信呢，他们的行事也和中国的信刚好相反:他们做礼拜并买生命保险。

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仍不断地对大家说他曾是怎样对待她:“就像待中国的皇后一样。”她面对上帝和我父亲的坟墓作了各种各样悲伤绝的许诺。按照贝蒂婶婶的说法，我母亲在葬礼上发誓永远也不再结婚了，她发誓要教导我们这些孩子给伊家争光，她发誓要找到我父亲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邝，并把她带到美国来。

她仅仅信守了最后一个诺言。

我母亲一直因她的慈悲心肠——由季节的自愿奉献冲动融合组成——而不得安宁。有一年夏天，她成了约克玩赏狗拯救行动的一个收养者，得家里至今仍是一股狗的臭味儿；有两个圣诞节期间，她在圣安东尼餐厅给无家可归者分发食物；而现在她与一个是她当前男友的人去了夏威夷。她散发过请援书，筹措过慈善资金，也在促进健康组织的委员会服务过。当此期间，她的热情是真诚的，可到了最终，情况总是这样:原有的热情消退下去了，于是她又关注起新的什么事情来。我猜测我母亲是把邝当作了一个她将会作上一年东道主的外国换学生，一个中国的灰姑娘——她将会自立，而后拥有一种奇妙的美国生活。

在邝来临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妈妈带头营造着快乐的气氛，以使我和我的弟弟们能神振奋地去一个姐姐进入我们的生活。汤米还太小，除了在妈妈说话时点头外什么也干不了。

“又要有一个姐姐了，你们难道不动吗？”凯文只是耸耸肩，表现出一副讨厌样。只有我像个狂热的新兵一样腾雀跃，这原因部分是因为我异常欣喜地得知邝不是来取代我，而是来加入我们家的。

虽说我是个孤独的孩子，可我本来还是宁愿要一只新的乌甚或是一个玩具娃娃，而不愿有个什么人来争夺我母亲那早已分派开来的注意力，迫使我去与之分享那已是菲薄如纪念品的母。在回想这一切时，我当然知道我母亲还是我的，但不是那么全心全意。每当我比较她花在别人——甚至是那些丝毫不相识的陌生人——身上的时间量时，我就会到自己在她喜者的行列中是滑得越来越远，而且一路上还东碰西撞，摔得鼻青脸肿。在她的生活中，她总是有着大量的空闲去与男人约会或与她所谓的女朋友共进午餐，但对我，她却是难以信赖的。带我去看电影或游泳池游泳的许诺，轻易地就会被她以各种借口或忘却取消，或比这还糟:说过的事和说的意思会被她偷偷摸摸地改变:“我恨你那样撅嘴板脸的，奥利弗。”她有一次告诉我说“我并没有保证我与你去游泳，我说的是我想去。”我怎能以我的要求去反驳她的意图呢？

我学会了对事情别太认真，并把我的希望贴上封签然后搁到难以企及的高架上。我告诉自己在那些希望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的，由此来避免深度失望的伤害。这种伤痛并不比打针时的快速刺痛更糟，然而想起这总会让我再次头疼起来。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孩子，我怎会知道我本该得到她更多的呢？是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情储存呢？

所以，我当然是不想邝来作我的姐姐的。恰巧相反，这还正是我为什么要在妈妈面前极力显得高兴的原因。这是一种反向逻辑的曲解形式:如果希望永远不会实现，那么就希望你所不想要的东西。

妈妈说，一个大姐姐就是较大的一个我，又可又漂亮，只是更像中国人，而且能帮我做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于是我想象的就不是一个姐姐，而是另一个我，一个年龄大一点儿的我——手舞足蹈，穿着轻柔合身的衣服，有着令人哀伤可又使人着的生活经历，就像是在《梦断城西》——这部片子我五岁时就看过——里饰演女主人公玛利亚的著名女明星纳塔莉·伍德，只不过这个纳塔莉·伍德眉梢是吊起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和母亲都是按着那些拿腔捏调地说话的女演员在塑造我们希望的模特儿。

有天晚上，母亲在把我进被子里之前，问我是不是要做祈祷。我知道做祈祷意味着说一些别人想听的好话，而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祈求上帝和耶稣能帮助我成为好孩子，接着我又说由于我妈妈一直都在念叨，我希望我的姐姐很快就会到来。当我说“阿门”时，我看到她脸是泪，但又骄傲地笑着。就在我母亲的眼皮底下，我开始收集给邝的礼物:我的口蒂婶婶作为生礼物送给我的围巾、我在圣诞节收到的香橙花科隆香水儿、腻牙的万圣节糖果，并把这些变质和发着怪味儿、东拼西凑的东西以一副可样儿放进妈妈标着“给奥利维亚的大姐姐”的箱子里。我深信由于自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好孩子，所以妈妈不久就会认识到我们并不需要另一个姐妹。

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兄弟们要找到邝是多么的困难。

“在那些子里，”她说“你不能就这么写上一封信，贴上邮票，而后寄到长鸣去。我不得不闯过成堆的官样文章，填写数十份表格。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打破常规来帮助某个来自共产国家的人。贝蒂婶婶认为我简直是在发疯！她对我说:‘你怎么能去收养一个几乎已经成年，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的女孩呢？她将无法分辨对与错或左与右。’”书面工作并不是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必须克服的唯一障碍。在我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妈妈嫁给了鲍伯·拉贾尼。凯文现在称之为“在我们母亲与外国移居者的约会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那只是因为她以为拉贾尼是个墨西哥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妈妈随了鲍伯的姓，从而使得我的兄弟和我的姓名也以拉贾尼结束——当我嫁给了西蒙后，我是很高兴地把它改成了毕晓普。问题在于鲍伯首先就绝不愿邝来，而妈妈一般总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的。在他们离婚以后——那时我正读大学——妈妈告诉了我鲍伯是如何就在结婚之前对她施加力以取消为邝搞的那些文件。我认为她曾打算这样做并把此事给忘了。但是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观察了你的祈祷，你看上去是那样的可和忧伤，祈求着上帝:‘请给我送来中国的姐姐吧。’”邝来到这个国家时，我已大约六岁。我们在旧金山机场的海关区域等待着邝。贝蒂婶婶也在那儿。我的母亲是既紧张又兴奋，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听着，孩子们，她可能会害羞，所以不要跳到她身上去…她会像竹竿一样的皮包骨头，所以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嘲笑她…”当海关官员最终护送邝进入我们等待着的大厅时，贝蒂婶婶指着说:“那就是她，我告诉你们那就是她。”妈妈则摇着头。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奇怪的上了年纪的夫人，圆胖矮小，完全不像妈妈所刻画的那个饥肠辘辘的儿童，或者像我心目中那个魅力四的十多岁的姐姐。她穿着一件灰褐的长袍，宽大的棕脸孔两边垂着大的辫子。

邝儿就不害羞。她扔下她的包，挥动手臂大声喊叫着:“哈罗！哈罗！”她一边仍在呵呵大笑，一边蹦跳着尖声呼叫，就像我家的一条新狗在我们把它放出汽车房时的举动一样。这个全然陌生者一头倒进妈妈的怀抱，然后是父亲鲍伯的怀里。她抓住凯文和汤米的肩膀而后摇撼着。当看见了我时，她变得安静了，蹲到大厅的地板上，向我伸出了她的两只手臂。我拽拉着母亲的裙子“那就是我的姐姐吗？”妈妈说:“瞧，她有着和你父亲一样厚厚的黑发。”我仍然还保存着贝蒂婶婶当时拍的照片:头发鬈曲的妈妈身穿一套马海服装，脸上闪着一抹古怪的笑容；我们的美籍意大利人、继父鲍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凯文和汤米戴着牛仔帽在做鬼脸；邝的手搁在我的肩膀上，咧着嘴笑着；而我则穿着质地轻薄的聚会服装，手指头在正哭喊着的嘴里。

我在哭泣是因为就在拍照片之前那一片刻，邝给了我一件礼物。那是个草编的小笼子，她从她大衣宽大的袖子里拉出来，骄傲地递给了我。我把它凑到眼前，透过草编空隙窥视着里面。我见到的是一个六条腿的怪物:青草般绿，长着锯齿样的嘴颚，突凸的眼睛，眉则是一条鞭子样的东西。我尖声叫了起来，飞快地扔掉了小笼子。

回到家，邝把那只关着已经失去了一条腿的蚱蜢的笼子挂在了那间从此开始我与她合用的卧室里。一等夜幕降临，那只蚱蜢就开始唧唧唧地鸣唱起来，声音响亮得就像是警告人们让开路的自行车铃声。

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对于妈妈来说，邝是个心灵手巧的保姆，甘心情愿、能干利落且不用花钱。在我母亲离开一个下午去美容厅或与她的女友去逛街之前，她会告诉我去粘着邝:“做个乖乖的小妹妹，给她解释任何她所不懂的东西，好吗？”于是每天放学后，邝就拴在了我身上，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等到了读一年级的时候，对于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和丢脸我已经是捻有余了。邝问了那么多笨拙的问题，以至于整个街区的孩子都认为她是来自于火星的人。她会说:“麦当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