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束山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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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班远郊公共汽车开进桑树镇，夜幕已经笼罩了这个平原上的古老小镇。正是伏天，街巷里拥拥挤挤的房屋门口，坐着或躺着乘凉歇息的小镇市民，消停而又悠闲。

“票？”女售票员在车窗口喊“背被卷的——你的车票？”他知道是喊他，把背在肩头的被卷放下来，提到手里，转过身来，看见女售票员从车窗口伸出蓬蓬的烫发头，一双审视严厉的眼睛正紧盯着他，他说:“没有票。”声音的沉静使自己也暗暗吃惊了。

“一块钱。”她说得干脆利落“加罚一张票。”

“钱没有。”他的声音愈加沉静，沉静得有点冷“要这捆被子吗？”

“你——”她噎住了，也火了，瞪起眼，声音提高了“你在哪个单位？”

“我？”他冷笑一声，依然沉静地说“刚从监狱放出来。”

“唔…”中年女售票员眼里掠过一缕不屑纠的卑视神，立时把头缩回车窗里，把穿着白衬衫的脊背转向车窗，车门“咣噹”一声关闭了，公共汽车调过头开走了。

他把被卷重新挎背到肩上，报复似地瞅着车尾上扑闪扑闪发亮的红灯，转过身，走进小镇。

他的一个远门哥哥的箱子里藏着百十本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全是买不到也借不出的稀罕宝贝，他馋涎滴，整天围着哥哥家的门楼踅磨。为了讨好哥哥借给他一本书，他自觉替哥哥家挑水，推土，作为读书的报酬。借读过《静静的顿河》和《血与沙》之后，哥哥再不给他开那只油漆成红的木箱了。

“不敢再借给你看了，要是别人发现了，说我贩毒，我受得了吗？”像狐狸看着够得着而拿不到的葡萄，他简直想给远门同族的哥哥下跪了。没有办法，他太喜读书了。他忽然急中生智，恳求说:“那你…把这一箱书…卖给我行不行？反正你也不看。”

“敢卖吗？这是书。”哥哥说着，瞟了他一眼，试探地问“你能买得起吗？我买这一箱书，花过不少钱哩…”远门哥哥比他大不过十岁，读中学时，也是立志要当中国的第二个巴金。

“文革”中回到黄家坪，娶了媳妇，生了儿女，现在早已成为方圆十里心灵手巧的一位木匠师傅了。他的这一箱子文学书籍，有的是他上学时省吃俭用买来的，有的则是在学校“破四旧”当中从火炕里偷抢出来的。哥哥现在已经无暇翻阅这些书籍了，他要养育儿女，他要挣工分，他要出门给人家割家俱以挣取一家人的吃穿用费。他意识到，哥哥大约想用这一箱书换得买粮食的钱，就不顾自己买得起与买不起，不失时机抓住哥哥已经出来的话柄。

“你甭管我有钱没钱。只要你卖，钱，我会想办法的。”

“…”哥哥嘿嘿嘿笑着，达到卖书——化废为宝的目的了，叮嘱说“千万甭张扬…”一月后，他被逮捕了。罪证确凿，偷卖生产队化肥，有买化肥的外村人的证词，他没有抵赖。公安人员在搜查他独身居住的简陋屋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箱“封资修”的坏书和两本内容“反动”的记。于是，问题的质立时转化了，本该拘留教育的小偷小摸，一下子变成“思想反动”的政治案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切都顺理成章…

“对你的政治问题，全部推倒，平反。”公安人员说，态度是那样叫人到亲切“你今天就可以回家去了。”他愣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突然抱住头“哇”地一声哭了，十八岁的乡村青年，哭得浑身颤抖，站立不稳，蹲下身去，眼泪从指间涌出来，滴在脚下的砖地上。

“小伙子，你的记，本来能使你成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可惜…”公安人员遗憾地说“你却偷了化肥…”他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平静地对公安人员说:“把记还我，把书还我。”

“记本可以给你，当然要给。”公安人员说“那些书…已经烧毁了！”小镇上的两家国营食堂早已门上锁，私人开的小吃铺里生意兴隆，跑短途倒卖的商贩，把装载着鲜瓜果活蔬菜的自行车，停放在铺店门口，一边吃着大碗宽叶面条，一边谈着西安城里农贸市场上的易行情，津津有味。啊呀！农民敢于公开跑生意了…生活显然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到新奇而又陌生。他从街巷里走过去，瞅着小铺里那口冒着热气的面锅，搁在桌头的焦黄的油条，咽着唾，照直走去。

明亮的两盏门灯下，照出一块白底红字的匾牌:桑树镇文化站。

他停住脚步，站在那白底红字的匾牌前踌躇片刻，就走进去了。小院里，挂着阅览室木牌的门口，青年男女出出进进，他三步两步跨上台阶，走进门去，自觉放慢放轻脚步，像朝拜的信徒走进庙堂一般虔诚，悄悄地把那一卷被子从肩上取下来，放到墙角的地上。

生命和活力从心底涨溢起来，面对书籍，他觉得心在膛里颤动。他走到阅览室套间门口，那儿正围着许多青年在借书还书，嚷嚷吵吵，挤作一团。

“我借一套《外国短篇小说选》。”他挤到跟前，恳切地笑笑“要是不行，先借本上册。”

“你的借书证呢？”扎着两小辫的图书管理员，事务式地问。

“我没有借书证。”旁人有人在拥挤，他急了，说“打借条行吗？”

“回去，到你们大队开一张介绍信，领一张借书证。”图书管理员耐心地解释说，已经接过另外一个青年进窗口的借书证，到书架上找书去了。她再回到窗口的时候，说“去吧，这是制度，没有借书证不行。”他退出人窝，走到阅览室大厅里，抓起一位小姑娘刚刚扔下的杂志，是《人民文学》，已经翻得又烂又破了。《神圣的使命》这个标题引了他，他贪婪地读着，不知什么时候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你是哪儿的？”他抬起头，女管理员站在面前，两只本来和气的眼睛，现在正审视他。他慌忙说:“黄家坪…”

“你们公社没有办文化站吗？”她问。

他这才明白，桑树镇文化站是桑树公社办的。他所归属的杨村公社办起没办起文化站呢？他在监狱蹲着，怎能知道呢！他抱歉地说:“要是不准外公社的人进来，那我就走…”

“看书是可以的…只是得打个…招呼。”女管理员犹豫地说，显然是临时想到的藉口。

“看书可以，可不准偷书！”一个头发长得盖着衣领的男青年，左手在兜里，右手夹着一支烟卷，晃悠着一条腿，出一口烟，嘲地盯着他说。他的口像扎进一把刀子，忽地从长凳上站起，攥紧拳头:“你再说一遍！”

“提上你的烂被卷，滚吧！”那青年愈加得意，对围拢过来的男女老幼读者们宣传“我认识他。他是山下黄家坪村的保管员，偷卖队里的肥料，给县公安局逮捕法办咧！你看他那卷被子，八成是刚从劳改场释放出来的…”众人纷纷向他投来鄙夷的眼光，图书管理员惑地盯着他。他浑身都像被枣刺刷子打着，羞愧得无地自容，憎恶地瞅着那个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