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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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天，县上给俺田庄派来了路线教育宣传队。麦收后，宣传队马队长兜里装了一叠厚厚的经验材料，凯旋了。

令人寒心的是，马队长前响刚从田庄拔出脚，俺三队队长志良叔后晌就宣布他不当队长了。

我慌了。

我是副队长，年初选举的时候，大家选我，不过是看我干活不惜力气，办事可靠点儿，让我给志良叔跑跑腿儿。跟他锻炼锻炼。至于四时节令的农活安排，经营管理，全是仰仗他的，我还不入门哩！现时正当忙后三秋管理的紧火时光，他撂了担子，我怎么办呢？

月很好，我奔进大队支部书记田志德家的院子。

香椿树下，田志德被一伙社员包围在中间，吵吵闹闹。

七队妇女郭菊艾，高喉咙大嗓门，喊说:“把俺的围墙挖倒，现时咋办哩？贼娃子要是把那一把粮食灌走，我一家子可怎么活？”我听出意思了，郭菊艾家的庄基地在村子最西边，打土围墙时，往外放出去一尺。其实，那一尺空地外，就是队里水泥砌的自渠，集体本无法使这一尺之地发挥效益，郭菊艾打围墙时就把这一尺空地图进了院子，干部和社员也没有人喊查过此事。马队长不知怎样把这事调查出来，亲自掮上镢头，用军队式的命令动员民兵，把郭菊艾家西边的围墙给挖倒了，为田庄大队争回了一尺之地…

田志德听着，皱着眉，苦楚着脸，说:“甭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二队的成林老汉赶紧抢上话:“把没收俺的羊钱…”这事我也知道。成林老汉的小孙子，一生下来就没吃，老汉买了一只好羊，一天能捋六七斤。孩子吃不完，家里四口人一个胃口，都喝不惯羊那股膻味儿，就用孙子喝剩的羊喂猪。恰好临近小学校有个教员患胃疼病，想订…同样，马队长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钱没收了…

田志德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的表情更苦楚，重复着同一句话:“甭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我看着那一堆纠不休的社员，心里可怜起田志德老汉了。马队长在田庄东戳一扁担，西砸一杠子，打下一锅浆子。现时他股一拍，回县领赏去了，把这一滩粘浆子，全部倒在老汉头上了。

老汉象是麻木了，任谁用高嗓门叫喊也好，用哀求的调调诉叙也好，他一概不动声，开口就是那两句话:“甭急…”我敢说，站在这儿的人，谁也没有我心里的事情关系重大。我拨开人，尽量缓和口气说:“支书，俺的队长撂套不干咧！”老汉猛乍扬起头，吃惊地张着嘴:“啥？”我又说了一遍。他把头沉重地低下去，一只手撑着下巴，一句不吭。

他没问我志良叔为啥半路撂套。他心里比我更清楚:祸还在那位马队长身上。

“我早就担着这份心！”他自言自语，站起来对我说:“咱俩一搭寻志良去。”进了志良家院子，一见面，志良就摇手:“支书，你甭找.也甭说，啥也不顶！”志德坐在砍柴的木墩上烟。他是个实心眼的好人，不发躁，也想不出什么动听的词儿来软化志良，问了半晌，才说:“马队长在时，你为啥不撂套？他在，你撂，我叫他给三队安排队长！”

“我怕把麦子…”志良说“现在，麦收了，秋种了，我该作揖退庙咧！”

“算咧！甭给哥难场受咧！”志德劝说“你数数咱大、小队几十名干部.打下台的不算，谁没受过？还能计较…”

“你甭费唾沫儿咧！老哥！”志良烦躁地说“我的秉你知道，说不干就坚决不干！”

“不管马队长怎样你，咱的社员心里对你没啥！”志德好容易找着了话头儿，更加耐心“都替你…”

“咱不说多余话！”志良无情地打断志德老汉的话，生硬地说“谁再当干部，算是先人在河滩埋着！”志德老汉尴尬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话。志良把话说死了。

无奈，老汉召开三队社员会，选队长。开了三场会，选了四个人，没一个人愿意上场，象是谁教给他们同一句道理:“志良这样的人都挨整，当不下去，谁还能干成？”我看队长选不出来，自己又驾不起辕，干脆，也撂吧！没等得我开口，老支书难受地拍拍我的肩头，说:“没办法！你就挑起来干吧！”我急忙推辞。

“叔明白！你不说叔也明白！可眼下有啥办法？”他说“我给你找几个老农，当参谋…”看看支书为难的神，我不忍心再给他加忧愁，想撂挑子的话急忙说不出口。这样，我忐忑不安地当上了三队队长了。

紧张繁忙的三秋管理季节，玉米要锄草，谷子要薅苗，红薯要翻蔓儿，棉花要打杈，接着就要施肥。化肥供应少得可怜，我正发愁这二百多亩秋田，真会成了卫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发蔫。社员们思想散里散伙，大概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吧！我急得东跑西颠，眼也红了，声也哑了。听说夜晚浇地的人把水放到地里，任水，自己在渠岸上睡觉，我忍不住发火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仍不抵事！

老支书给我把参谋还没找妥，就到公社参加什么学习班去了。我自己找了几个老农商量，有的说这样办，有的说那么干，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怕我把三队搞烂了，他们要落话把儿。

“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妈妈说“再干下去，怕…”

“哼呀！你当那个队长好当？那不是抢篮球！”爸爸教训我说“一百几十号劳力，二百多亩庄稼，那是闹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胆子大！”我吃着饭，听着妈妈担心的劝说，爸爸的训戒，心一横:吃罢饭，上公社，找支书，不干咧——确实不干了呀！

主意一定，我赶紧吃饭。不料，一抬头，富农分子田学厚站在当面。奇怪，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有啥事？”他答:“我来思想改造汇报材料。”噢，我记起了。按照马队长天给队里严格立下的制度规定，四类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产队长兼治安员汇报，月底给大队汇报，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汇报一次。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说:“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队长咧！”他说:“我得按时，你今天还是！”其实也无所谓，你就吧！

他从着蓝布带子的口装里，掏出折迭着的材料纸，放到我搁着饭碗、菜碟的石桌上，转过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么思想改造汇报材料！他放在那儿，我冷漠地瞧了一眼，连动一指头的兴趣也没有。

一阵风从大门儿吹进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儿，把那份材料从石桌上吹到地上，翻了几个过儿，散开了。

我拣起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又照旧迭好，却发现地上还散落着二指宽的一绺纸条儿，也就顺手拾了起来。